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西有棵白桑(张一曼)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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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西有棵白桑》是中国当代作家张一曼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村西有棵白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铺天盖地的杨树占领了乡下的村里村外。各家各户的日子，也像那村头道边的一排排杨树，千篇一律少了些滋味。在吃穿不愁的幸福的现在，我却越来越怀念那些有关杨树之外的记忆。
老大如果还活着，村西的那棵白桑现在也该发芽了。
老大走的时候六十多岁，大前年。如果论年龄，我们这一辈人该叫他叔伯，小点儿的孩子要叫爷爷。见了面我们也喊声“老大叔”，懂礼貌的孩子，会稚嫩地叫他一声“老大爷爷”。
没人记得老大的大名，村里的人都这样叫。年龄再大些的老人，按说该记得老大名字的。可是他们都说，自从老大的爹也走了之后，村里的人就都喊他“老大”了。因为老大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没人刻意要记着他的大名，也就都忘了。
老大家在村西，记得他家大门外有一棵桑树，结的桑椹是白色的。村南头也有一棵桑树，却没有老大家的白桑长得高，果实也不一样，是紫色的。大人不让我们多吃，说是吃多了紫桑葚要流鼻血。我们就去抅老大家的白桑椹，好像听谁说过白桑椹吃了不流鼻血。
怕老大在家心疼，我们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那棵白桑太高了，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只是望桑兴叹。但毕竟是孩子，照样乐此不疲地拿砖块儿往树上扔。记得有一次正扔得欢，老大回来了。我们撒腿就跑，瞬间没了影踪。第二天，我们七八个孩子刚汇集到一起，商量着准备玩什么，二孬可跑过来了，说老大喊我们去他家。我们心里嘀咕，担心挨老大训。但我们最终最终还是推推搡搡地到了老大家。
二孬趴在大门边上，喊了声“老大叔”。没人应，我们就都喊了起来，“老大叔”“老大叔”。老大出来了，在堂屋门口站着，冲我们摆摆手让我们进去。虽说一个村子，我们却不经常见老大，即便见，也是远远的。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老大。
老大高大，看起来也结实。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看起来结实，背却已佝偻着。老大满脸皱纹，他想笑着和我们说话，但最终也没在脸上堆起笑容，就一句话没说，自己进了屋。那时的房子都矮，老大家的更矮。屋里黑黢黢的，像老大的脸色。我们试探着跨进屋里，马上可出来了，我们都受不了那屋里的馊味儿。不一会儿老大也出来了，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什么，不是痛苦，更不是欢喜，却也不严肃吓人。只是那脸像是被打上了石膏，硬邦邦的。
老大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竹筐。他把竹筐放在一块儿用砖头支起的石板上。嘴里似乎说了句什么，我们谁也没听清。说完他马上往一边站了站，怕惊着了我们似的。筐里好多桑椹，按说也不多，但那时在我们看来却是多得很，白色的。那白桑椹，瞬间就被我们抢了个精光。抹抹嘴正准备走，就听老大“唉”了一声。我们看向他时，他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那竹筐里的白桑椹，是我们吃过的最甜最完整的桑椹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吧，我们对老大的关注也多了起来。
我大说，老大可怜，先没了娘，第二年没了爹。自己一个人把弟弟妹妹带大，吃的苦够几辈子的了。从此之后，我们这帮孩子远远地看见老大，都会拖长了调调喊声“老大叔——”。老大呢，看起来可开心了。
老大的爹走的那年，老大十二岁，弟弟八岁，妹妹两岁。老大去世的时候，我刚好在家，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骇人的信息。十二岁的老大，被逼着当上了两个孩子的爹和妈。除了我大说过的那句“几辈子”，我没听到任何有关老大把弟弟妹妹养大的具体情形，我便更加想象不到那是一个怎样的艰难过程。即便听到这个信息时我已成年，且多少经历了几次悲欢离合之事，但我还是被骇到了。
老大一辈子没有娶亲。听村里人说他二十岁的时候，喜欢上了邻村的一个姑娘。老大年轻时长得结实又帅气，说是得了他爹的身板和娘的模样。姑娘刚刚十六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对老大也是情有独钟。可是，姑娘的家人说啥也不同意。虽说几个村里的人都同情老大，甚至对他多少还有些钦佩之情，但舍了自家的姑娘还是万万做不到的。不过姑娘年龄还小，老大其实也不大，他们就那么被爱情甜蜜地纠缠着，不想明天。有机会相遇或是相约的时候，只一个眼神，他们便能够享受得着爱情的幸福。那两三年，是老大活得最有光彩的两三年。村里人照顾他家，让老大的弟弟去村里的小学教书，好歹是有了一个糊口且还算体面的工作。我想那时的老大或许会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吧。弟弟有了份工作，不操他的心了。妹妹一个女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嫁到别人家的。可是问题就出在了妹妹身上。
妹妹长到十三岁，出落得愈加水灵，但也比别的女孩儿有着更多的心思。按说老大当时也只是个半大小子，很多时候，他琢磨不透自己这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妹妹，就随她去了。老大和邻村的姑娘交往三年的时候，妹妹不干了。一回家就用审视的目光观察老大，持续了得有俩月。老大沉浸在爱情里，丝毫没有察觉到妹妹的异样。有天下午，老大带着满脸的笑意回家。妹妹看到后，先是镢头一样怒气冲冲地从老大身边过了一趟。见老大笑意不减，也不理自己，更气愤了。来到老大身边猛推了一下。老大蹬了她一眼，知道妹妹又犯毛病了。这下真的惹毛了妹妹。她丢下一声狠狠的“哥”，扭头回了自己的屋。
第二天，老大的妹妹不见了。从此，杳无音信。
村里人背后说，老大的妹妹是太喜欢自己的哥哥了，不愿让别人抢了去。老大和那个姑娘从此更没了下文。我妈说，自从妹妹不见后，老大疯了一样的找，寻不回妹妹，癔症了好久。怕老大会落下心病，她和村里的几个婶子嘱咐老大的弟弟，让他多陪陪哥哥。于是，弟弟一下课就回家找老大说话，说学校的孩子，说家里种的庄稼。就是不说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谁家的姑娘嫁去了哪个村子。老大听着，却很少接话。老大的话越来越少。
吃了老大家的白桑椹，加上我们这帮孩子“老大叔老大叔”地喊，慢慢地我们和老大竟成了忘年交。老大在家的时候，我们没事儿就往他家钻，竟再也没介意过他屋里那无法忍受的气味。
老大又开始说话了，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老大又开始笑了，见了村里的人开始用堆起的笑容打招呼。老大那张被打了石膏的脸，也不那么黑黢黢的了。我在那脸上几乎看到了几分大人口中老大年轻时的帅气。
不知是因为在我们这一帮孩子眼中的“老”，还是因为大人口中老大那几辈子的苦，老大即便说了话，也有了笑模样，却活得跟孩子一样。说是如孩子一般简单，不如说是有些拙。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我们在别的大人脸上常见的那种虽艰难却坚定的神色，哪怕是遭遇过苦难后的无奈妥协，老大的脸上都没有。老大就跟一个虔诚的的生活信徒一样，看似简单却又让我们捉摸不透。
不过，这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在我们这群五六岁的孩子眼里，老大就是我们的老大。他总能拿出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吃的玩的新奇的。我们的童年在物质上是贫瘠的，那物质上的贫乏，却被老大给我们填得满满的。我们呢，就七嘴八舌地给他讲村里有趣的人，讲村里发生的大事儿：大毛他娘天黑时又在村里骂街了，好不要脸，不就是一个破茶缸吗；黑孩儿又打他老婆了，该打，谁让她非要和黑孩儿八十岁的娘分家呢；朝民的妹子哭着从婆家回来了，有人说是被男人打了，还有人说回来的时候被他看见了，脸上有一块青紫；巧儿的爸被抓起来了，听说他又偷了别人家的东西，村里人说这次偷的东西贵重，被判了十几年……我们和老大说村里的人村里的事，不说地里的庄稼。老大也给我们说，他说他当老师的弟弟，他说他地里种的庄稼。
老大和我们相陪的那一年，是我们童年里最快乐有趣的一年。后来，我们要上学了。上了学，我时不时地会有一种老大就在身边的错觉。好像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是你要做坏事的时候想想妈妈，你可能就不会继续做下去了。而那时却是因为老大，我努力着让自己往上长，笔直地往上长。这挺奇怪的。老大并没有说过什么要我们怎样不要怎样的话，我却感觉这些所有的约束规矩都是他告诉我的。我猜想别的孩子也会有这种感受吧。因为星期天有机会再去找老大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孩子看老大的眼神起了变化，透着一丝羡慕，也或者是那种最最单纯最最原始的崇拜。现在再去深思这个奇怪的现象，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七嘴八舌的缘故吧。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们七嘴八舌的时候，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套对人对事的判断标准。五六岁的孩子多单纯善良啊，那标准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朴的道理。我们的老大，他恰恰见证了我们这段成长的全过程！于是，这些道理就跟是他教给我们的一样。我们的父母可是没有闲工夫听我们七嘴八舌。老大能够留给我们的，只有弟弟的如何优秀和庄稼地里长出来的那句“人勤地不懒”。而恰恰又是这两样，让我们看到了最朴实的生活真相，让我们在小小的心中生出了最单纯的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老大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他对于我，对于我们竟有如此的大作用。我们从来没对他说过这些。再后来，我们一个个离开家，离开村子。老大家的白桑椹更是好多年再没吃过。有一次在超市十块钱买了一盒紫色的桑椹，说是一盒，也就七八个。那桑椹，肥肥胖胖的，还闪着光。吃在嘴里却没有一丝的甜味，最终还是被我丢到了垃圾桶。
不常回家，我碰到老大的时候就更少。再见老大时已是六年前的冬天。刚到村口，就见老大要出村，手里提着一大一小俩包裹，走得虎虎生风。我把车停在路边，拉女儿下了车，对她说：“喊你老大爷爷”。女儿也乖巧，甜甜地喊了一声“爷爷”。老大忙不迭地把包裹放在路边的乱草上，打开包裹给女儿抓了一大把玉米花。老大虽然满脸写着喜气，但看着还是老了。五六十岁的人，头发白完了。他说弟弟去县城教学了，他说弟弟让他到县城的家里去，他说过年也不回来了。“就在城里过年啦！”老大说这些的时候，多幸福啊！似乎他大半辈子吃的苦都值了。不，几辈子的。已经到了村口，我让女儿先回村子找爷爷奶奶。然后坚持把老大送到了等公交车的路口。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大了。
到这儿，我本不想再继续写下去。因为如果生活到此止步，老大也算是苦尽甘来。如果不明方向的妹妹再有了音信，那么老大的生活也称得上是幸福圆满了。可是生活还在继续，生活里更没有如果。
作者简介
张一曼，漯河市舞阳县太尉镇初级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