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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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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东是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
普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认为它们维护剥削，扼杀自由。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合成一体，提出一个所谓“互助主义”的救世良方。主张生产者根据自愿原则，通过订立契约进行互助合作，彼此“等价交换”各自的产品。这种空想的互助主义方案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基础之上，其目的是形成生产者之间“永恒的公平”，防止他们遭受破产的厄运，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1]
普鲁东的学说和政治活动对巴黎公社前的法国工人运动颇有影响。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人物生平
1809年1月15日生于贝桑松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1月 19日。曾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后与人合伙开办小印刷厂。 1837年迁居巴黎，从事著述活动。1840年发表《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蜚声于世。该书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大私有制，认为可以通过保护小私有制摆脱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
1846年发表《贫困的哲学》 ，企图以政治经济学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年革命发生以后，开始从事实际的社会改革活动，曾任《人民代表》报和《人民之声》报主编，被选为国民制宪议会议员。 1849年因著文反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捕入狱，被判3年徒刑和 3000法郎罚款。在狱中写成《一个革命家的自白》和《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 1852年获释，1858年在《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一书中激烈抨击天主教会，在再次被捕威胁下流亡比利时。 1862年遇赦返国，继续宣扬无政府改良主义思想。
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主义 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法国，50—60年代广泛流行于西欧国家并颇具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因其创始人蒲鲁东而得名。蒲鲁东在他的《什么是财产？》、 《贫困的哲学》 、 《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和《19世纪革命的总观点》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蒲鲁东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为了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 、 《共产党宣言》和《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黎公社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基本消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
主要理论
洛克认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优先占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向洛克的理论提出挑战，强调人口的增长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私有土地财产。蒲鲁东说：“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财产不可能存在。”蒲鲁东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所有者的无限期控制，那么它和人口的变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是不可能存在的。换句话说 私人土地所有意味着部分所有者对其无限期的控制，那么它就不能适应人口的变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适应人口的变化，它就不是所有者无限期控制意义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证明了蒲鲁东的这个洞察力。
个人著作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已经记不起来了。那部论“世界语言”的幼稚著作，表明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_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所说的东西，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悟性时使用的机智反论，致命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175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呵！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176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盗窃”这个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
贫困的哲学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177出版前不久，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严格的方式竟使友谊永远结束了。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发现，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他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发展的手段来代替了。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不得不介绍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指出了，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其次，还指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今天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要想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作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作超极端的革命者加以沮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一开始就被别人和他自己所误解，如果说他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叙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浮夸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分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onveutquelesmalheureuxsoient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41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庞然巨物了。
无息信贷
蒲鲁东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册中已经证明，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18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19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资本看作资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17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1850年）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让巴师夏把他击败的地步，而当论敌对他施加威力的时候，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的应征论文。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么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和19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么，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政变
那本关于《政变》的著作，在其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还有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在其中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这些应当认为不仅是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么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反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理论应用
由于马克思误认为英国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阶级将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1899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欧洲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后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败直接影响。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问题。1895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委员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考茨基却坚持认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 恩格斯支持他的观点。由于恩格斯的权威，“农业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意见被压制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农。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年代即已经是德国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1919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1920和19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不少在社会民主党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