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文盲二爷(张道德)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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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文盲二爷》是中国当代作家张道德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那文盲二爷
我有个叔叔，在父辈中排行老二，我们按老家的习惯皆称呼叔叔为二爷。
二爷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几，略显矮粗的身体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但脑袋总是习惯地偏向一方，那双不大的眼睛似乎永远在探寻着什么。
二爷没有读过一天书，即便反复的扫盲，也没能让二爷完整地写出自己的名字。所以文盲的二爷到哪里都说自己是个“大老粗”。
说来也怪，文盲的二爷，连阿拉伯数字都认不清，却有着惊人的心算能力。每逢家乡的集市之日，不管有事没事，二爷总会夹着一条蛇皮口袋去赶集。二爷赶集除了买完该买的物件以外，多余的时间一准是往牲畜交易市场（俗称猪市、牛市）里钻。二爷是个热闹人，乡里乡亲多数都认得二爷，即使不认识的，二爷也从不怯于表达自己，而是主动介绍，我是哪个队的，和谁谁是亲戚，很快就热乎的像个老熟人似的。在交易市场里，熟人之间更易做成买卖，但做买卖得有行佣（指那些专门介绍牲畜买卖，并收些介绍费的人）才行。
二爷不是行佣，但却喜欢在行佣堆那里穿梭往来，时不时地展示一下自己的“绝活”：算账一口清。那时卖牲畜，有的人图省事，或者不想费那点行佣钱，双方价格谈好后，可以直接“估堆”（估计重量），如果一方觉的差距过大，再约秤（用秤称量）。二爷一遇到“估堆”的买卖就很积极，他往往歪着脑袋，瞪圆那不大的眼睛，围着牲畜转个几圈，甚至是蹲下身子，用手对牲畜的脊背或肚子这儿摸一下、那儿捏一下，就给出个响亮的答案：这头货，大概多少斤，上下不超过多少，不会错的！语气十分肯定。二爷报出的重量很少失去准头，一般都会被认可。当别人还在在纸上算来算去时，只见二爷嘴里叽里咕噜一通谁也听不明白的计算过程，很快就自信满满地报出了总价，与人家忙活半天计算出的数字基本一样，众人皆惊讶不已!一来二去，二爷帮人一口清算账的做法惹得那些正式行佣者有些不高兴，因为这等于敲了他们的生意，但鉴于二爷在其中并不收费，而且人缘又那么好，那些人又不好深责怪，反而主动拉着二爷做些辅助性行佣活，避免二爷“单干”影响他们的生意。时间一久，二爷得了个绰号：“戳包行”，意思是非正式行佣，自己戳戳捣捣而已。二爷闻听，哈哈一乐：我是个大老粗，戳包就戳包，反正自己又不收钱。
也许是二爷超好的人缘，以及他那独特的心算能力，文盲的二爷二十多岁时就被村里推为生产队长（后来叫村民组长），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从小队长一直干到老队长。生产队长的二爷是个急性子，只要村里布置一个哪怕是屁大的任务，他总是要率先完成。不论是粮油上交任务，还是水利冬修，二爷肯定是一马当先，从不落后。有一年的冬天，队里接到任务，要去外乡挖河。去外地干活，意味着食宿都要在当地。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二爷接到划分的责任段以后，很快进行化整为零，搭配好人力，开始了几乎是战天斗地式的挖河决战。原定半个月的活，二爷的小队只干了不到十天。原因是别人磨工，他们抢攻；别人争吵，他们互帮；甚至有几个夜晚，别人睡了一夜，他们却只睡半宿，连天带夜的挖。玩命干活的二爷被人称为“疯子”也不计较，愣是带领小队在全村第一个走出深深的沟渠，提前回家。对上完成任务的同时，生产队长还得管好自家队里的事，这样老百姓才会拥护你。我们这个队，水利条件不好，庄稼多是靠天收，因此，每逢降雨，就要在田间地头多开沟沥水，以便塘坝多蓄水。记得，一个干旱了许久的夏天，忽有一日突降暴雨，电闪雷鸣，地面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正当人们都龟缩在屋里的时候，村子的东头传来了二爷炸雷似的呐喊：一家来一个，都下去支水啦！那声音与天上的雷声相比毫不逊色，快速地传到每家每户。当大家还在缩头探脑之际，二爷已经戴上斗笠、穿好雨衣、拖着大锹、顶着雷暴，率先向田野里奔去。用二爷的话说：下雨天，你不理水，水会理你？不饿死你才怪呢！
不管是跑牲畜市场还是干生产队长，只是二爷外在的一面，骨子里，二爷最感自豪的还是种地。
分田单干的那一年初夏，二爷和父亲东拼西借了六百多元钱，终于买了头大牯牛。这头牛看起来肩宽背厚，四蹄有力，显得“牛高马大”样子，两只宽宽的牛角直直地向两端翘起，而不是那种向内弯曲的小角，一看就有种桀骜不驯的架势。这头牛还是生手，没正式犁过田，二爷歪着头想认真地给它套上轭头，居然忙活了半天没套上，那牛鼻子总是高高昂起，似乎不太搭理二爷。二爷最后站到石滚上，然后骑到牛脖子上才勉强把轭头给套上。套上轭头的牛却又倔强起来，二爷牵它走，它就是不动步。二爷看老是这么僵着不好使，牛劲也上来了：今天我就不信这个邪了，非把你收拾好！只见他先换了一根长绳子，拴好牛桩，然后把轭头紧了又紧，再解开绳索牢牢地抓紧绳头，抡起小竹鞭在牛屁股上啪啪两下子，那牛忽地窜起老高，放开四蹄一路狂奔，二爷此时早已做好准备，也撒开脚丫与牛展开了一场令人惊恐的速度“拉力赛”。人和牛像发疯似的从村东头一路狂奔到村西头，刮起的尘土在夏日的小村里犹如一阵龙卷风呼啸而过。几百米后，二爷瞅准一棵大树，抢跑几步，迅速把绳子围着大树绕了两圈，那大树猛烈地摇晃了几下，惊得树上的鸟儿四散逃逸，而大牯牛却一个趔趄，立即前蹄变后蹄，戛然而止于大树前。二爷大张着口靠着树干喘气的时候，牛竟然也裂开嘴看着二爷，像是在偷笑，却又低下了那对长长的犄角，慢慢向二爷靠拢了过来，那神情，似乎在说：我真服了你，老兄！
二爷和牯牛成了一对惺惺相惜的好伙伴，从此，二爷的犁铧变得更加锋利，强壮的牯牛干起活来气势如虹，脚下的土地翻卷成浪花。常常在旷野里听到二爷一边犁田，一边歪着头唱那老掉牙的老戏。我一句也听不懂二爷唱的是什么，但我确信，二爷是在和牛说话哩。要不，牛咋会干得那么起劲呢！
进入上世纪末，进城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土地撂荒也越来越严重，连二爷的几个儿子也不想种田了。但二爷嫌少不怕多，凡是队里抛下的地，只要没人种，他一概捡了过来自己种。他说：这地荒了多可惜啊，撒上种子，多少也会收点哩！你们没经过六零年（指三年自然灾害），不知道咋饿死人哩。
二爷独自种了二十多亩地，连续耕种了十几年，不仅盖了六间二层小楼，而且三个儿子先后都娶了媳妇。二爷自豪地说：种田，照样也盖小洋楼！其实，我们知道，儿子们打工挣的钱也是盖楼房的财源之一。但，二爷要的是那种种田人的自信。
忽有一天，接到堂弟电话，说二爷生病了，而且在乡下治了很多天没效果，我立即安排到县医院和省医院检查。一通检查下来，原本身材就不高大的二爷，此时斜躺在医院的椅子上，已无声地缩成一团，而医生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冰凉无情。我已预感到，二爷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握着医生的诊断书，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二爷与我体弱多病的父亲不一样啊，一贯壮实的他，怎会突然生病呢？而且是一病不起。我该如何向他解释病情呢？如果向他实话实说，以二爷急躁的脾气，很可能会拒绝治疗的。如果不说，将来我会否心有内疚呢？思来想去，我还是自作主张一回，反正二爷不识字，就给二爷撒个善意的谎言，让“文盲”陪着二爷走完最后一程，或许让他能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些痛苦呢。
二爷住院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去探望，因为我知道，二爷是看一天少一天了。几天后，二爷在病床上忽然急切却明显无力地对我说：我这病怎搞不见好哩，水都吊几天了，身体还是不得劲呢！你们看我大老粗，在糊我吧？我还有一身的事，回去得抓紧翻田、泡稻种（给稻种发芽、育秧）哩！
那一刻，我第一次不敢直视二爷怀疑而焦虑的眼神，想劝慰几句，却半天开不了口，只能佯装手机接到电话，转身跑到阳台上，面对高楼，唏嘘不已。二爷在那个时候还在想着地里的事，而我却始终没有勇气跟他说出真实的病情。
文盲的二爷能掐会算，敢叫犟牛臣服，能让土地生花，却也无法左右命运的安排。
二爷在泥土里永远的睡去了，连同他那文盲而又不乏自信的农耕人生。二爷像是风风火火地走的，不知是不是又在着急赶什么路哩。我最终没有机会跟他说出真实的病情，因为二爷走的那天夜里，我正在从京城返回的列车上。 [1]
作者简介
张道德，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人。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