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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慈法師

中文名稱;應慈

別名;余鐸

出生地;安徽歙縣

出生日期;1873年

逝世日期;1965年

職業;僧侶

代表作品;《心經淺說》、《正法眼藏》、

         《八识规矩颂略解》

應慈法師(1873-1965)安徽歙縣人,俗姓余,字顯親,自號華嚴座主。師畢生以弘揚華嚴為職志,以參禪為心宗,倡刻《華嚴經》三種譯本、《華嚴五教章》(法藏)、《華嚴大疏演義鈔》(澄觀)及《法華》《楞嚴》《楞伽》等諸經疏。他是佛教界一位愛國愛教的高僧,抗戰時期,多次拒絕敵偽請他主持法會的要求,其民族氣節,為世人所稱頌。主要著述有《心經淺說》《正法眼藏》《八識規矩頌略解》等。

人物生平

應慈老法師(一八七三---一九六五),俗姓余,名鐸,號振卿,法號顯親,晚年別署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縣,其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個鹽商家庭,家中資財富有,其父在應慈幼年時就病故了,他的母親,在妊娠期間曾夢見僧名引磐,爾後生下了法師。[1]

因為其母篤信佛道,每天念誦《金剛》《彌陀》《大悲》等咒語時,法師聽到就心生喜歡,暗暗誦記於心。12歲時就隨母親一起吃素。母親見幼年的應慈天資聰穎,讀書頗為上進,就希望他走上士途之路。法師不辜負母親的期望,真的考上了秀才。當時正值國家內憂外患,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腐敗無能,目睹國家日益衰敗,法師無意於仕途。母親希望他早日成家立業,就為他婚配,以為他至少得守住父親留下的那筆產業。誰知婚後不久,其妻就亡故了。母親又為他續妻,不久亦亡。於是鄰人和親友私下都說他是"和尚命"。法師聽到這些話以後,不由得生出對於世俗人生虛幻無常的感念,覺得如果再娶,豈不等於自己手刃他人,殺生害命。念及這一層,應慈法師實在於心不忍,遂發出家修行之念。 中年披剃,原與其法兄月霞法師共同得法於常州天寧寺禪宗大德冶開門下,傳臨濟宗第四十二世。自習華嚴教法後,應慈隨侍月霞左右十二載之久,敬事如師,始終不懈。當月霞上海創辦華嚴大學時,他充任副手,襄助其事。一九一七年月霞示寂前,嘗握其手,囑咐道:"善弘《華嚴》,莫作方丈"。從此,應慈一生恪守法兄遺訓,未嘗少改,以雲遊海內,廣宣《華嚴》為業。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零八年開始,到一九五八年為止,他共講經三十餘次2。其中大都是一次講多部經典,但始終不曾擔任住持之職,並且分別於常州、南京、上海等地興建華嚴速成師範學院、清涼學院、華嚴學院,培育弘法人才。

1898年,師辭家去南海朝禮普陀山,發誓在佛門淨土守住自己。恰好在途中遇見南京三聖庵的明性禪師。應慈力請明性禪師收自己為弟子,明性聽他講出自己的身世,唯恐他富家弟子難耐佛門的清苦,難行梵行,於是就提出條件,先考驗他三年,觀其心志。此後,應慈一改在俗時形成的生活習慣,布衣粗食,不辭勞苦,如是三載,明性觀其行,以為孺子可教,就為他剃度出家。

1900年,應慈乞戒於寄禪和尚座下,後又隨鎮江金山寺的大定和尚習禪。1901年至1902年秋朝禮天竺雲棲寺,在西湖靈隱寺昭慶寺卓錫兩年。1903年秋,他奉師父之命到常州開寧寺參謁冶開禪師。一天,他進入禪堂答冶開法師的話頭,冶開問:"念佛是誰?"答曰:"無是誰,無非誰!"由此得到冶開法師的器重,並於1904年與明鏡、月霞、惟寬一起被冶開法師引為入室弟子,受記為臨濟宗第42世。其後,又隨月霞法師參研《華嚴》奧義,歷12寒暑。1917年,月霞法師圓寂,他遵受師之遺囑"力弘華嚴,不作方丈"。

法師教化一切有情,莫不先端正自己,用自己的"誠"與"正"來降服他人。一次,有一位老居士聽信別人的傳言,竟闖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當時應慈法師正在讀經,這突兀而來的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都打了下來,他看清了來者是誰後,彎腰從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繼續看他的經書。過了一段時間,等事情弄清楚了,這位居士又登門謝罪,請求懺悔。應慈法師笑着說:"不知不罪,知錯認罪,難能可貴。"

法師平時待人隨和,但嚴守佛禮,依教奉行,毫不苟且,風骨嶙峋。一次,他與弟子一起吃飯,弟子們你言我語,講個不停,應慈法師一言不發、默默站起來,提筆寫了一首詩,批評吃飯時講家常話的不良習慣。自此以後,弟子們吃飯再也不講家常話了。 民國元年,他和月霞法師經人介紹在上海的哈同華嚴創辦華嚴大學。在這裡,他除講授佛學外,每日還堅持修習禪定。後來,園主人羅迦陵要法師們於每月農曆初一、十五日給主人做禮拜。應慈法師與月霞法師堅持出家人不應向在家人禮拜的原則,到杭州繼續辦學。

法師在出家前,因曾修儒學,所以對此有較深的根基。出家後在講經說法之時,常融儒入佛,要求學佛人先做一個正人君子,然後才能學好佛。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究竟與根本,於迷情無明的人生中走向正覺的自由、解脫的人生。他認為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仁、 義、禮、智、信的精神有相似之處。他認為佛法主張的佛法不離世間,巧把塵勞作佛事的思想,可以理解為做人要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他主張修行人要去掉一切物情,覺破一切迷惑,離念除妄,惟此才能不動心,不動才能定,定而生慧,才能覺己覺人。這才是學佛之道。他堅持佛法救助世間,首先在於救助人心的道理,他用圓融的智慧,以他對儒佛的參學合為一體,來浸潤眾生的性靈,使這些覺情迷苦的人獲得一種精神的救助,儘管當時時局多變,海內兵氛鼎沸,風鶴頻驚,而法師仍能克服種種困難,堅持講經說法,闡揚大乘,以增加人們在這內外交困的世間活下來的勇氣和信心,來直面人生。

晚年安居於上海慈雲寺之印月禪室,仍以弘揚華嚴為職志。一九四九年,在法雲寺講華嚴初祖杜順《法界觀門》,並一度到南京講《華嚴經》。一九五四年,當選「上海第一屆人代會代表」,並以後各屆連任。同時也被推選為上海佛教協會名譽會長。一九五七年,以八十五歲的高齡,在上海玉佛寺講《華嚴經》全部。同年,他又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一九六二年,在中國佛協的第三屆代表大會上,他被推舉為佛協的名譽會長,併兼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一九六五年八月卅一日,病逝於上海慈雲寺,世壽九十三歲,僧臘六十七年。法師的靈龕由真禪法師親自護送至常熟虞山興福寺入塔。

1965年,應慈法師圓寂,世壽93歲,僧臘63載。[2]

作品

應慈法師一生計講經論大小諸部 24種,70餘次講經法會,其中大部經典如《華嚴》《法華》《楞嚴》等有32次法會,而宣講三譯《華嚴》占14次,加上《華嚴懸談》和《華嚴經探玄記》8次,合為22次法會,有的法會長達一年。 1957年85歲,仍在上海玉佛寺弘講全部《華嚴》,法師80歲時,有人勸他多加休息,法師說:"八十老翁,日薄崦嵫,餘光垂微,不以說法利生,供養塵剎,復何圖耶?" 這種在學佛中求得的對待人生的態度,一直是應慈法師處世的根本。所以法師在有生之年,常行精進。除弘法以外,法師還開辦僧學,培養人才。 1911 年,法師在上海哈同開辦華嚴大學之時,就造就了不少如持松、常惺、戒塵、慈舟等高材生。

法師對於佛法的弘揚,除了講經說法外,還致力於刊印經籍,傳佛心印。法師先是襄助常州天寧寺冶開禪師創辦毗陵刻經處。該處所刊印經書的卷數,幾乎與金陵刻經處相等,還為揚州眾香庵校刊很多經典。1939年,應法師在上海蔣維喬葉恭綽等居士發起組織華嚴經疏鈔編印會,搜集古今中外各種不同版本進行參校,時艱事巨,於1941年冬全稿終告竣。1944年印成400部,計 16000冊。 11942年,在常熟虞山興福寺刊印《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會本》。1943年,在上海印行華嚴初祖杜順和尚的《法界觀門》。在1945年出版了《賢道探玄記》及《地藏三經》。1948年,又命校勘《清涼行願品疏》。1952年,法師聽說揚州大、小品《般若波羅密經》,十年前毀於外禍,在他的努力推動下,重刊大小品《般若》,使之流通於世。

人物評價

應慈法師一貫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是我國當代愛國愛教的典範人物。 在舊社會,他常說,寧願終身入憂苦,不將佛法作人情。他從不結交權貴,不貪圖名聞利養,只希望國家富強,人民安康。但是舊社會的混亂無序和動盪,使他的希望全部落空,失望之餘,常對弟子說:今天五倫八德、舜日堯天都被黑暗所籠罩,傷心慘目,無何而救我同胞夫?……吾人不禁為人道憂,更不禁為國家憂!在抗戰期間,應慈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敵偽仰其威望,曾多次請其出面主持法會,粉飾太平,他則以民族氣節為重,大義凜然,斷然拒絕,並四處奔走,呼籲抗日,高風亮節,為世人所讚頌。他說:國家安寧,人民安康之時,出家人自應隱山清修,一旦國家有難,國人應不分老幼男女,在家、出家,都應全力以赴,走向救國救民的行列中。他在1943年出版的僧侶抗戰工作史《奮訊集》的序言中說:當八·一三抗戰軍興,敵寇之凶焰萬丈,而我東南重鎮之大上海,首當其衝。方是時,凡我中華志士,莫不奮臂探戈,共衛祖國,敵愾同讎,人懷雪恥之心,士無反顧之戀。我佛教明眼知識,首有僧侶救護隊之組織,貫救世救人之大願。救國救民之心躍然於紙上。

在解放前夕,當時佛教界有些好心僧侶、朋友,由於當時對我黨的宗教政策不完全理解,紛紛前來勸說大師離開大陸,有的甚至在海外為他安排了條件優越的寺宇,他不為所動,後來有些人還勸他的親傳弟子真禪來勸說大師一同離開,但他師徒二人相互勉勵,婉言相拒,堅留大陸不走。

建國後,應慈深刻領會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看着黨領導的全國各行各業蒸蒸日上,更加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在抗美援朝時,他看到各地都在為支援抗美援朝戰爭作貢獻時,就率先在全國倡導成立抗美援朝上海僧侶分會,無償捐錢捐物支援當代最可愛的人--志願軍,為反法西斯鬥爭作出自己的貢獻。1956年,他在上海佛協第二屆代表會上致開幕詞時說:解放以來,我們國家的面貌出現了新的氣象,發揚了佛教優良傳統,調動了佛教徒的積極性,認識到佛教徒在祖國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鬥爭的方向,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1959年的國慶十周年時,他在《現代佛學》雜誌上發表《國慶十周年獻詞》八偈,熱情洋溢,充滿了愛國之心。1960年,他立下遺囑,要求身後"不報諸山,不驚外客"。同時叮囑"一生積蓄存儲人民銀行,以備修理清涼國師及杜順法師二塔"。臨終時,他仍諄諄囑咐弟子們:"我去世後,望我後輩弟子及學人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學習,擁護政策法令,積極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法師一生解行並進,宗說兼通,講經傳戒,參禪說教,興辦佛教學院,刊印徑典註疏,把精力都傾注在一點一滴的利生護法的事業上,他真正看淡了浮名,堅持不作方丈,以免為事物糾纏,故身無長物,一生過着"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游"的雲水生涯。而對於著書立說,亦認為古往今來,佛注論疏早已是汗牛充棟。當務之急是精研佛理,依教奉行,足夠應用。以此可見,應慈法師既不注重玄談佛經奧義,也不忙於著書立說,他是將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動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眾生、救心、救身、救世。

他一生實踐佛陀的"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的宗旨,碩德高行,體現了在自己的詩中表述的姿態與境界。正信、灑脫,不為外務所累,春風怡然。

應慈畢生以弘揚《華嚴》為志願,以參禪為心宗,他曾倡刻《三譯華嚴》、《賢首五教儀》、《楞嚴》、《法華》、《楞伽》等諸經疏,並刊印《華嚴經探玄記》等,對《華嚴》典之弘傳,畢生不懈。遺留的著述,有《心經淺說》、《正法眼藏》、《八識規矩頌略解》等。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