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流行「榜下捉婿」之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榜下捉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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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流行「榜下捉婿」之風科舉制度發展到宋代，變得更加完善和嚴密，北宋朝的官員中，科舉出身者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南宋的比例則更高，正所謂滿朝朱子貴，儘是讀書人。所以就有很多名門家族希望家族裡出了幾個考中科舉的男子或者幾個嫁給科舉出身的女子，由此就有了「榜下捉婿」這一風氣。[1]
科舉制度是中國及受中國影響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這一制度在中國前後經歷一千二百餘年。可以說，隋唐開始的科舉制度，不但給了布衣讀書人進入仕途的機會，還給了他們婚姻的另一種選擇，不過，有時卻是強加的。
到了宋代，讀書人的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們成了「女婿」的熱門人選，使得「榜下捉婿」一詞由此誕生。
其實，「榜下捉婿」是宋代的一種婚姻文化，即：在發榜之日各地富紳們全家出動，爭相挑選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簡直就是「搶」，坊間便稱其為「捉婿」。
宋人筆記對「榜下捉婿」多有涉及，這種近似金錢交易的「捉婿」，蘊涵了特定的社會文化內涵，它說明宋時經濟已經崛起，富裕起來的平民階層渴望跨入上層社會。
然而，看「榜下捉婿」也是有限定的，就是在「榜下」。殿試結束後是唱名儀式，之後則是新及第者的宴會活動。不過，這是在兩處進行的事情，而中間的路程，就成了一些豪貴家族「擇婿」的場所。對於這一場景，民間更是流傳着不少笑話。
《宋史》倒是真的記載了一個進士被「捉婿」的故事。
馮京考中進士後，外戚張堯佐相中了他。於是，仗着自己的勢力，派人將馮京拖到了自己家中，不但給他立即「束之以金帶」，還告訴他：「這是聖上的意思。」但豈料，人家壓根不甩，「笑而不視」。大文豪歐陽修也是如此做了人家的女婿，他和王拱辰在天聖年間不僅同時登科還同時成了參知政事薛奎的女婿。
其實，歷史上一些知名人士，都曾參與過「搶女婿」的活動。比如：蔡京相中了傅察，對方卻不想有這樣的老丈人。秦檜看中了郭知運，手段蠻是強硬，對方也是給予拒絕了。除此之外，這些新科進士不但被達官們盯着，連富商們都不想錯過，不過，因為成功率不高，所以才出現了像馮京這樣被逼婚的暴力場景。
既然榜下找女婿的競爭過於激烈，於是，一些有眼光的老丈人乾脆在榜前篩選女婿。在《石林燕語》中就記載了宰相李沆選婿的故事：說王曾「初就殿試」，被他後來的老丈人相中，還說他「後亦當公輔」。果然，這位女婿很是給力，婚後中了狀元，官至宰相。
類似這種擇婿的故事還有不少，只是難度係數太大，風險太高。所以，很多人還是寧願在放榜後再做定奪。否則，押錯了就虧大了。
其實，不可小瞧古人的智慧，既然榜前挑女婿有風險，榜下找女婿競爭對手太多，那就乾脆來個「協定」，只要中了進士，婚約就繼續。
當然，這也有成功的案例，《夷堅支甲》說黃左之的婚事，就是這種形式。他被一個富商相中，並約定如果考中進士，就將女兒嫁於他。後來，倒也成就了一樁姻緣。不過，這種方式用的人很少。
誰知道這准女婿何時可以考中進士?在古時，女子是等不起的。還有一點就是，約定只是約定，雙方又沒正式定親，萬一男方不守約定，女方一點辦法都沒有。
其實，這和榜前挑女婿一樣，風險極大。然而，這只是宋代特有的一種現象，當時朝廷很是重視科舉官僚，當然，也會影響到當時人們的婚姻觀念。不過，在有科舉制度之前，能進入仕途，可不是看你讀了多少書，而是要看你的門第。
秦朝選官有三個標準：
第一，要看你有沒有錢，沒錢不可為官，這是沿襲了前朝選拔官吏的制度;
第二，要會寫字、懂法律，這和秦朝特殊的國情有關，連續幾任國君，都對「法」特別痴迷;
第三，年齡至少要滿17歲。這倒是好理解，年齡一般和閱歷、經驗成正比。
除此之外，還有分封制和世襲制等，這和後來的朝代倒也沒有太大差別。由此看來，在秦朝當個官，好像不是很難，前提是先掙錢。
「察舉制」是西漢劉邦年間開始，有「歲舉」和「詔舉」兩種，為寒門的讀書人提供了進入仕途的機會。「歲舉」是每年推舉一次，科目有「孝廉」，孝是前提，廉只為參考。
這種舉孝廉的人選，包括地方上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及通曉儒家經書的儒生，每年由郡國向中央推舉，官吏可以得到去中央任郎官的機會。所以說，對於寒門儒生而言，這是唯一的入仕機會。
當年，劉邦建立西漢，迫切需要賢者來幫助他治理國家。因為，秦朝的選官制度顯然不適用於當時的環境，於是，劉邦先後兩次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到了東漢，也是沿用此制度。那時的焦仲卿就是因對母親極孝被舉，做了個廬江小吏。
在無科舉制度時，用這項制度選拔官員也算合理，對至親可以做到至孝想來心地不會太惡治理政務時也不會太失偏頗。即使後來有了科舉制度，對於「孝廉」，朝廷一樣重視。對一官員來說，能力固然重要，品行更是決定其能否真正心繫社會、國家的重要因素。
但不管怎樣，科舉制度一直都是封建時代所能採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這不僅擴展了人才的社會層面，還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層社會的人士進入統治階級。特別是唐宋時期，科舉之初顯示出生氣勃勃的進步性，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