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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慈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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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應慈 別名；余鐸 出生地；安徽歙縣 出生日期；1873年 逝世日期；1965年 職業；僧侶 代表作品；《心經淺說》、《正法眼藏》、 《八识规矩颂略解》

應慈法師(1873-1965)安徽歙縣人，俗姓余，字顯親，自號華嚴座主。師畢生以弘揚華嚴為職志，以參禪為心宗，倡刻《華嚴經》三種譯本、《華嚴五教章》(法藏)、《華嚴大疏演義鈔》(澄觀)及《法華》、《楞嚴》、《楞伽》等諸經疏。他是佛教界一位愛國愛教的高僧，抗戰時期，多次拒絕敵偽請他主持法會的要求，其民族氣節，為世人所稱頌。主要著述有《心經淺說》、《正法眼藏》、《八識規矩頌略解》等。

人物生平

應慈老法師(一八七三---一九六五)，俗姓余，名鐸，號振卿，法號顯親，晚年別署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縣，其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個鹽商家庭，家中資財富有，其父在應慈幼年時就病故了，他的母親，在妊娠期間曾夢見僧名引磐，爾後生下了法師。

因為其母篤信佛道，每天念誦《金剛》、《彌陀》、《大悲》等咒語時，法師聽到就心生喜歡，暗暗誦記於心。12歲時就隨母親一起吃素。母親見幼年的應慈天資聰穎，讀書頗為上進，就希望他走上士途之路。法師不辜負母親的期望，真的考上了秀才。當時正值國家內憂外患，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腐敗無能，目睹國家日益衰敗，法師無意於仕途。母親希望他早日成家立業，就為他婚配，以為他至少得守住父親留下的那筆產業。誰知婚後不久，其妻就亡故了。母親又為他續妻，不久亦亡。於是鄰人和親友私下都說他是"和尚命"。法師聽到這些話以後，不由得生出對於世俗人生虛幻無常的感念，覺得如果再娶，豈不等於自己手刃他人，殺生害命。念及這一層，應慈法師實在於心不忍，遂發出家修行之念。 中年披剃，原與其法兄月霞法師共同得法於常州天寧寺禪宗大德冶開門下，傳臨濟宗第四十二世。自習華嚴教法後，應慈隨侍月霞左右十二載之久，敬事如師，始終不懈。當月霞在上海創辦華嚴大學時，他充任副手，襄助其事。一九一七年月霞示寂前，嘗握其手，囑咐道:"善弘《華嚴》，莫作方丈"。從此，應慈一生恪守法兄遺訓，未嘗少改，以雲遊海內，廣宣《華嚴》為業。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零八年開始，到一九五八年為止，他共講經三十餘次2。其中大都是一次講多部經典，但始終不曾擔任住持之職，並且分別於常州、南京、上海等地興建華嚴速成師範學院、清涼學院、華嚴學院，培育弘法人才。

1898年，師辭家去南海朝禮普陀山，發誓在佛門淨土守住自己。恰好在途中遇見南京三聖庵的明性禪師。應慈力請明性禪師收自己為弟子，明性聽他講出自己的身世，唯恐他富家弟子難耐佛門的清苦，難行梵行，於是就提出條件，先考驗他三年，觀其心志。此後，應慈一改在俗時形成的生活習慣，布衣粗食，不辭勞苦，如是三載，明性觀其行，以為孺子可教，就為他剃度出家。

1900年，應慈乞戒於寄禪和尚座下，後又隨鎮江金山寺的大定和尚習禪。1901年至1902年秋朝禮天竺雲棲寺，在西湖的靈隱寺、昭慶寺卓錫兩年。1903年秋，他奉師父之命到常州的開寧寺參謁冶開禪師。一天，他進入禪堂答冶開法師的話頭，冶開問:"念佛是誰?"答曰:"無是誰，無非誰!"由此得到冶開法師的器重，並於1904年與明鏡、月霞、惟寬一起被冶開法師引為入室弟子，受記為臨濟宗第42世。其後，又隨月霞法師參研《華嚴》奧義，歷12寒暑。1917年，月霞法師圓寂，他遵受師之遺囑"力弘華嚴，不作方丈"。

法師教化一切有情，莫不先端正自己，用自己的"誠"與"正"來降服他人。一次，有一位老居士聽信別人的傳言，竟闖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當時應慈法師正在讀經，這突兀而來的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都打了下來，他看清了來者是誰後，彎腰從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繼續看他的經書。過了一段時間，等事情弄清楚了，這位居士又登門謝罪，請求懺悔。應慈法師笑着說:"不知不罪，知錯認罪，難能可貴。"

法師平時待人隨和，但嚴守佛禮，依教奉行，毫不苟且，風骨嶙峋。一次，他與弟子一起吃飯，弟子們你言我語，講個不停，應慈法師一言不發、默默站起來，提筆寫了一首詩，批評吃飯時講家常話的不良習慣。自此以後，弟子們吃飯再也不講家常話了。 民國元年，他和月霞法師經人介紹在上海的哈同華嚴創辦華嚴大學。在這裡，他除講授佛學外，每日還堅持修習禪定。後來，園主人羅迦陵要法師們於每月農曆初一、十五日給主人做禮拜。應慈法師與月霞法師堅持出家人不應向在家人禮拜的原則，到杭州繼續辦學。

法師在出家前，因曾修儒學，所以對此有較深的根基。出家後在講經說法之時，常融儒入佛，要求學佛人先做一個正人君子，然後才能學好佛。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究竟與根本，於迷情無明的人生中走向正覺的自由、解脫的人生。他認為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仁、 義、禮、智、信的精神有相似之處。他認為佛法主張的佛法不離世間，巧把塵勞作佛事的思想，可以理解為做人要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他主張修行人要去掉一切物情，覺破一切迷惑，離念除妄，惟此才能不動心，不動才能定，定而生慧，才能覺己覺人。這才是學佛之道。他堅持佛法救助世間，首先在於救助人心的道理，他用圓融的智慧，以他對儒佛的參學合為一體，來浸潤眾生的性靈，使這些覺情迷苦的人獲得一種精神的救助，儘管當時時局多變，海內兵氛鼎沸，風鶴頻驚，而法師仍能克服種種困難，堅持講經說法，闡揚大乘，以增加人們在這內外交困的世間活下來的勇氣和信心，來直面人生。

晚年安居於上海慈雲寺之印月禪室，仍以弘揚華嚴為職志。一九四九年，在法雲寺講華嚴初祖杜順的《法界觀門》，並一度到南京講《華嚴經》。一九五四年，當選「上海第一屆人代會代表」，並以後各屆連任。同時也被推選為上海佛教協會名譽會長。一九五七年，以八十五歲的高齡，在上海玉佛寺講《華嚴經》全部。同年，他又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一九六二年，在中國佛協的第三屆代表大會上，他被推舉為佛協的名譽會長，併兼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一九六五年八月卅一日，病逝於上海慈雲寺，世壽九十三歲，僧臘六十七年。法師的靈龕由真禪法師親自護送至常熟虞山興福寺入塔。

1965年，應慈法師圓寂，世壽93歲，僧臘63載。

作品

應慈法師一生計講經論大小諸部 24種，70餘次講經法會，其中大部經典如《華嚴》、《法華》、《楞嚴》等有32次法會，而宣講三譯《華嚴》占14次，加上《華嚴懸談》和《華嚴經探玄記》8次，合為22次法會，有的法會長達一年。 1957年85歲，仍在上海玉佛寺弘講全部《華嚴》，法師80歲時，有人勸他多加休息，法師說:"八十老翁，日薄崦嵫，餘光垂微，不以說法利生，供養塵剎，復何圖耶?" 這種在學佛中求得的對待人生的態度，一直是應慈法師處世的根本。所以法師在有生之年，常行精進。除弘法以外，法師還開辦僧學，培養人才。 1911 年，法師在上海哈同開辦華嚴大學之時，就造就了不少如持松、常惺、戒塵、慈舟等高材生。

法師對於佛法的弘揚，除了講經說法外，還致力於刊印經籍，傳佛心印。法師先是襄助常州天寧寺冶開禪師創辦毗陵刻經處。該處所刊印經書的卷數，幾乎與金陵刻經處相等，還為揚州眾香庵校刊很多經典。1939年，應法師在上海與蔣維喬、葉恭綽等居士發起組織華嚴經疏鈔編印會，搜集古今中外各種不同版本進行參校，時艱事巨，於1941年冬全稿終告竣。1944年印成400部，計 16000冊。 11942年，在常熟虞山興福寺刊印《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會本》。1943年，在上海印行華嚴初祖杜順和尚的《法界觀門》。在1945年出版了《賢道探玄記》及《地藏三經》。1948年，又命校勘《清涼行願品疏》。1952年，法師聽說揚州大、小品《般若波羅密經》，十年前毀於外禍，在他的努力推動下，重刊大小品《般若》，使之流通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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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評價

應慈法師一貫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是我國當代愛國愛教的典範人物。 在舊社會，他常說，寧願終身入憂苦，不將佛法作人情。他從不結交權貴，不貪圖名聞利養，只希望國家富強，人民安康。但是舊社會的混亂無序和動盪，使他的希望全部落空，失望之餘，常對弟子說:今天五倫八德、舜日堯天都被黑暗所籠罩，傷心慘目，無何而救我同胞夫?……吾人不禁為人道憂，更不禁為國家憂!在抗戰期間，應慈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敵偽仰其威望，曾多次請其出面主持法會，粉飾太平，他則以民族氣節為重，大義凜然，斷然拒絕，並四處奔走，呼籲抗日，高風亮節，為世人所讚頌。他說:國家安寧，人民安康之時，出家人自應隱山清修，一旦國家有難，國人應不分老幼男女，在家、出家，都應全力以赴，走向救國救民的行列中。他在1943年出版的僧侶抗戰工作史《奮訊集》的序言中說:當八·一三抗戰軍興，敵寇之凶焰萬丈，而我東南重鎮之大上海，首當其衝。方是時，凡我中華志士，莫不奮臂探戈，共衛祖國，敵愾同讎，人懷雪恥之心，士無反顧之戀。我佛教明眼知識，首有僧侶救護隊之組織，貫救世救人之大願。救國救民之心躍然於紙上。

在解放前夕，當時佛教界有些好心僧侶、朋友，由於當時對我黨的宗教政策不完全理解，紛紛前來勸說大師離開大陸，有的甚至在海外為他安排了條件優越的寺宇，他不為所動，後來有些人還勸他的親傳弟子真禪來勸說大師一同離開，但他師徒二人相互勉勵，婉言相拒，堅留大陸不走。

建國後，應慈深刻領會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看着黨領導的全國各行各業蒸蒸日上，更加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在抗美援朝時，他看到各地都在為支援抗美援朝戰爭作貢獻時，就率先在全國倡導成立抗美援朝上海僧侶分會，無償捐錢捐物支援當代最可愛的人--志願軍，為反法西斯鬥爭作出自己的貢獻。1956年，他在上海佛協第二屆代表會上致開幕詞時說:解放以來，我們國家的面貌出現了新的氣象，發揚了佛教優良傳統，調動了佛教徒的積極性，認識到佛教徒在祖國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鬥爭的方向，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1959年的國慶十周年時，他在《現代佛學》雜誌上發表《國慶十周年獻詞》八偈，熱情洋溢，充滿了愛國之心。1960年，他立下遺囑，要求身後"不報諸山，不驚外客"。同時叮囑"一生積蓄存儲人民銀行，以備修理清涼國師及杜順法師二塔"。臨終時，他仍諄諄囑咐弟子們:"我去世後，望我後輩弟子及學人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學習，擁護政策法令，積極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法師一生解行並進，宗說兼通，講經傳戒，參禪說教，興辦佛教學院，刊印徑典註疏，把精力都傾注在一點一滴的利生護法的事業上，他真正看淡了浮名，堅持不作方丈，以免為事物糾纏，故身無長物，一生過着"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游"的雲水生涯。而對於著書立說，亦認為古往今來，佛注論疏早已是汗牛充棟。當務之急是精研佛理，依教奉行，足夠應用。以此可見，應慈法師既不注重玄談佛經奧義，也不忙於著書立說，他是將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動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眾生、救心、救身、救世。

他一生實踐佛陀的"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的宗旨，碩德高行，體現了在自己的詩中表述的姿態與境界。正信、灑脫，不為外務所累，春風怡然。

應慈畢生以弘揚《華嚴》為志願，以參禪為心宗，他曾倡刻《三譯華嚴》、《賢首五教儀》、《楞嚴》、《法華》、《楞伽》等諸經疏，並刊印《華嚴經探玄記》等，對《華嚴》典之弘傳，畢生不懈。遺留的著述，有《心經淺說》、《正法眼藏》、《八識規矩頌略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