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摯虞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晉書·摯虞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原文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皇后崩，杜預奏「諒暗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含預書曰：「喪服者，以服表喪。
今帝著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從之。
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逐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勛、太常卿。時懷帝親郊外。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 （節選自《晉書•摯虞傳》）
譯文
摯虞，宇仲洽，京兆長安人。父親摯模，是魏國的太僕卿。摯虞年少時侍奉皇甫謐，才學廣博，著述不倦。郡中選他做主簿。摯虞曾經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所保佑的是道義，人所幫助的是誠信。講誠並旦信順天命，會使人福壽延長違背這些，就會招致災礽。所以憑藉自身，假託人事，用正道引導他們，使他們返回到禮義之途，在梘聽之外推舉神明的應驗，在智力之外崇尚否泰的命運，藉以說明天命不可違。所以作《思游賦》。推薦為賢良；和夏侯湛等十七人策選為下等，拜為中郎。於是（皇帝）下詔讓各位賢良進獻直言，摯虞回答說：「我聽說古代聖明的君主，考究原始以求善終，體察根本以正其末。所以憂慮法度不當，而不憂慮人物失所；憂慮人物失所而不憂慮災害流行。如果能以法求取，那麼在其他事情上就能以法治理，在民間人們相處和睦在朝廷災禍就自會消除。」
當時祖廟剛剛建成，（皇上）下詔一律加官晉爵一級。後來由於負責擬旨的人草擬的詔書不太符合皇上的旨意，於是詔書廢止。摯虞上表說：「我聽說古代的聖王明君，不吝惜千乘之國而愛惜桐葉封弟的信譽，就是為了尊重至尊的詔命而通達萬國的誠信。前些時的《乙巳赦書》，發揚先帝留下的恩澤，普遍增加爵位一等，以酬答天下歡欣愛戴的忠心。驛站傳布詔書，宣示於遠近，沒有誰不歡騰雀躍，欣喜蒙受思澤。如今一旦因為主管的人考慮文辭不周密，收回以往的詔令，奪走已普施的思德，我私下認為不應該。」
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並下詔。元皇后死了，杜預上奏：「天子居喪之制，起自上古時代，商高宗武丁沒有服喪的文宇記載，只能說明儀式符合服喪的禮制而沒有記載。漢文帝規定服喪三十六天。曹魏以後，既葬而祭以為節度。皇太子與國家為一體，理應脫下喪服，哭完就除服。」摯虞答覆杜預的信中說：「喪服就是用服表現喪。現在皇帝日理萬機，太子監護安撫天下的責任重大，以時宜改變喪禮，葬罷就除服，改變禮制通達事理，典制流傳到未來，何必依附於古代，使老儒紛爭呢?」（皇帝）下詔依從了他的意見。
（摯虞）後來歷任秘書監、衛尉卿，眼着惠帝到長安。等到關東軍隊來攻打天子時，百官奔散，於是摯虞流離到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之中，糧食斷絕餓得厲害，便拾橡子充飢。後來得以回到洛陽，歷任光祿勛、太常卿。當時懷帝司馬熾親自舉行郊祀。自元康（291）以來，天子不親自郊祀，禮僅廢棄。摯虞考證舊典，儀式用品果然有序。等到洛京荒亂之時，盜賊橫行，人們餓得互相為食。摯虞一向清貧，於是餓死。[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