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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戴若思傳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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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戴若思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原文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若思有風儀,性閒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

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 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參軍呂猗昔為台郎,有刀筆才,性尤奸諂,若思為尚書,惡其為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眾。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為將來之憂耳。」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 選自(《晉書•戴邈傳》)

譯文

戴若思,廣陵人,因犯晉高祖司馬懿的廟諱而改名字。戴若思為人有氣度,儀態端莊,品性閒淡爽快,年輕時喜歡為人排難解紛,不受世俗節操禮儀所束縛。路上遇到陸機趕赴洛陽,船上運載的貨物很多,(戴若思)就與同夥劫掠了船隻。戴若思登上岸來,坐在胡床上,指揮同夥,都能非常適宜恰當。陸機觀察到他的舉止,知道他不同於常人,在船艙里遠遠地對他說:「你有如此才器,卻在這裡做搶劫之事!」戴若思內心感悟,因此流下淚來,投下劍走向陸機。陸機與他交談,對他大加讚賞稱異,便與他結下友情。

戴若思後來被薦舉為孝廉,到了洛陽,陸機向趙王司馬倫推薦他說:「我看處士廣陵人戴若思,清高淡泊躬行正道,道德涵養和胸懷氣量充實宏達;思想足以研究深奧的道理,才能足以識別人才;他確實是東南一帶棄置未用的人才,是朝廷才能出眾的賢士。希望明公留意考察他,不用讓忠貞公允的言論因為人而被廢止。」司馬倫就起用他,任命他為沁水縣令,他沒有就任,接着便前往武陵探視父親。當時同郡人潘京一向有鑑別力,以知人而聞名,戴若思的父親就讓他去找潘京交談,交談不多時(潘京)就稱戴若思有宰相一類大臣的才幹。(戴若思)多次轉任後做了東海王司馬越的軍諮祭酒,後出京補任豫章太守,加任振威將軍,兼任義軍都督。(戴若思)因為討賊有功,(被)賜秣陵侯的爵位,升任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又被授予散騎侍郎。

元帝召他任命為鎮東右司馬。將要征討杜弢時,又加任戴若思為前將軍,還沒出發杜弢就被消滅了。元帝做晉王時,就讓戴若思做了尚書。中興建國以後,又讓他擔任中護軍,後轉任尚書僕射,但是他都辭讓沒有接受任命。出京擔任征西將軍,加任散騎常侍。朝廷徵發投遞名帖求官的一千人做他的軍吏,調撥揚州的百姓家奴一萬人做兵士分配給他,讓散騎常侍王遐擔任他的軍司,鎮守壽陽。元帝親臨他的軍營,慰勞勉勵他的將士,臨出發時為他祭祖餞行,擺酒作詩。

戴若思到達合肥時,王敦興兵作亂,朝廷下詔讓戴若思返回鎮守京都,晉升驃騎將軍。不久石頭城失守,戴若思與眾多軍隊進攻石頭城,朝廷軍隊大敗。戴若思帶領部下一百多人奔赴朝廷接受詔命,他與公卿百官到石頭城見到了王敦。王敦的參軍呂猗以前做御史台郎中時,有寫訴訟文字的能力,本性特別奸邪讒佞,戴若思擔任尚書時,厭惡他的為人,呂猗也很憎恨戴若思。到了此時,(呂猗)就勸說王敦說:「周顗、戴若思都享有盛名,完全能夠迷惑眾人。您如果不除掉(戴若思),恐怕會產生再次起兵(反叛)禍患,這是將來的憂患啊。」王敦認為此話有理,加上平素忌恨他們,就收押了戴若思接着殺害了他。戴若思一向有很高的威望,四海之士無不為他感到痛惜。叛賊平定後,(戴若思)被冊封追贈為右光祿大夫,諡號簡。 [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