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仨同学(李景宽)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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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仨同学》是中国当代作家李景宽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仨同学
“大白话”
“大白话”，长得黑，结实，圆脑瓜，聪明，逻辑思维强，因此数学好，每次数学测验他都满分，深得代数老师和几何老师的器重。我数学不好，常向他求教，他总是满腔热情地给我讲解。
他好说，但不胡说，讲起事情来有根有梢，课间时大家围着他，爱听他白话。他爱运动，篮球、乒乓球，都爱玩。初中念书时，不招灾，不惹祸。每次下乡劳动，他都打头阵。能干，会干，巧干，干完分担的任务，还能帮助别人。所以，一到农村劳动，他就成了香饽饽，分组劳动时，都争着抢着要跟他一组。 毕业后，他插队落户当知青，那些农活应付得绰绰有余。后来返城，他在工厂当工人，技术全面，车钳铆电焊，全会。再后来，烧过锅炉，还养过车拉脚。中年，妻子病故了，给他留下三个女儿。后来，他又娶个妻子，给他生个儿子。
晚年，他骑台小型摩托，同学家有事，驾坐骑去帮办，非常有效率。每天都到公园溜达，一帮老家伙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大家爱听他白话，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经济到吃穿住行，滔滔不绝。
去年夏天，他摆弄电刨子，不慎把手削了。到哈医大住院治疗，痊愈后受伤的手不大好使了，仍然去公园白话。不去都不行，那帮老友缺了他寂寞。 他记忆力超强，晚年回忆起初中时代下乡劳动，他能说出都到过什么村屯，干的什么活计，吃的什么饭菜。他没有上大学的机遇，若有，肯定是理科精英，也许是数学家呢。咳！
“书虫”
“书虫”，钻进书里就不爱出来，学校图书室的常客。爱读书，这和他的家庭教养有关。爷爷是私塾先生，爸爸在爷爷的教授下，念过四书五经，解放后在一直从事中文教育，1960年代在家乡三中教语文。爸爸嗜书如命，藏书成癖。他受爸爸影响，也爱啃书本，但上学期间，从来不把家里的藏书拿到班里显摆。他总是默默地读书，不事声张。在班级老实巴交，从不淘气，也不讨人嫌。对老师有礼貌，对同学懂谦让。
每次他当值日生，总是提前进教室，打水，扫地，还把墨绿色的玻璃黑板用湿抹布擦得一尘不染，连四框边角都擦拭。课堂上，认真听课。课后，努力完成作业。
毕业后，他插队落户当知青，很能干，后来返城，在家乡砖厂当工人。由于有文化，不久被调至科室，后来当了销售科长。那年月，随着国家经济复苏，社会大兴土木建筑，砖厂正经红火好些年。后来，建筑材料大块体轻的空心砖取代了红砖，砖厂黄了，他买断了。
晚年，他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读书。现在居住楼宅，柜中装的是书，桌上摆的是书，架子放的是书，床上枕的是书，铺上还是书，简直掉进书堆里了。 我们同学聚会时，他带头喝酒，还是那样，不苟言笑。只要我们有什么提议，他都积极响应。
本来出身教育世家，读书又多，他应该当教师，却无缘从教。他一儿一女，皆大学毕业。现在，儿子在某乡镇任副镇长，女儿是教师，这也算是皆大欢喜吧。
张先生
张先生，是同学“贾大篓子”先管他叫的，我们也就跟着叫开了。
初中时，张先生脸挺白净，不爱戴帽子，光着脑袋，头发随意，不梳理，走路梗着脖子，仰着脸。他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班级办《向日葵》手抄墙报，他负责抄稿、排版，做得有模有样。他是历史课代表，除了历史课是他长项，其它课也不逊色。对知识好较真，某个问题不懂，便追本溯源，直到弄懂弄通。他爱思考，常向老师和同学提出许多刁钻的问题。有一次下课了，他走到我面前问：问你个问题，文学是什么学问？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便反问：你说呢？文学是人学，高尔基的名言，这都不懂。说完，得意地梗着脖子走了。班里好跟他辩论的是王瑞有，瘦高个，长瓜脸，俩人常常像公鸡斗架，争得脸红脖子粗。学校有图书室，我每次去，都看见他坐在角落里看书。我敢肯定，如果不耽误那十年，他准能考上名牌大学。
1968年毕业后，他插队落户，当了几年知青。后来返城，在家乡广播器材厂当工人，由于他钻研电子管技术，很快当了技术员。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们班的男女同学除了他都结婚了，他呢，还没对象。等我们都有孩子了，他还不着急找对象。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抹不开跟异性接触，看来他这辈子就打光棍儿了，我们这样给出结论。谁知他到了三十多岁，居然结婚了。爱人是医生，后来开了个体诊所。生有一儿一女。有一次他跟爱人吵架，吵得很凶，“贾大篓子”闻讯召集我们赶去劝架，他无理辩三分，同学王瑞有气得拿起笤帚头劈头盖脸地打他。他双手捂住脑袋，任尔胡乱打，不怪罪，不生气。
晚年，他炒股，据说是股神级的。由于家里开诊所，他很快成了半拉大夫，什么病吃什么药，打什么针，都说得头头是道。当然，他只负责进药，不管别的。白天，他不在家呆着，东走西串。也不配备手机，有事只能往他家打电话，请他老伴传达。
每当我们同学聚餐，只要他和王瑞有在场，这两个“欢喜冤家”准得打嘴炮，我们听着哈哈笑。“贾大篓子”拿手的“节目”是“点名”，他能从1号到51号一字不差地念出每个学号的名字来，对他则一口一个“张先生”。到了这把年龄，老同学相聚相互打嘴炮都很难得，有人居然能念出班里所有同学的学号和名字更难得。同学聚会成为缅怀青葱岁月的仪式，聚一次便少一次。这不，去年王瑞有患癌症走了，他家人没有通知我们这些老同学，怕我们年纪大承受不了。我们再相聚时，“贾大篓子”偏瘫了，不能到场了。没人跟他打嘴炮了，也没有人再叫他张先生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了，只是低着头默默地喝酒。 现在，他已然是满头白发了，但走路依然是梗着脖子、仰着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