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润心田(张杰民)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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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心田》是中国当代作家张杰民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春风化雨润心田
2001年初春的一天，阳光明媚，春风轻柔，杨柳吐绿，鸟语花香，万物呈现一片生机。
沈丘县委大院内，突然来了近百名村民，他们抬着一块玻璃匾，在院内燃放一盘长长的鞭炮。
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县委各部委的一些干部都出来观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政法委的一些同事出去看了看，急忙回来告诉我说：“张主任，快出来看看吧，大辛营村的干部、村民给我们送匾来了！”我一听就明白，他们是为感谢政法委“三个代表”工作队而来，而我正是政法委“三个代表”工作队的队长。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出去迎接吧，对不起大辛营的干部、村民的一片真情；出去迎接吧，又害怕其他人说闲话。说实在的，我不是要“鲜花”和荣誉的人。时间很急迫，来不及多加思考，我只好与政法委的一些同事赶紧出门迎接。
一位县委的老同志说：“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来，在县委大院内放鞭炮、送匾还是第一次。”
说起政法委“三个代表”工作队进驻大辛营行政村，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2000年初，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全县各部门、各单位都派出“三个代表”工作队进驻一些贫困村、后进村，认真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当时，我在沈丘县政法委任正科级协理员兼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付子元找我谈话说：“根据县委安排，我们政法委要组织“三个代表”工作队，进驻北郊乡大辛营行政村，时间一年，这个村情况有些复杂，想让你担任工作队队长，副队长有政法委李主任、北郊乡董副乡长，从公安局抽调到政法委的王所长为成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毫不犹豫地说：“好啊，没问题，叫干啥干啥。”
对大辛营我早有所闻，这是一个全县有名的行政村，带子锯、花炮厂等民营企业办得红红火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这个村还是县委书记的点。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时，我曾来过这个村。现在，这个村情况怎么复杂了呢？
政法委的李主任，原是北郊乡党委副书记，刚刚从北郊乡调到政法委，对大辛营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和他商量去大辛营驻村的事，他长叹一声说：“这个村今非昔比了，从1998年村委换届以来，捣的跟蒜一样，三年没交过提留，各项工作开展不了，乡干部都不愿到这个村工作。”一席话，让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想，可能正是这个村混乱，才派我们去的吧！
有一个同事，听说我们要到大辛营驻村，好心劝我说：“驻村时间只有一年，到那里应付一下，时间一到就回来了！”我们个人关系虽然很好，但我对这个说法却难以苟同。我们这代人，出生在共和国成立前后，经历过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历尽沧桑，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就没有我们个人的成长和进步。特别是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毛主席的一些语录至今还耳熟能详，“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正是这段语录给了我强大的鼓舞和力量。我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越是困难越要知难而进。退一步讲，我们吃着国家的饭，拿着国家的钱，单从这一点来说，也应义不容辞啊！
正当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李主任因病住院不能参加工作队了，付子元书记又征求我的意见，问怎么办？我说：“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吧，不用再添人了。”
我和王所长一起来到北郊乡，与北郊乡党委、政府结合后，立即与董副乡长一起进驻了大辛营。
大辛营是一个大村，近3000口人，村部有一个大院，一栋二层楼房，一楼中间是个大会议室。我们带着被褥和政法委专门为我们准备的煤气灶及锅碗瓢勺，在村部里安营扎寨。
我过去曾在乡镇工作15年，风里来雨里去地驻过几个村，这次驻村已隔16年了。那时是大集体年代，驻村干部主要是催收催种、农田水利建设、完成公粮任务等，而现在农村工作主要是征收提留、计划生育。虽然不同时期工作重点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必须紧紧依靠党员、干部和村民，与大家打成一片。
村里的党员、干部，我们走访了一遍。
对一些德高望重、有影响的村民，我们亲自登门拜访。
村头的一大片树荫下，常常有一些人在拉呱，多时有几十人。我们路过这里，总要先与大家打个招呼，掏出“散花烟”散上一遍，有时还坐下来与大家拉拉家常。
通过和党员、干部、群众心贴心交朋友，很多人打开了话匣子，掏出了心窝子，使我们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解决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8年，大辛营村委会换届选举，但在临近选举时，半路里却杀出个“程咬金”——辛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里先要说一说辛之问与当时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张锦刚的关系。二人都是大辛营行政村的老干部，可谓是大辛营的有功之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辛之问曾任该村党支部书记，为人正直，性格直爽，工作积极性很高。张锦刚是大队长，工作能力很棒。二人在共事期间，可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有些“言和语不和”。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把辛之问抽到公社电影院看大门，张锦刚接任党支部书记。辛之问在公社电影院看大门，后又到沈丘县“二化”（第二化肥厂）看大门，有点经济收入，这些年相安无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辛营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好，带子锯、花炮厂有近10家，大辛营成了县委书记的点，张锦刚多次当选为县党代表和县人大代表。
后来“二化”解体了，辛之问又回到大辛营。适逢199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辛之问参加了村主任竞选。他站在大板凳上发表竞选演说，围绕提留、用电、打面等对村民许下一些诺言，加之一些人对村干部有些意见，结果以高票当选。
辛之问当了村主任之后，北郊乡领导找他谈话，与他讲配班子要讲“五湖四海”的道理，但他并不认同，最后与乡领导不欢而散。
接下来又发生的几件事，使这个村的派性和矛盾骤然上升：
一些人把张锦刚看成了“敌人”，要“新仇旧恨”一起算。张锦刚一看势头不对，主动提出辞去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职务。
一个原来的村干部，在行政村院内遭人从院外砸黑砖。
另一些人则状告辛之问多年没交党费，北郊乡将此事反映到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派人来大辛营村宣布对辛之问党员除名的决定，一些村民对处理决定不服，围住组织部派来的人，不让他们走，包围了大半天，最后公安机关出动干警才把他们解救出来。
北郊乡派干部来大辛营，准备召开党员会，选配行政村党支部班子，结果喊了半天，没有党员前来。乡干部走后，辛之问通知一些党员开会，直接任命了几名支部委员。后来，周口地委组织部派检查组来沈丘县检查争先创优活动，因大辛营是县委书记的点，属于必查的村，乡党委只好派董副乡长兼任大辛营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并认可了辛之问宣布的支部委员名单。
由于派性大、矛盾多，致使该村三年没有上缴提留，各项工作难以开展。有个乡干部气愤地说：“我们乡里全仗没有这个村。”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力宣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依靠党员、干部和村民，大讲团结的重要意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形成一个“讲党性，讲团结，顾大局，除派性”的浓厚氛围，把一些人从明争暗斗中引导到干事创业上来。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公道地进行处理，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大家。同时，我们在村部门口设立了意见箱，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
对于大辛营来说，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村的问题。开始，有位乡领导建议我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启动罢免程序，组织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提出罢免村主任的要求。但是，我们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种方法欠妥，不但不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且会火上浇油、后患无穷。俗话说：“润物无声，风化于成。”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理顺情绪、解开心结，做到凝聚人心、水到渠成。
于是，我和辛之问多次谈心，与他共同分析行政村工作的现状以及他面临的困境：由于派性大，矛盾多，人心涣散，很多工作没法开展，对上对下都不好交差，作为一个60多岁的人整天深陷在旋涡里，活得实在是太累了；全村三年没有上缴提留，行政村没有办公经费，当干部的是清廉了，但是什么事也办不成；这一届村委会三年的任期即将届满，又要开始新的选举了，辛之问给村民的承诺一点也没有兑现，再选村主任还能选上吗？同时，我又与乡党委沟通，因为辛之问原来当过大辛营村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把他抽出去的，如果他能主动辞去村委主任职务，可以享受村支书的退休待遇。我把这种想法向辛之问说明以后，他经过认真考虑，主动写了辞职报告。我看了他的辞职报告，上面还盖有红彤彤的私章，再三问道：“你考虑好了没有，可不要后悔啊！”辛之问说：“我考虑好了，等事情办好以后，还要给你灌酒喝哩！”
北郊乡党委、政府很快批准了辛之问的辞职报告，并为其下发了享受村支书退休待遇的通知。这时，又有一些党员、干部提出：“辛之问这些年没在村里当支书，凭啥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又耐心地做解释工作：“辛之问当时是公社党委研究抽出去的，当村支书的时间可以连续计算。”或许这个理由不够充分，但是他们出于对我们工作队的信任，也就勉强接受了。
紧接着，我们着手选配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些党员、干部和村民，积极主动地向我们推荐候选人，我们按照“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有领导协调能力、有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能力、绝大多数村民都能认可”这几个标准，并在进一步征求党员、干部和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候选人。北郊乡党委、政府很慎重，又派乡长亲自到大辛营找各方面人士座谈了解，最后同意了我们提出的人选。
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经全体党员选举从本村党员中产生，董副乡长不再兼任。因党员人数有限，选举进行得很顺利。
村主任，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当选举即将开始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有个村民冲进会议室大声吆喝：“张锦刚的事大得很，以前大队的拖拉机弄哪去了，发展乡镇企业时大队成立的'八一农机厂'、'化工厂’等咋垮了？”他说的这些虽然与本次选举无直接关联，但却代表了部分人的想法。村干部把他劝出会议室以后，我和董副乡长以及前来参加选举的北郊乡组织委员商量，今天的选举暂停，等条件成熟后再说。然后，我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我们工作队一直欢迎大家提意见，村部门口设有意见箱，有啥意见可以投到意见箱里，也可以找我们直接反映，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留出一段时间，让大家反映问题。但是，反映问题要具体，要有真凭实据，我们查不清，我可以请县纪检委、反贪局的查，直到查清为止。如果光说一些空洞的东西，咋给你查啊！另外，请大家互相转告一下，以后我们开会要求哪些人参加就哪些人参加，其他人员不能无故影响会议召开。
会后，有一个老党员告诉我说：“今天选举村主任，头一天就通知了，通知得有点早，有些人知道了就去闹事。”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仔细想想这不是提前通知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村主任选举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锣鼓家伙不是偷打的，下次选举我们不仅要提前通知，而且提前的时间要更早。”
针对个别人的问题，我们利用亲戚朋友和村内有威望的人协助继续做工作。
一连几日，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人反映的问题。
已经瓜熟蒂落了，我们再次确定了村主任选举的日子，并提前一周发出通知。届时，选举工作在行政村会议室如期举行，党员、干部来了，村民代表来了，北郊乡组织委员来了，到会人员有百十人，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经过有关选举程序，辛延喜获得全票，当选了村主任，会议室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辛之问、张锦刚等老干部对新一届党支部、村委会都比较满意，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新一届“两委”班子成员，信心很高，干劲很大。
不久，夏季征收提留开始了，对于一个三年没有上缴提留的行政村来说，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是对新班子的一个严峻考验。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征收提留工作迅速展开。一天晚上，行政村会议室灯火通明，党支部、村委会正在连夜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乡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征收提留工作。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村征收提留还差5000元，如果明天交上去，就能夺得全乡第一名。这时，村民组长辛玉堂踊跃发言说：“张主任，不就是还差5000元吗？我先垫出来吧，我们一定要拿第一名。”他这种爱国家、爱集体的精神，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当前的大辛营，正需要这种正气，我在会上对辛玉堂进行了大力表扬。结果，大辛营行政村在三年未交提留之后，一举成为全乡第一个完成提留任务的行政村，受到乡党委、乡政府的嘉奖。
完成了当年的提留以后，我们一鼓作气解决近三年来拖欠的提留问题，经过党员带头、全民发动，全村很快上缴提留款18万多元，完成拖欠总额的95%以上。这时，我们经过冷静分析，考虑到少数村民一下子拿出三年的提留款确有困难，决定这项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至于村民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第三村民组分地时遗留的废闲地问题，由于分配不公，这个组的村民意见很大，多年解决不了。行政村“两委”班子成员集中力量前去解决，一户一户地丈量，实行多退少补，不愿意退地的可以补钱，立即进行兑现，经过二三天的连续奋战，终于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为了吸收新鲜血液，充实党员队伍，更好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行政村党支部根据积极要求入党人员的申请，研究发展4名新党员。乡里一个主管干部为难地说：“现在发展党员要求比较严，有时几个村才批一个。能不能再减少一些？”我说：“大辛营乱的这么很，这个时候最需要弘扬正气，这些积极分子体现的都是正能量，有了他们就能进一步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如果乡里有困难，我可以向县委组织部反映。”后来，这4名村民经过组织考核和相关程序都成了正式党员。
2000年底，为了让少数困难村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县政法委捐赠几十袋面粉，行政村研究确定了困难户名单和分配方案，我们与村干部一起踏着泥泞把面粉分别送到了他们家中。
转眼间，一年时间到了，我们工作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辛营又成为一个先进村，重塑了当年的辉煌。这时，郑州航院“三个代表”工作队又进驻了大辛营行政村，徐继超副院长（后任河南省副省长）亲自带队，我和徐院长在全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上先后讲话，完成了交接工作，然后我们与大辛营行政村的党员、干部、村民依依惜别。
驻村工作结束了，我们政法委“三个代表”工作队被评为周口市先进工作队，我也被评为周口市先进个人，受到周口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十几年后，大辛营行政村搞起了土地流转，辛延喜、辛玉堂带头建设了葡萄园、桃园。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他们邀我前去观赏桃花、参观葡萄园，并告诉我说：“大辛营行政村党支部已连续多年获得沈丘县'十佳党支部’称号。”
姹紫嫣红的桃花，令我赏心悦目，而大辛营欣欣向荣的景象，更令我倍感欣慰。[1]
作者简介
张杰民，河南省沈丘县人，沈丘县政法委退休干部，现为周口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