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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盖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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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朱德秘书 | |
| 出生 | 1918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广东省信宜县 |
| 民族 | 汉 |
| 职业 | 中共党史、现代史学家 |
廖盖隆(1918-2001)，广东信宜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1938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建国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朱德秘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全国党史研究会第一、二届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
人物简介
廖盖隆，1918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信宜县白石镇扶龙蔗坪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32年毕业于白石镇吐珠高小，同年秋入怀新初级中学学习，1935年毕业。
1935年至1938年在广东高州中学高中班师范科就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和一些同学组织了"星期日下乡抗日宣传队"、"抗战剧社"、"新书合作社"等爱国团体，从事抗日宣传。1938年8月，他带领部分进步同学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34队、高级第4队学习，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初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研究并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1941年4月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任经济组财政小组组长，并被聘为中共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特约撰稿员，发表了多篇关于国民党财政危机的论文。
1944年4月调《解放日报》社，先后任国民党统治区新闻部副主任、主任，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
1946年调新华社，先后任国内部组长、副主任、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于1950年撰写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一书，阐述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和必然性，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从而加深了群众对党的正确认识。此书曾广为发行，后被选为高中教材，改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并以《从延安到北京》为书名翻译成英文出版。
从1951年1月起，廖盖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报纸处任副处长、处长(即局长)等职务，兼任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副部长[2]。
1957年6月后的四年，先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不久任朱德政治秘书。从1961年7月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任《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一书的编写组长。曾主编内部出版的《非洲手册》。
"文化大革命"中，廖盖隆遭受迫害。1975年1月恢复工作，1978年任中共中央中联部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1979年出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后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参加了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之后一段时间还参加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
1980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被任命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同年，兼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担任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还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
为了推动全国的党史研究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创办了《党史通讯》、《党史研究动态》、《中共党史文摘年刊》等刊物。
由他主持编写和修改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其内容精练、史料翔实，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经多次增订，至今发行数百万册，成为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廖盖隆在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工作期间，曾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组织多次学术讨论和史料考评，澄清了党史中一些重要的疑难问题，为推动全国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6年11月后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0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廖盖隆离职休养;2001年6月23日18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周岁[3]。
人物著作
廖盖隆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他勤于富余，著述颇丰。
除散见于报刊的一些论文外，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1950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党史探索》(1983年)、《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83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87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8年)、《毛泽东思想史》(1993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1995年)、《中国和全球走势》(1996年)等。这些著作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配合党的各项工作，起到了广泛的、有益的积极作用。
他担任主编的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1987年)、《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方法》(1987年)、《新中国编年史》(198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991年)、《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与丁晓春等共同主编，1991年)、《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1991年)、《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画册)》(与谷长春、蒋齐生共同主编，1991年)、《中国名人大辞典》三卷(与范源、罗竹风主编，共收人物3万多人，1991~ 1993年)、《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与孙连城共同主编，1993年)、《社会主义百科要览》(与梁初鸿等共同主编，1993年)、《现代中国政界要人传略大全》(与刘佑兴等共同主编，1993年)、《抗日战争写真》(1996年)，此外，1982年至1987年还主编出版了《中共党史文摘年刊》6册等。
人物纪念
著名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同志因病于2001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为了缅怀廖盖隆同志在推动党史研究和开展党史工作过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了"廖盖隆同志业绩和风范追思座谈会"。
会议由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传华主持。他说:廖盖隆同志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 宣传工作、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转入党史研究工作，从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起即担任副主任，受命主持日常工作多年，并长期担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原名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在组织领导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党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盖隆同志是我尊敬的党史学前辈，又是教益颇多的老师。他率先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0年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我们组负责"文革"十年，碰到的难题颇不少。比如，1975年5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四人帮"。关于这次讲话，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上说:毛主席"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可是，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作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毛泽东讲话的本意同华的结论差别太大。怎么办?我去请示盖隆同志。盖隆同志反复考虑，根据当时情况，公开纠正十一大报告的说法是难以通过的，但允许不准确的说法流传，也没有尽到党史工作者的责任。最后采取的做法是不引用十一大报告的说法，而引用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纠正的效果。这样做在当时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盖隆同志实事求是的勇气，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艺术。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周承恩说: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盖隆同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支持和鼓励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们努力坚持和贯彻执行。记得在修改增订盖隆同志主持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时，我曾把"八大"作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标志，写在这一阶段的开头。当时有的同志对此不大同意，认为这种写法不符合《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决议是把八大放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个阶段中写的。传统的观点都认为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才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问题本来不大，两种分期相差不过三四个月，而且八大作为区分两个阶段的标志，写在前一阶段的末尾或者后一阶段的开头都无不可。但这涉及如何对待党的历史决议(推而广之也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则问题，也就是毛泽东、邓小平曾多次提出，最近******同志又重新强调的学风问题。盖隆同志在审定上述书稿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我们的意见，肯定了我们的写法。《中共党史大事记》出版发行后，这种分期法已为党史界所公认，这与盖隆同志的支持和肯定是分不开的。
会上，国防大学教授丛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张湛彬、国防大学肖冬连、中央党史研究室赵福田等同志也发了言。与会者通过深情的回忆和追思，一致感到，虽然廖盖隆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业绩和风范将长久地活在我们心中。他勤奋的治学态度、不倦的探索精神、开明的领导作风、忠厚的长者气度，过去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染，今后更要以这样的精神和风范来鼓励自己并影响后人，把党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