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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學者,文化批評家,作家
出生 1957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學者,文化批評家,作家
知名於 發現並證明全球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中國文化守望者」
知名作品 《華夏上古神系》
《流氓的盛宴》
《燃燒的迷津》
《孤獨的大多數》
《朱大可守望系列》。

朱大可,1957年生於上海祖籍福建武平,漢族客家人。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學者之一,也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04年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雲南大學廈門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座教授。《新世紀》周刊、財新網專欄作家。

朱大可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衛、睿智,話語閃耀着理性、激情和啟事的光輝。他用獨特的話語方式——「朱語」對中國文化現狀和社會弊端製造了許多激烈的、尖銳的批評;他學識淵博,紮實的學術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深刻,對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茅盾文學家得主麥加曾這樣評價朱大可:「他讓有些人害怕,因為他拒絕媚俗;他讓害怕他的人依然對他心懷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筆下那個喊出『他什麼也沒有穿』的孩子!」

2006年9月號《鳳凰生活》雜誌,推出「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朱大可入選,被譽為「中國文化守望者」。

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餘年學術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新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個人履歷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誌《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朱大可今年50歲(2007年時)。「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主要著作

  • 《燃燒的迷津》
  • 《聒噪的時代》
  • 《話語的閃電》
  • 《守望者的文化月曆》
  • 《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
  • 《記憶的紅皮書》
  • 《神話》
  • 《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大型文化年鑑,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為《中國文化總覽》)
  • 《文化批評》
  • 《逃亡者檔案》
  • 《十作家批判書》
  • 《孤獨的大多數》
  • 朱大可守望者書系《神話》《審判》《烏托邦》《先知》《時光》

相關言論

關於文物市場的言論
2011年6月,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稱,眼下文物市場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傳承的最大悲哀。賭場效應製造出一大堆超級賭徒,而無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熱愛者、鑑賞者與保護者,更不能轉換為推動中國文化復興的良性動力。 朱大可認為,一方面是文物價格的驚天哄抬,另一方面是總體文化價值的崩盤,這種對比形成了尖銳的諷喻。文物市場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們證實,殘剩的歷史文化資源,已經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貶損和荼毒。
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論
關於寶劍:這真是英雄輩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劍客在江湖中誕生和死亡,他們的鮮血譜寫了古典劍學 的瑰麗篇章。最不可思議的暴力,與愛情、友誼、勇氣和終極關懷一同生長。眉間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獨的小樹,卻成為一座堅實的紀念碑,向我們昭示生命擴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堅硬的事物與最柔弱的生命,結成了神聖同盟。(摘自《寶劍:站在利刃上的精靈》)
關於銅鼎:王室對民間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斂,加劇了社會衝突,一種叫做「銅鼎綜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開始蔓延,又隨着「九鼎」傳染給周人,並且在周幽王那裡再次惡性發作,導致西周帝國的敗亡。沉重的銅鼎改變了湯人的廣闊戰地,使之被迫徹底放棄遊牧的習俗。經過數百年的農業馴化,彪悍的獵人變得無限溫存起來,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這樣的小型遊牧部落的襲擊。銅鼎與其說是社稷穩定和諧的象徵,不如說是國家災難和病變的徵兆。但隨着鐵器時代的成熟,皇帝跟民眾的分歧日益嚴重。就在武帝統治的時代,規模巨大的民用鐵器托拉斯已經形成,少數鐵器製造商壟斷了整個遠東地區的生產和銷售,而鐵器成了農業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體支架再度出現,鼎的支足淪為畫蛇添足的累贅。八千年前的鍋子獲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質已由陶土變成了生鐵。鐵鍋徹底取代銅鼎,成為百姓灶台上的主體。在歷經近千年的「銅鼎綜合症」苦難之後,鼎器黯然退出了華夏民族的歷史空間。鍋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來就是人民的器皿,從屬於柴米油鹽之類的平凡事物。由於鍋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為統治者和貴族所專有,而是成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發出美妙的世俗氣息。而鼎則變成一種美妙的帝國記憶,它時常閃現在皇帝的夢裡,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華場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關於靈玉:玉的道德化完成於春秋儒家集團。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學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學家團隊,他們的讚美驚天動地,把玉推舉到道德象徵的高度。他們描述玉的質地堅硬慎密,色澤皎潔冰瑩,性情溫澤細潤、聲音清越舒遠。這是罕見的譽辭,儒學和玉學就此結成了堅固的聯盟。他們的作為,為玉學在歷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樣本。玉所承載的世俗倫理語義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無限驚喜。我們被告知,孔子出使別的諸侯國時,恭敬謹慎地拿着玉圭,好像舉不起來的樣子,向上舉時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時好像是給人遞東西。臉色莊重得像戰慄的樣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條直線往前走。這不是出自對王權的敬畏,而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諭儒家和玉的生命聯繫。孔子是卓越的演員,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與器物的嶄新關係。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靈魂的凝結物,散發着士人知識分子德行的濃郁香氣。越過玉的形態和氣質,儒生看見了自身的端莊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礦物上的偉大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