宋代流行“榜下捉婿”之风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榜下捉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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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流行“榜下捉婿”之风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变得更加完善和严密，北宋朝的官员中，科举出身者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南宋的比例则更高，正所谓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所以就有很多名门家族希望家族里出了几个考中科举的男子或者几个嫁给科举出身的女子，由此就有了“榜下捉婿”这一风气。[1]
科举制度是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可以说，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不但给了布衣读书人进入仕途的机会，还给了他们婚姻的另一种选择，不过，有时却是强加的。
到了宋代，读书人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成了“女婿”的热门人选，使得“榜下捉婿”一词由此诞生。
其实，“榜下捉婿”是宋代的一种婚姻文化，即：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为“捉婿”。
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涵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它说明宋时经济已经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
然而，看“榜下捉婿”也是有限定的，就是在“榜下”。殿试结束后是唱名仪式，之后则是新及第者的宴会活动。不过，这是在两处进行的事情，而中间的路程，就成了一些豪贵家族“择婿”的场所。对于这一场景，民间更是流传着不少笑话。
《宋史》倒是真的记载了一个进士被“捉婿”的故事。
冯京考中进士后，外戚张尧佐相中了他。于是，仗着自己的势力，派人将冯京拖到了自己家中，不但给他立即“束之以金带”，还告诉他：“这是圣上的意思。”但岂料，人家压根不甩，“笑而不视”。大文豪欧阳修也是如此做了人家的女婿，他和王拱辰在天圣年间不仅同时登科还同时成了参知政事薛奎的女婿。
其实，历史上一些知名人士，都曾参与过“抢女婿”的活动。比如：蔡京相中了傅察，对方却不想有这样的老丈人。秦桧看中了郭知运，手段蛮是强硬，对方也是给予拒绝了。除此之外，这些新科进士不但被达官们盯着，连富商们都不想错过，不过，因为成功率不高，所以才出现了像冯京这样被逼婚的暴力场景。
既然榜下找女婿的竞争过于激烈，于是，一些有眼光的老丈人干脆在榜前筛选女婿。在《石林燕语》中就记载了宰相李沆选婿的故事：说王曾“初就殿试”，被他后来的老丈人相中，还说他“后亦当公辅”。果然，这位女婿很是给力，婚后中了状元，官至宰相。
类似这种择婿的故事还有不少，只是难度系数太大，风险太高。所以，很多人还是宁愿在放榜后再做定夺。否则，押错了就亏大了。
其实，不可小瞧古人的智慧，既然榜前挑女婿有风险，榜下找女婿竞争对手太多，那就干脆来个“协定”，只要中了进士，婚约就继续。
当然，这也有成功的案例，《夷坚支甲》说黄左之的婚事，就是这种形式。他被一个富商相中，并约定如果考中进士，就将女儿嫁于他。后来，倒也成就了一桩姻缘。不过，这种方式用的人很少。
谁知道这准女婿何时可以考中进士?在古时，女子是等不起的。还有一点就是，约定只是约定，双方又没正式定亲，万一男方不守约定，女方一点办法都没有。
其实，这和榜前挑女婿一样，风险极大。然而，这只是宋代特有的一种现象，当时朝廷很是重视科举官僚，当然，也会影响到当时人们的婚姻观念。不过，在有科举制度之前，能进入仕途，可不是看你读了多少书，而是要看你的门第。
秦朝选官有三个标准：
第一，要看你有没有钱，没钱不可为官，这是沿袭了前朝选拔官吏的制度;
第二，要会写字、懂法律，这和秦朝特殊的国情有关，连续几任国君，都对“法”特别痴迷;
第三，年龄至少要满17岁。这倒是好理解，年龄一般和阅历、经验成正比。
除此之外，还有分封制和世袭制等，这和后来的朝代倒也没有太大差别。由此看来，在秦朝当个官，好像不是很难，前提是先挣钱。
“察举制”是西汉刘邦年间开始，有“岁举”和“诏举”两种，为寒门的读书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岁举”是每年推举一次，科目有“孝廉”，孝是前提，廉只为参考。
这种举孝廉的人选，包括地方上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及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每年由郡国向中央推举，官吏可以得到去中央任郎官的机会。所以说，对于寒门儒生而言，这是唯一的入仕机会。
当年，刘邦建立西汉，迫切需要贤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因为，秦朝的选官制度显然不适用于当时的环境，于是，刘邦先后两次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到了东汉，也是沿用此制度。那时的焦仲卿就是因对母亲极孝被举，做了个庐江小吏。
在无科举制度时，用这项制度选拔官员也算合理，对至亲可以做到至孝想来心地不会太恶治理政务时也不会太失偏颇。即使后来有了科举制度，对于“孝廉”，朝廷一样重视。对一官员来说，能力固然重要，品行更是决定其能否真正心系社会、国家的重要因素。
但不管怎样，科举制度一直都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这不仅扩展了人才的社会层面，还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