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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刺客聂隐娘法术从哪学来?揭密“三千年沧桑丝路”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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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隐娘

中文名:聂隐娘

登场作品:裴铏所着《传奇》中人物

性 别:女

朝 代:唐朝

聂隐娘是唐代裴铏所着《传奇》中虚拟人物,是魏博大将聂锋之女。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刺客聂隐娘:哪里学来的法术

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娘》一时红极影坛。关于这部电影的风格、技巧、情节、布景、对白等,影评人或褒或贬、各抒己见。片子情节是否符合唐人裴铏《传奇》中那篇《聂隐娘》原意并不重要,其实自唐代以来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比如《黑白卫》《女仙外史》《女昆仑》等,但裴铏毕竟是这类创意的开山之祖。

为什么唐人裴铏能创作出《聂隐娘》这样离奇的人物和故事?佛教在大众印象里向来慈悲为怀,怎么是一位出家的“乞食尼”,成了聂隐娘的师父?这位“乞食尼”教授聂隐娘的为何多是道家所擅长的剑术?为什么聂隐娘的法术很类似于《西游记》中的孙行者?

所有疑问,背后的指向,都要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中去寻找答案。

张国刚提到,佛教入华之初所行的,便道是亲近、模仿“道家路线”。可以说,聂隐娘及其师父的道术,多多少少受到了佛图澄故事的影响;而佛图澄的形象也确实与“乞食尼”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佛门中人,却都迹近道家;道术诡谲,仿佛是孙悟空的先驱。

在张国刚看来,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特点是多元、宽容,不同的宗教文化共同生存、兼容并蓄。佛教的中国化是在与儒教和道教融合中完成的;吸收佛教的营养,儒学得到更化,才有了宋代理学;佛道交融,促进了中国女仙、剑侠文化的发展,为作家塑造《聂隐娘》高超法术的艺术形象提供文化元素。

指南针的反思

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辨别方向要靠指南针。于是,依据罗盘上的刻度,指引航海路线的就叫“(海道)针经”。不过,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用指南针导航追溯起来,最先并不是在海路,而是在陆路上。

战国宋代的一千年里,指南针是否曾用于航海,或许人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中国南海航线上一直比较忙碌。在张国刚的作品中提到,究竟是中国人首先指南针于航海,还是阿拉伯水手首先使用指南针用于航海,已经不太重要了。只是从中国人首先发现磁针的指向性而言,官方船队使用先进的导航工具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有考古资料显示,宋代瓷俑手持的旱罗盘,就是用轴支承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原理的了解,甚至见之于汉代的考古资料。可是,旱罗盘却没有在中国应用,后人使用的旱罗盘确实是从国外传入。

“我们需要反躬自问,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磁石的特性,甚至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可是最好、最便用的罗盘却要引进学习他人。”张国刚认为,我们不注意把经验的观察,升华成理论的讨论。从12世纪使用指南针以后,磁针指向何处成为欧洲人最关心的问题,到了16世纪以后,欧洲关于磁性的讨论已进去现代科学视野。

“指南针的故事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科技轻理论重经验的局限性,甚至对于当今‘一带一路’上的中西交流,也有着可借鉴作用。”作品中,张国刚这样阐述。

外销瓷:“海上丝路”的一抹晚霞

瓷器丝绸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常见的中国外销商品。与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西亚、北非不同,明清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构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在1亿件以上。《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甚至这样说:“住宅里若没有中国花瓶,不能算一流的高档住宅”。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早进入中国,成了最早贩运中国瓷器的推动者。其中,最富盛名的是“克拉克瓷”。张国刚提到,晚明外销欧洲的克拉克瓷,常见梯形云开,且两梯形之间以一个细长方形小开光间隔,开光所占面积和盘心画所占面积大致相等,且在视觉效果中开光往往更抢眼。

而克拉克瓷的几何形开光,或许来源于元代。因为元代青花罐或瓶中,由小长方形环绕而成的肩饰和底部纹饰,与以往的莲瓣纹略有相似,疑似其变体。“但元代青花中,这种集合纹饰位于不很显眼位置,明代克拉克瓷则把它变为主题构图,恐怕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对几何构图的爱好。”

另外,有些类似的中国纹饰或日本纹饰,在抵达欧洲之后会被再加工,或者出于风格考虑,或出于经济考虑,或为了易于保存等,这类欧洲二次加工的珐琅彩瓷集中出现在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涉及形式多样、质量参差不齐。

对于加工方式,张国刚提到,有些是增加金属添加物,附加金属底座、喷嘴或把手后,瓷器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一个瓷人可以变成一只烛台;还要加绘图案,这样可以让原有瑕疵被掩盖,或可促进滞销瓷器被卖出。

亮丽背后,也有酸楚。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是传统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抹晚霞。“欧洲商人从接订单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赚到钱,远远超过中国厂家仅在生产环节所赚的钱。”张国刚说。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18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贵的瓷器,也不全是中国的产品。比如,日本生产的柿右卫门瓷器就是欧洲进口瓷器中较贵的一类,原因在于日本厂家是家族企业,世代制瓷,发挥工匠精神,不断改进技艺,相比明清时代官府控制的制瓷业更有优势。

有记载称,在1973年马嘎尔尼来中国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英国生产的碧玉瓷。“敢于向瓷器故乡进献瓷器,可见对于英国制造的自信。中国瓷器的外销史,不仅是亮丽的,也是酸楚的,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张国刚说。

“丝绸之路三千年”的西域、西洋、西欧

“商周玉石、汉唐丝绸、宋元香瓷、明清茶叶:近代以前中国式全球化;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华夏风物:编织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中这样描述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与异域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中,激发并形成更加灿烂的多元文明。作品中,张国刚深入上古、汉—唐、宋—明、晚明—清中叶等各个阶段的中西交往,讲述“一带一路”的历史演进,对丝绸之路的经济商贸、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交流功能,进行了交光互影的综合分析。

记者梳理之前业界和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发现一般重点为汉唐时代,以中古史者偏多,领域不外西域、南海,多及于宋元海上丝路或明初郑和下西洋,往往就戛然而止。

然而,张国刚在欧洲游学并执教多年。从1989年8月到1999年8月这十年时间,有整整七年在德国度过,除了德国的波恩、汉堡、特利尔、柏林、慕尼黑、海德堡等地外,还曾经于1991年暑假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访问,参加会议和游历至维也纳、罗马、巴黎、土耳其、西班牙、阿姆斯特丹等各地。因此,文中的“丝绸之路三千年”包含着西域、西洋、西欧几个场景,构成一大特色。

“一部中西关系史,主体就是西域、南海交通史,中国与泰西地区文化交流史,它们构成了当今‘一带一路’课题的历史文化纵深。”在张国刚看来,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认识自己。无论如何,欧洲人在不断自我反思这一点上,的确树立了好榜样。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时至今日,“人类幸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具体举措“一带一路”建设,也成为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新名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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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