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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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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轲

图片来自搜狗百科

出生    1970年

母校    哈佛大学

荣誉    2016年9月12日阿卡汗建筑奖

知名于   中国建筑师

张轲(1970年)是一位中国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及建筑与城市设计硕士、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硕士,曾获美国建筑实录国际十大设计先锋。2001年,张轲创立标准营造事务所,其实践超越了传统的设计职业划分,涵盖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及产品设计等各种专业,并在一系列重要文化项目的基础上,发展了在历史文化地段中进行景观与建筑创作的特长和兴趣[1]2018年9月26日,参演的纪录片《丹行道》在中国大陆首播。 [2]

生平

19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9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2001年成立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标准营造,2016年参展威尼斯双年展[3]

荣誉

2016年9月12日获得阿卡汗建筑奖,2017年获得阿尔瓦尔·阿尔托奖。这个神秘的大奖50年来只颁给过13个人,而上一次获奖的亚洲人是安藤忠雄。 中国建筑师张轲荣获阿尔瓦·阿尔托奖,成为获颁这一国际建筑界重要奖项的首位中国人。阿尔瓦·阿尔托奖创立于1967年,以芬兰著名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卓越贡献。奖项不定期颁发,表彰世界各国在创新建筑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个人和机构。[4]

评委对他的评价是,“张轲在细节和技艺方面展现了超乎寻常的理解,即使他面对的建造环境极具挑战性——在偏远的村落中,当地社区甚少接触到当代科技。他对社区的理解都体现在建筑设计上,从材料到功能都保持了一致性。”

建筑作品

设计建成作品包括瑞士诺华制药上海园区办公楼、北京胡同更新系列项目、苏州园博会主展馆以及位于西藏的一系列项目等;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杭州中国美院肖峰艺术馆、北戴河观鸟屋、上海勒·柯布西耶中心、河北及广西的两所留守儿童小学等。

简历

1970年出生的张轲本来喜欢物理,但因为清华建筑系是最难的,一个省才招一个,就去考了。8年后,获得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的张轲成了该系第一个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哈佛毕业后,张轲在美国各大建筑事务所工作过。后来想自己开建筑事务所,便从纽约世贸大厦搬回北京。他说,“在美国,建筑师是一个30岁已死,80岁才埋的职业,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结果。中国有太多的未知,这才是有趣的地方。”

对张轲来说,建筑最大的魅力来自于它是一个由虚构到现实的过程,“做建筑一开始也许有点儿像写小说,你可能虚构一个角色,想象一个空间,然后你想这个人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但当你实现它以后,一切就真的存在了,真的会有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窗口,生活方式是由你策划的,这种满足感是很奇妙的。”

张轲的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外形,都不太主流。这是张珂特意要在创作中,保有自己最大的主动权。所以他把工作室取名为“标准营造”,也是表达不随波逐流,不受标签束缚的个性。

标准营造团队

张轲的建筑事务所位于中科院仪器厂的红砖大厂房里,毗邻各大高等学府。公司里有50%的员工是外籍人士。

而他的建筑理念中有3个“不感兴趣”又正好呼应了事务所的名字:对追随风格流派不感兴趣,对任何国外嫁接到中国的东西不感兴趣,对在国际上卖弄中国文化不感兴趣。

标准营造工作室

北二环的一个500多平米的破旧修车厂,被有着胡同情结的张轲改成了工作室。

办公室全用混凝土构筑,内部采用寻常的自流平、抹灰,所以造价非常便宜。

除了卫生间和储藏室,所有的门都给取消了,空调、灯具、暖气全都隐藏了起来。

外墙用的全是灰砖,透露着胡同的情结。最有趣的是庭院里的30多棵树也是自己亲手挑选种植的。靠庭院一侧的墙上开了一整面的大玻璃窗,而露出半边屋架的天窗,则是整个空间的点睛之笔。 [5] 01 May 2021

微胡同

“微胡同”是张轲的“标准营造”团队在大栅栏杨梅竹斜街进行的一次建造实验,打破了传统胡同空间的局限,目的是探索在传统胡同局限的空间中创造可供多人居住的超小型社会住宅的可能性。

微杂院

茶儿胡同8号“微杂院”是张轲带领的“标准营造”团队继“微胡同”之后,再一次探讨杂院共生”新模式。2016年阿尔汗奖获奖作品。

如何与居民“共生”、“成长”,是“微杂院”面临的一大挑战。

考虑到加建部分腾退后可能会被再次占用,现存的违章建筑被重新设计。而违建空间则还原为公共空间。

初期时,“微杂院”聘用了本地居民担任门卫。二期则打算建造公共浴室,为居民提供更多福利。

“微杂院”目前已有建成的项目包括儿童图书馆与艺术空间。据了解,项目将用于儿童艺术教育的公益项目。

西藏娘欧码头

近年来,张轲在西藏做了很多项目。事实上,很少有建筑师敢在如此敏感的地区做项目,很容易外界与当地人两边不讨好。

在西藏的项目上,张轲尽量避免诸如宗教、民族特色等具象化的符号,以当代建筑的形态与西藏当地文化进行沟通。既不在环境中突兀,也不对当地文化谄媚。

坡道辗转处形成了一个个开阔的平台。平台不仅仅是流线间的过渡,当你暸望山野时也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张轲专访

胡同里的微型城市化

“微杂院”不太像是一个传统的建筑项目,而更像是以胡同为切入点,探讨北京旧城改造的新的可能性。你对这方面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轲:最早是在清华大学时的硕士论文,我写了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les Correa),他的研究是从城市设计角度,怎么为穷人做设计。他用一种草根的视角去看城市,其中有一项对孟买的研究,我现在还记得挺清楚,就是孟买有些人有工作,但是没有房子住怎么办,这在贫富差距严重的印度是很真实的问题。查尔斯·柯里亚在人行道边上做了一个台子,让没有房子的白领晚上睡在这里,第二天早上又可以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去上班。一定程度上,他唤起了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对社会的清醒看法,开始对城市发展模式感兴趣。我在论文里提到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隐喻,就是我们的城市可能就像温水里的青蛙似的,会有一种慢慢加热,慢慢毁灭的过程。它不像战争时期被炸弹炸毁了那种强烈的感受,而是在你觉得越来越轻快、越来越舒服的同时,文化被毁掉了。当意识到想要跳出来的时候,已经被煮得瘫软,跳不出来了。

当然这是一个挺悲观的故事。等我2001年赢了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国际竞赛,决定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想法就有些变了。我觉得,这个状况可能很糟糕,但它不可能更糟糕了,只可能变得更好,所以建筑师是可以做点事的。

“温水煮青蛙”的隐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实的?

张轲:我写那篇论文是在90年代中期,其实当时没想到旧城的破坏会那么严重,胡同里的大拆大建是在2000年以后。当时有一个历史文化区域保护方案,划出了被保护的“二十五片”,但只占旧城区域的17%,剩下的区域里面其实胡同也还是完整的,为什么不被保护呢?在实际操作层面,就等于为“非保护区”的开发开了绿灯。现在看,北京旧城拆迁的损失,其实比拆城墙要严重得多。当年城墙被拆了,旧城还在,是在最近十几年才拆的。我在一张卫星地图上看到,北京目前仅存的胡同区域已经极度支离破碎了,仅仅比17%的“保护区”范围大一点点,就像昨天刚刚被人扔了炸弹。

过去30年北京旧城改造的模式,大多是整片区域、整条街巷的改造,其规模尺度的“大”是一个共同点。在操作层面就形成了两个极端相互僵持的局面:一个极端是,如果想要开发历史地段并在经济上切实可行,就摆脱不了“拆一建三”的模式,必须建造比现有地段大三倍的建筑面积。于是,每拆除一个四合院,就要建造一栋更高的建筑或一栋没有院子的建筑,这对旧城的肌理和尺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另一个极端是一种“媚俗改造”,在大栅栏附近区域也可以看到,即建造一些仿古建筑以吸引客流,然后把租金提高三倍。包括我们一些大学的研究也是碰见胡同就在下面挖三层,再把上面拆掉,盖一个很像的。但它仍然是假的,而且胡同原住民的生活品质没有得到本质提升,逐渐主动或被动地迁离了祖居的“大杂院”。

胡同只剩这么一点了,还有多少保留价值?还有救吗?

张轲: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从清华骑车进城要穿胡同。那会儿北京的自行车道都是3米多宽,而且是连续的,没有汽车乱闯,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前门,穿过胡同。那种印象一直在我脑子里,尤其是冬天,胡同里树叶掉了,树干特别黑,下了雪,骑车过去,会闻到烧煤的味道。还会突然有几个小孩从身边“啪”地跑过去,消失了。那种空间和嗅觉,挺有舞台感的。从建筑上,胡同更是中国居住单元的典型,是内向的。为什么外地游客到北京,要逛完故宫逛胡同,没有说非要逛金融街和CBD的?所以胡同在文化上是有长远价值的。

现在的北京城也不能说完全没救了,我觉得旧城现在的状态是一种片段式的,当你走到大栅栏、白塔寺、后海,走到游客不去的地方,一段一段地,还有那股劲儿。但是这种片段化怎么融合到一起、怎么创造出让人在里面行走的连续性,而不是开车或者坐地铁的连续性,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以一个胡同院落为切入点,可以触发整个城市更新系统的变革吗?

张轲:微尺度同时也是巨尺度。城市应该被视作一个有机体,每一个院落、每一个居住单元都是它的细胞。而有机体更新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的每个细胞重新恢复活力,这个细胞里很重要的载体是原住民。比如你在“微杂院”前院碰见老王了,后院还有两户居民,他们或者不愿意走,或者没有能力走。当你把他们保留下来,有耐心一点点去做的时候,就从微尺度上开始改变了,实际上可以影响整个大环境。

我在哈佛大学教的课程就叫“胡同的新陈代谢”,我觉得“新陈代谢”这个词说得特别好。就像养金鱼要给金鱼换水,不能不换水,不换水金鱼会缺氧死掉。但是如果把原来的水全倒掉,直接换成自来水,鱼也会死。你得每次换30%的水,留70%,过两天再换,鱼才会活得很好。胡同也一样,需要一个逐渐更新的过程。(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4期)

“微杂院”保留了居民的加建,正是它们构成了微尺度的街巷空间和社交网络

你改造胡同的出发点是什么?

张轲:我觉得胡同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小、挤、不方便,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没地方洗澡,所以大杂院加建的都是厨房。以前的胡同改造,都是在大尺度上研究胡同肌理之类的问题,谁真正去研究了这些基本的生活问题呢?都说大杂院挺好,应该保留,但是换了我们会去住吗?如果我们自己不去住,凭什么让别人去住?我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一种策略,怎么把胡同环境变好了,怎么能在30年之后,还能在这里找到童年记忆。

你的三个胡同项目,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旧城改造策略?

张轲:对。“微胡同”是最前卫的一个方案,就是想在一个40平方米的极小空间里,创造出一个传统院落里不存在的形态,让大家觉得它虽然小,但把一个家庭需要的甚至一个别墅需要的所有功能都解决了,有卫生间、有厨房、有淋浴、有院子,还很酷,可以是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周围老百姓一看,真的特别好,还可以上厕所啊,就像飞机机舱里的厕所一样。

“微杂院”是更微妙的。大杂院的形态有意思,是因为它的空间特别丰富,像一个小城市。每个杂院里都有很多加建,各家都心知肚明地你占一点,我占一点,但还是有很多妥协,得留出过道,最终形成一个很丰富的形态。这不是个案,几乎每一个胡同院落都是杂院,不是都要保留,但要有选择地保留,因为这是北京城二环内这几十年的一个真实状态。“微杂院”对北京旧城改造的启发,是不需要做一个看上去很炫的东西,对原来居民的创造也不是一味抹掉,只要把剩下的部分做一些细微梳理,仍然有既保护又发展的可能性。

白塔寺的那个院子就更低调了。从院子外面看不出什么,是在内部植入功能模块,解决生活舒适度,这些功能也是胡同里最缺少的东西。这三种策略基本覆盖了旧城问题的类型,但要更深入地往下实现,还要验证它的可复制性。

旧的空间肌理没有显著改变,但是每一个空间里的功能变了

旧城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会不会加速原住民的外迁?

张轲:这的确是全球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士绅化。你在附近开个酒店、咖啡馆、画廊,租金会越来越高,本地居民就越来越没有能力在这里生活,会被清空,这里就被新来的有钱的阶层占据了。这么一来,随着原住民的消失,旧城会逐渐失去原来的文化载体,只剩下躯壳,躯壳变得越来越高档。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但是我作为建筑师和研究者,仍然不认为这种事是必然的。理想还是得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万一没那么糟呢。比如老王,只要你真正解决了他的生活,他就会留下来;比如海大爷,他有儿子孙子,他如果觉得在这里生活更有优势,也不会搬走。同时也得允许有一部分人迁入,就像鲁迅当年住在白塔寺一样,他是外来人,但在这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变成本地人了。这就是新陈代谢的原理,只要把胡同看成有机体,永远保留一定比例的本地居民,新来的人逐渐进入,逐渐开始适应当地的习俗,文化就不会断掉。

你怎么看这个时代建筑师的角色?

张轲:建筑师在中国可干的事太多了,所以要选择什么不干。当然可以把公司做成一两千人的公司,一年挣多少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每件事要问意义何在。建筑师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被房地产商或政府雇来实现某个显摆工程的工具,那就太可悲了,最终还是要问问能对城市和生活在里面的人做些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筑师其实也可以是非常有创新性的。米开朗琪罗建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他要解决怎么实现一个100米高的空间,放在几百年前,相当于现在的卫星科技,要面对很多结构上的挑战。目前中国城市也有很多前沿问题,比如城市的发展模式,很多专业人士的研究都局限在自己的领域,没有把各种可能技术整合起来提出一个方向,比如怎样往竖向发展、如何让城市节约用地、如何让地铁和轻轨解决大量的交通问题,这些是创新性的,问题是用什么机制可以让城市研究的基金投入到创新里。现在的建筑师都急功近利,都在想我今天干点什么事,明天就可以发财出名,没有看见每一个小的成果都可能是冰山一角,之后需要几十年的研究,比如胡同。

教育背景

  • 1998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硕士
  • 1996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硕士
  • 1993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学士

获奖

  • 2017 阿尔瓦•阿尔托奖
  • 2016 阿卡汗建筑奖获
  • 2012 芝加哥国际好设计奖(明托盘,Alessi)
  • 2011 年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建筑奖
  • 2010 美国建筑实录国际十大设计先锋
  • 2010 车尔尼科夫建筑奖国际十位优秀建筑师特别提名
  • 2010 获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奥迪城市未来奖展览
  • 2008 获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青年建筑师奖

视频

MINI superleggera & 张轲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