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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蓋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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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傳部報刊處處長，朱德秘書 | |
| 出生 | 1918 |
| 國籍 | 中國 |
| 籍貫 | 廣東省信宜縣 |
| 民族 | 漢 |
| 職業 | 中共黨史、現代史學家 |
廖蓋隆(1918-2001)，廣東信宜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學家[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1938年起，先後入陝北公學、[[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延安馬列學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政治理論的研究和宣傳工作;建國後歷任新華社副總編輯，中央宣傳部報刊處處長，朱德秘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全國黨史研究會第一、二屆常務副會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職;著有《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簡史》、《黨史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等。
人物簡介
廖蓋隆，1918年3月20日出生於廣東省信宜縣白石鎮扶龍蔗坪村的一個貧農家庭;1932年畢業於白石鎮吐珠高小，同年秋入懷新初級中學學習，1935年畢業。
1935年至1938年在廣東高州中學高中班師範科就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他和一些同學組織了"星期日下鄉抗日宣傳隊"、"抗戰劇社"、"新書合作社"等愛國團體，從事抗日宣傳。1938年8月，他帶領部分進步同學奔赴延安，進入陝北公學34隊、高級第4隊學習，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初在馬列學院中國問題研究室工作，研究並講授中國現代革命史。1941年4月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任經濟組財政小組組長，並被聘為中共中央主辦的《解放日報》特約撰稿員，發表了多篇關於國民黨財政危機的論文。
1944年4月調《解放日報》社，先後任國民黨統治區新聞部副主任、主任，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撰寫和發表了不少有影響的論文。
1946年調新華社，先後任國內部組長、副主任、主任、新華社副總編輯等職務。在此期間，他於1950年撰寫了《新中國是怎樣誕生的?》一書，闡述了解放戰爭勝利的過程和必然性，回答了當時人們普遍關心的一些問題，從而加深了群眾對黨的正確認識。此書曾廣為發行，後被選為高中教材，改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簡史》，並以《從延安到北京》為書名翻譯成英文出版。
從1951年1月起，廖蓋隆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處、報紙處任副處長、處長(即局長)等職務，兼任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副部長[2]。
1957年6月後的四年，先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歷史組工作，不久任朱德政治秘書。從1961年7月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聯絡部西亞非洲研究所任研究員，並任《毛澤東的生平和思想》一書的編寫組長。曾主編內部出版的《非洲手冊》。
"文化大革命"中，廖蓋隆遭受迫害。1975年1月恢復工作，1978年任中共中央中聯部西亞非洲研究所所長。1979年出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後改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參加了國慶三十周年葉劍英講話稿的起草工作，之後一段時間還參加了《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
1980年1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被任命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同年，兼任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還擔任中共黨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還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兼職教授。
為了推動全國的黨史研究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創辦了《黨史通訊》、《黨史研究動態》、《中共黨史文摘年刊》等刊物。
由他主持編寫和修改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以其內容精練、史料翔實，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經多次增訂，至今發行數百萬冊，成為黨史、現代史工作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廖蓋隆在擔任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工作期間，曾就黨史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組織多次學術討論和史料考評，澄清了黨史中一些重要的疑難問題，為推動全國黨史研究和黨史資料徵集工作的開展，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86年11月後不再擔任領導職務，參加起草黨的"十三大"報告。
1990年6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廖蓋隆離職休養;2001年6月23日18時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周歲[3]。
人物著作
廖蓋隆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工作。他勤於富餘，著述頗豐。
除散見於報刊的一些論文外，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簡史》(1950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黨史探索》(1983年)、《毛澤東同志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83年)、《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1987年)、《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1988年)、《毛澤東思想史》(1993年)、《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1995年)、《中國和全球走勢》(1996年)等。這些著作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配合黨的各項工作，起到了廣泛的、有益的積極作用。
他擔任主編的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1987年)、《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的研究方法》(1987年)、《新中國編年史》(1989年)、《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1991年)、《中國共產黨發展事典》(與丁曉春等共同主編，1991年)、《中國共產黨的光輝七十年》(1991年)、《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畫冊)》(與谷長春、蔣齊生共同主編，1991年)、《中國名人大辭典》三卷(與范源、羅竹風主編，共收人物3萬多人，1991~ 1993年)、《馬克思主義百科要覽》(與孫連城共同主編，1993年)、《社會主義百科要覽》(與梁初鴻等共同主編，1993年)、《現代中國政界要人傳略大全》(與劉佑興等共同主編，1993年)、《抗日戰爭寫真》(1996年)，此外，1982年至1987年還主編出版了《中共黨史文摘年刊》6冊等。
人物紀念
著名中共黨史學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蓋隆同志因病於2001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為了緬懷廖蓋隆同志在推動黨史研究和開展黨史工作過程中所做的特殊貢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召開了"廖蓋隆同志業績和風範追思座談會"。
會議由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李傳華主持。他說:廖蓋隆同志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長期從事黨的新聞工作、 宣傳工作、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轉入黨史研究工作，從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起即擔任副主任，受命主持日常工作多年，並長期擔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原名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在組織領導和學術研究兩個方面都付出了大量心血並取得了重要成果，為黨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說:蓋隆同志是我尊敬的黨史學前輩，又是教益頗多的老師。他率先身體力行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勇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0年編寫《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我們組負責"文革"十年，碰到的難題頗不少。比如，1975年5月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批評了"四人幫"。關於這次講話，華國鋒在黨的十一大報告上說:毛主席"強調指出:'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這表明了毛主席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可是，我們在查閱檔案時卻發現毛主席還有很多話，如說江青等人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題大作等。聯繫到華國鋒引用的話，恰恰說明毛澤東並沒有認識"四人幫"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並不急於解決。毛澤東講話的本意同華的結論差別太大。怎麼辦?我去請示蓋隆同志。蓋隆同志反覆考慮，根據當時情況，公開糾正十一大報告的說法是難以通過的，但允許不準確的說法流傳，也沒有盡到黨史工作者的責任。最後採取的做法是不引用十一大報告的說法，而引用毛澤東的另一句話:"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這就在客觀上起到了糾正的效果。這樣做在當時是有一定政治風險的。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蓋隆同志實事求是的勇氣，也反映了政治鬥爭的藝術。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周承恩說:對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蓋隆同志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支持和鼓勵在他領導下的同志們努力堅持和貫徹執行。記得在修改增訂蓋隆同志主持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時，我曾把"八大"作為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階段的標誌，寫在這一階段的開頭。當時有的同志對此不大同意，認為這種寫法不符合《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因為決議是把八大放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這個階段中寫的。傳統的觀點都認為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才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階段。這個問題本來不大，兩種分期相差不過三四個月，而且八大作為區分兩個階段的標誌，寫在前一階段的末尾或者後一階段的開頭都無不可。但這涉及如何對待黨的歷史決議(推而廣之也涉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原則問題，也就是毛澤東、鄧小平曾多次提出，最近******同志又重新強調的學風問題。蓋隆同志在審定上述書稿時，態度鮮明地表示支持我們的意見，肯定了我們的寫法。《中共黨史大事記》出版發行後，這種分期法已為黨史界所公認，這與蓋隆同志的支持和肯定是分不開的。
會上，國防大學教授叢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張湛彬、國防大學肖冬連、中央黨史研究室趙福田等同志也發了言。與會者通過深情的回憶和追思，一致感到，雖然廖蓋隆同志離我們而去了，但他的業績和風範將長久地活在我們心中。他勤奮的治學態度、不倦的探索精神、開明的領導作風、忠厚的長者氣度，過去使我們深受教育和感染，今後更要以這樣的精神和風範來鼓勵自己並影響後人，把黨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