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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王一般指金法敏，金法敏（626年—681年），新罗第30任君主（661年—681年在位）。他是新罗太宗武烈王金春秋之子，新罗名将金庾信之外甥。早年出使唐朝，并亲自参与了灭亡百济的战争。任内配合唐军镇压百济复国运动并灭亡了高句丽，然后驱逐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于676年实现了对浿江（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区域的统一，朝鲜半岛历史由此进入了统一新罗时代。死后谥号文武王，葬于东海（日本海）中的大王岩。

金法敏生于新罗真平王建福四十三年（626年），父亲是真骨贵族金春秋，母亲金文姬是532年被新罗征服的金官伽倻王室后裔，舅舅则是后来的新罗名将、国之柱石金庾信。史料记载金法敏“姿表英特，聪明多智略”，并且自幼接受“诗礼之训”，“学综古今”。在此良好教育环境下，金法敏“允武允文，多才多艺”。

善德女王仁平九年（642年），百济攻陷新罗西部重镇大耶城（今韩国庆尚北道陕川郡），城主金品释战死，其妻古陀炤乃金春秋之女、金法敏之妹，亦死于乱中。金春秋父子对此痛心疾首，发誓灭百济以报国仇家恨。金春秋先求援于高句丽不成，接着求援于唐朝，促成了唐与新罗的接近。金法敏亦积极参与乃父主导的对唐外交中。永徽元年（650年），真德女王派金法敏出使唐朝，名义上是报告新罗在上年大破百济，实际目的是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关系，并献上了真德女王所作的讴歌唐朝功德的《织锦太平颂》，刚登基不久的唐高宗大喜，授金法敏为太府卿。

永徽五年（654年），真德女王去世，金春秋被群臣推戴即位，是为太宗武烈王。翌年，作为嫡长子的金法敏被册立为太子。显庆五年（660年），唐朝终于应新罗请求，派苏定方领兵十三万渡海东征百济。金春秋也被唐朝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负责新罗方面军队的调度指挥。金春秋并未直接领兵作战，而是让太子金法敏和大将金庾信代替自己亲临前线。其中金法敏先被派往德勿岛（今韩国京畿道德积岛）与苏定方接头，约好了会师百济都城泗沘（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的日期，然后折返南川停（今韩国大田广域市一带）的新罗大本营，与金庾信等率精兵五万出征，在黄山伐（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燕山面）与百济军激战取胜，从而得以与唐军会师。七月十三日，百济义慈王逃走，王子扶余隆投降，金法敏要求扶余隆跪于自己马前，唾面骂道：“向者汝父枉杀我妹，埋之狱中，使我二十年间痛心疾首，今日汝命在吾手中！”七月十八日，义慈王投降，百济灭亡。

继位为王

百济灭亡不久后，金春秋与金法敏又率军镇压百济复国运动，在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十八日攻占尔礼城（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一带），附近的百济二十余城皆闻风归降，新罗设置官守，将其纳入版图，十一月二十二日凯旋金城。

龙朔元年（661年）六月，金春秋病逝，太子金法敏继位，是为文武王。文武王刚即位，他在唐朝做人质的弟弟金仁问就回国了，传达了唐高宗要求新罗出兵配合唐军灭亡高句丽的敕旨，并强调即使还在服丧也不能抗旨。于是文武王亲率大军北上，在瓮山城（今韩国大田广域市鸡足山城）遭遇百济残余势力抵抗，九月二十七日攻陷。文武王亲征之前，曾派官员文泉联络唐将苏定方，苏定方要求新罗尽快为围攻平壤的唐军输送军粮，而唐朝的吊祭兼册立使即将来到新罗，文武王遂将军队委任给金庾信、金仁问，自己则于十月二十九日返回金城迎接唐使。此时唐高宗又派含资道总管刘德敏传旨要求新罗输平壤军粮，文武王准备了车二千辆、米四千石、租二万二千余石，让金庾信等送去平壤唐营。龙朔二年（662年）正月，文武王正式被唐朝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

虽然新罗完成了唐朝所分配的运粮任务，但是此次唐朝并未平定高句丽。而百济复国运动依然如火如荼，并得到了倭国的援助，文武王于龙朔三年（663年）七月十七日亲率金庾信、金天存等配合孙仁师、刘仁愿所率唐军镇压百济残余势力，在陆上打败了残余的百济势力，与率水军赶来的刘仁轨会师，于八月十三日攻占百济势力的巢穴周留城（豆率城）。然而仍有百济将领迟受信盘踞任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一带）负隅顽抗，唐罗联军久攻不下，文武王为保存实力，遂于十月二十一日撤军，十一月二十日回到金城。

不久后，刘仁轨让百济降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攻克任存，迟受信逃亡高句丽，百济复国运动告终。

一统三国

在唐罗联军灭亡百济、镇压百济复国运动的过程中，两国矛盾的种子就已埋下了。新罗一直垂涎于百济故地，可唐朝却将其改设为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任用扶余隆为首的百济归顺人员为官长，令新罗骨鲠在喉，大为不满。唐高宗甚至还要求文武王与扶余隆会盟，发誓新罗、百济互不侵犯。对此百般抵触的文武王以任存未下为由，奏请停盟，但到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下旨责备新罗不遵唐朝要求盟誓，大概此时任存城已被占领，所以新罗没有拒绝的借口，文武王便于二月派金仁问、金天存在熊津与扶余隆会盟。唐朝显然对文武王没有亲自出面感到不满意，于是到了麟德二年（665年）八月，文武王迫于唐朝压力，终于亲自出面，在唐朝敕使刘仁愿的监督下，筑坛于就利山，与曾经跪在他马前、被他羞辱过的熊津都督扶余隆会盟。在此之前，唐朝于龙朔三年（663年）宣布新罗为鸡林州都督府，以文武王为鸡林大都督，这无疑让文武王感受到唐朝的威胁，担心新罗沦为百济那样的下场。

不过，新罗还需要借助唐朝的力量来平定高句丽、统一海东，所以暂时没跟唐朝翻脸。乾封元年（666年）四月，文武王让重臣金天存的儿子金汉林、金庾信的儿子金三光入唐充当宿卫质子，并请兵讨伐高句丽。当时，高句丽强人渊盖苏文已经倒下，诸子争权夺利，长子渊男生（泉男生）降唐，因此唐朝顺应新罗请求，于同年十二月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重启对高句丽的征伐。乾封二年（667年）七月，唐朝派刘仁愿等来新罗征兵助攻高句丽。八月，文武王亲率大军出征，九月至汉城等待李勣的消息，李勣派江深传令新罗军队直接赶赴高句丽都城平壤。十一月十一日，文武王行至獐塞（今朝鲜黄海北道遂安郡一带），听说李勣撤军，自己也撤军。十二月，刘仁愿再次督促新罗出兵，并授予唐高宗赐给文武王的大将军旌节，不过文武王似乎按兵不动。总章元年（668年）六月，刘仁轨来新罗督促出兵，六月二十七日，文武王再次前往汉城坐镇指挥，金仁问、金天存、朴都儒等率领的新罗军队于平壤城外的蛇川之原打败了渊男建（泉男建）的军队，九月联合唐军包围平壤，遂灭高句丽。

文武王本欲自汉城前往平壤助攻，但途中听说平壤已经陷落，便返回新罗，十月二十二日嘉奖有功将士，十一月五日进入金城，翌日即率文武百官祭告先祖庙，报告“祗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元凶伏罪，国歩泰静，敢兹控告，神之听之”。总章二年（669年）二月二十一日大会群臣，以“两敌既平，四隅静泰”下教大赦境内，宣告了朝鲜半岛三国纷争的终结。

不过，和平并没有像文武王预想的那么快来临，随着百济、高句丽的相继灭亡，唐朝与新罗的矛盾迅速浮上水面。在攻击高句丽之时，李勣责备新罗未按军期赶到，高句丽灭亡后金仁问等新罗有功人员入唐受赏时，李勣又称新罗无功。此外，新罗趁机占领了过去曾属新罗的高句丽卑列城（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也被唐朝勒令退出。而唐朝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更让新罗惴惴不安，新罗内部盛传唐朝修造船只，借口讨伐倭国，其实要灭新罗。总章二年（669年），在唐朝和新罗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文武王一面派金钦纯、金良图入唐“谢罪”，一面则收容高句丽王族安胜（安舜，一说高藏外孙，一说高藏庶子）、高延武及其所率的4000户高句丽遗民，翌年三月即派薛乌儒与高延武各率精兵一万援助高句丽叛党剑牟岑，甚至打过了鸭绿江，后来遭遇唐军大部队而撤到汉城（今朝鲜黄海南道载宁郡），文武王将安胜安置于金马渚（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七月派遣须弥山册封安胜为高句丽王，并继续援助高句丽遗民捣乱。

显而易见，文武王的意图就是将这些高句丽遗民用于牵制唐朝。此外，文武王还和倭国搞好关系，在镇压百济残余势力期间就释放了所有倭国俘虏，高句丽灭亡后更是频繁遣使与倭国（后改称日本）往来，以创造对新罗有利的国际环境。

当然，文武王的首要目标还是在于百济故地，当地为唐朝羁縻统治下的熊津都督府，熊津都督扶余隆尚未赴任，由长史难汗、司马祢军等归顺唐朝的百济遗臣留守，并驻有唐朝军队。尽管已有就利山会盟，但熊津都督府和新罗之间的矛盾依然很深，尤其是新罗在当初平定百济之际，就已经占领了尔礼城等部分百济城池，熊津都督府希望唐朝出面让新罗归还这些土地，因此唐高宗对新罗擅取百济土地的行为感到愤怒，扣押了谢罪使金钦纯和金良图（金钦纯不久被释放回国，金良图死于狱中）。在此情况下，文武王先派金儒敦去熊津都督府，以“请和”为名加以试探，等到熊津都督府司马祢军回访时，文武王借口他来“窥觇”而予以扣押，并亲率大军进攻熊津都督府，时为咸亨元年（670年）七月，唐罗战争由此爆发。经过一年左右的征战，新罗击败了熊津都督府的百济遗民及驻守当地的唐军，并设置了所夫里州，这意味着新罗从唐朝手中吞并了百济故地。

不过，文武王在维护与牟取新罗的国家利益而与唐朝发生的冲突的同时，始终无意断绝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因而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对唐外交策略。据说他在咸亨元年（670年）征讨熊津都督府时，曾“具录事状，发使奏闻”，但因“风寒浪急”而未能入唐。咸亨二年（671年）唐将薛仁贵致书问罪之际，文武王在答书中声称先王金春秋曾得到唐太宗约定在平定高句丽、百济后将平壤以南送给新罗的“恩敕”，以使自己侵吞百济全部故地和高句丽部分故地的行动正当化，同时力陈新罗为唐朝的付出以及对唐朝的“忠诚”，诿过于唐朝大将李勣的苛责和熊津都督府官员（百济遗臣）的诬陷，表达自己的“冤屈”。咸亨三年（672年）九月，文武王第二次遣使入唐谢罪，并送还祢军等熊津都督府官员和唐军俘虏。之后，新罗所援助的高句丽叛军于咸亨四年（673年）五月被高侃、李谨行所领之唐军剿灭，新罗援军和高句丽叛军余部逃回新罗。文武王对此忧心忡忡，哀叹：“军败如此，奈何！”然后加强西海岸和北部边境的防范。

唐高宗并不接受新罗的谢罪。到咸亨五年（674年）正月，解决了西域弓月、疏勒问题的唐高宗开始对新罗算总账，下诏削文武王官爵，改立其入唐宿卫之弟金仁问为新罗王，派刘仁轨、李谨行率军20万讨伐新罗。刘仁轨在七重城（今韩国京畿道坡州市积城面）大败新罗，但不久即被召还。上元二年（675年）二月，文武王第三次遣使入唐谢罪，唐高宗顺水推舟，赦免其罪，恢复官爵。在赦罪诏书尚未传达到前线时，新罗于当年九月进攻驻扎在当地的唐军。

而唐朝的精力主要用于对付吐蕃，所以不得不收缩海东政策，于仪凤元年（676年）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并召还了在当地任职的汉官。

这标志着唐朝势力实际上退出朝鲜半岛，也标志着文武王最终完成了统一浿江（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大业。

后世纪念

神文王修建感恩寺作为文武王的愿堂，为文武王祈祷冥福（相传本为文武王为镇伏倭兵而建）。感恩寺遗址被指定为大韩民国史迹第31号，现存两处三层石塔，供奉舍利，双塔被指定为大韩民国国宝第112号。此外还在其柱石上发现了韩国最早的太极图纹样。

文武大王陵是韩国唯一一座修建于海上的王陵。该陵残存石碑在18世纪末被发现，原文2500字左右，现可判读700字左右。碑文名称被复原为“大唐乐浪郡王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新罗文武王陵之碑”，彰显唐与新罗的宗藩关系。文中将新罗王室追溯到“火官”（祝融），并自称是金日磾（秺侯）的后裔，此外还出现了神秘的新罗开国之君“星汉王”，这些都不见于史书记载，成为后世学者众说纷纭的历史谜团。

韩国海军于2003年下水的编号为DDH-976的KDX-2级导弹驱逐舰被命名为“文武大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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