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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磅礴的当代文学巨擘——杜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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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磅礴的当代文学巨擘——杜鹏程》中国当代作家柏峰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气势磅礴的当代文学巨擘——杜鹏程

杜鹏程,我国当代军事文学巨擘与奠基者之一,其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艺术地塑造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彭德怀的光辉形象,全景式展现了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下波澜壮阔的延安保卫战,连续取得了各个战役的伟大胜利,故事情节曲折复杂头绪繁多,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一个艺术高峰。同时,他还创作了优秀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夜走灵官峡》等系列短篇小说,都是我国当代文学史的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

一、杜鹏程的经历与文学作品

杜鹏程,原名杜红喜,今陕西省韩城市夏阳乡苏村人,生于1921年阴历3月28日。他的童年非常不幸,他3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韩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城,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史圣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乡。西周初,周武王封子于此,称韩国,春秋战国之交,周平王封秦仲之子康于此,称梁国,战国时,秦设夏阳县。隋开皇十八年置韩城县,1984年元月改为韩城市。这里文化底蕴深厚,重视读书,文风旺盛。虽然杜鹏程家境贫寒,却在寡母的强烈愿望下,积极求学。幼年上过私塾和基督教学校,后来到韩城城里的一家店铺当学徒。1934年到1936年,杜鹏程经人推荐转到离家二三十里远的西庄学校半工半读。西庄学校,北依巍峨的青山,面临浩浩荡荡的黄河,环境十分优美。在这里,杜鹏程受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16岁的杜鹏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二年的初夏,在共产党员老师的介绍下,杜鹏程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

杜鹏程踏上了宝塔山下延河之滨这块热土,先后进入延安的抗大、鲁迅师范学校学习,从此揭开了个人生活历史上崭新的一页。经过紧张的学习之后,杜鹏程被组织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延川县进行农村工作。经过整风、大生产运动后派往被服厂工作。不久,延安保卫战拉开了序幕,杜鹏程在西北野战军任新华社任随军记者。全国解放以后,杜鹏程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后来担任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他兼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杜鹏程还是全国第二、三届政协委员。1991年10月26日下午,彭德怀传记组到医院了解情况,杜鹏程心脏病突发,在西安省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70岁。

杜鹏程的艰难的求学经历和在农村、工厂、部队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素材,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与写作基础。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开始,杜鹏程发表文学作品,特别是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他的代表作,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他在长、中、短篇创作中都获得显著的成就。其小说多为重大题材,从严峻的斗争与考验中,描写人物精神面貌。杜鹏程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赢得了广泛的尊重,1956年2月4日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杜鹏程的文学创作作品计有:长篇小说有;《保卫延安》;中篇小说有:《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有:《大沙漠》《年轻的朋友》《平常的女人》《光辉的历程》;散文特写集有:《杜鹏程散文特写选》 《我与文学》等作品;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鹏程文集》(四卷);199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杜鹏程《战争日记》。

二、《保卫延安》艰难的创作过程

1947年初,杜鹏程被调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文艺》社工作,半年后又奔赴前线,深入到王震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十团二营六连,做了一名随军战地记者。当时,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20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声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而西北野战军以装备很差的2万余人,与相差悬殊的敌军在陕北周旋、拼杀,展开了一场保卫延安的殊死搏斗。形势异常险峻,杜鹏程到达部队才几个月,西北野战军二纵就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竟由原来的90多人锐减为十多人——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酷烈!

在这场伟大的延安保卫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和英雄事迹,一次又一次深深感动了杜鹏程,目睹着这些活灵活现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战士的英勇战斗场景,杜鹏程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含泪在日记中记下那一个个难忘的战斗场面。日记,成为杜鹏程的战争实时记录,也成为杜鹏程不能遏制激情的倾吐的“土地”——为了记录这场酷烈的战争场面,杜鹏程有时将装日记的包袱放在膝盖上写,有时宿营以后趴在老乡的锅台上写,即使在硝烟弥漫、子弹横飞的阵地上,他也照写不误。有一次,旅政委杨秀山发现杜鹏程写作的“武器”竟是一根将笔尖捆扎在树枝上的东西,需要不停地蘸墨水。就关切地对他说:“笔对你来说,和枪杆子一样重要。”于是当即批条子给供给部,指示为杜鹏程配发一支好笔,很快,一支“金星牌”钢笔便到了团里,团政委将这支笔转交给杜鹏程时,郑重地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一支笔,抵得上一支劲旅。”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延安保卫战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胜利仗,而在前线的总指挥是彭德怀将军,更是令人瞩目,在在行军途中和群众、部队聚会上,杜鹏程不止一次见过彭德怀,而且听到过有关这位“彭大将军”的许多战斗故事。这些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的故事令随军记者杜鹏程心驰神往,很想近距离接触这位神话般的人物。1948年秋,这样的机会来了,在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总召集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说了三四个钟头,彭德怀谈到延安保卫战的重大意义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谈到了他自己:“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当时,杜鹏程亲耳听到那响如洪钟般的话,激动不已。采访中,彭总质朴谦和,平易亲切,他说甘愿当“扫帚”供人民使用,觉得他自己就是比群众和战士多吃一口野菜,也是深为惭愧的!

杜鹏程深深感受到:彭总忠心耿耿,时时把人民群众和战士们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的真实写照,=。杜鹏程后来写道:“这一切,在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动人心的巨大形象。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巨人——我是带着广大指战员强烈的崇敬心情来描绘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的,他来自现实斗争生活,也是来自广大指战员的心里。”

彭大将军的光辉形象矗立在杜鹏程的心里了,命运之中似乎成为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星系结构人物的核心。不过,这个时候的杜鹏程还没有开始进入实际的艺术创作,但是,立志反映伟大的延安保卫战,却十分明确,问题是选择怎样的文学体裁呢?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杜鹏程决定放弃原计划撰写这场战争的长篇报告文学,而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要将西北战场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诉诸笔端、昭示后人的强烈的艺术冲动——他说:“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作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杜鹏程开始了艰巨的艺术创作。

1949年底,杜鹏程进军帕米尔高原后,着手创作《保卫延安》了。当时的条件与环境比较差,又没有大量的图书资料可以借鉴。“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队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总结;新华社在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再就是我在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这是杜鹏程在《保卫延安重印后记》里的回忆,他说,“还有在战争中的日记,近二百万字”——这就是当年杜鹏程所有的写作准备——他面临着是异常更加艰苦的艺术探索的战斗!

杜鹏程就这样进入了创作过程,一捆捆材料堆放在军营斗室的地上,要想进去,便必须跳来蹦去地“翻山越岭”,9个多月的时间,“居然写起了近百万字”,初稿抄起来“足有十几斤”——1950年的深冬,杜鹏程的母亲病危,他从冰天雪地的边疆赶到黄河岸边的故乡,身无长物,而背着这一大捆“手稿”。埋葬了母亲,杜鹏程搬进县人民政府去住,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

面对着这一堆凌乱的稿子,杜鹏程陷入了“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的艺术困境,怎么办?经过他冷静的理性思考之后,决定“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杜鹏程想:“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思想感情的需要”。就这样,杜鹏程“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再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杜鹏程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追叙。

确实,杜鹏程自1950年动笔,杜鹏程经常通宵达旦,与昏暗的小煤油灯相伴,前后被杜鹏程涂改过的稿纸足可以拉一大马车。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凝聚他心血的手稿,“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交错,似乎和我无关,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1953年春,总政文化部将杜鹏程从新华社新疆分社借调出来,到北京住了一年,集中精力反复修改,其间还将书稿送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征求意见。当年底书稿就完全定下来了,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接着,《解放军文艺》在1954年第1、2期分别选发了“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后由总政文化部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杜鹏程对自己的书稿牵挂如子女,希望它能够得到重视,所以,又将一份打印稿寄给了素不相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并写了信。冯雪峰连回两封信,约他到自己家里一谈,杜鹏程知道,冯雪峰不仅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而且又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文坛上地位颇高。他充分肯定了《保卫延安》书稿。1954年6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初版印数达到近百万册,这部作品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争购争读的可喜景象,有评论说,作者以澎湃的激情,高昂的笔调,刻画了一批丰满而生动的解放军指战员的人物群像,展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其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钢铁般的意志,成为鼓舞和教育中华儿女的楷模。

冯雪峰撰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发表在当年《文艺报》第14、15期上,高度评价道:“描写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已经确定”,还说“作者以战斗的精神,写出了这样的革命战争,于是作品就具有迫人的鼓舞力量。”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现代作家茅盾先生评论说:“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好像是用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

三、《保卫延安》的人物形象与艺术成就

《保卫延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艺术环境: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和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保卫延安》的故事梗概是:1947年3月,蒋介石命胡宗南以数十万兵力进犯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我军在山西的一个纵队,奉命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部队昼夜行军,西渡黄河,于19日赶到延安正东80里的甘谷驿镇,正集结在山沟里待命。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撤出延安的决策。听到连长周大勇说出“我军退出延安”,一连战士们惊呆了,全场恸哭,百思不解,发出悲愤的喊叫。但当他们领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便立即举枪发誓: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收复延安!

我军在青化砭设下埋伏。敌搜索队强迫李振德老汉带路。为了掩护我军,李老汉抱着孙子拴牛跳下了绝崖深沟。敌三十一旅钻入我包围圈后,一场伏击战打响了,枪炮齐吼,战士们像山洪一样冲下山沟,敌四千人马倾刻覆灭。青化砭伏击战的胜利,恰在我军退出延安的第6天。彭德怀司令员抓紧战机,于5月初亲自指挥蟠龙镇攻坚战。连长周大勇奉命诱敌北上,他们佯装连打败仗的样子,牵着敌主力10多万人在一个个山头上转,引向蟠龙镇北400里外的绥德。蟠龙镇攻坚战打响后,远在绥德城的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认为这不过是共军声东击西的诡计,还做着“建功立业”的美梦。当得知蟠龙镇失陷时,他哭丧着脸哀叹“打糊涂仗”。

蟠龙镇大捷后,周大勇和战士们又把敌人“护送”回来。途中遇到跳崖受伤的老汉李振德。当敌人爬回蟠龙镇时,我军已转移到真武洞地区休整。“解放”战士宁金山开小差,李老汉的老伴以为他是掉队的,在敌人面前用生命掩护他,使他深受教育。在连队迎新会上,他与失散多年的弟弟宁二子相认。胡宗南为扭转败局,命关中敌军向北,陇东的马家匪徒向东,配合延安的敌主力,妄图消灭我军。周大勇奉命率队西进,急行军数百里,突然出现在陇东高原,打得马家匪徒无法招架,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我军继续北进,穿越大沙漠时,炊事班长孙全厚倒下了。我军再次打击了胡宗南的帮凶马鸿逵匪徒,收复三边分区。经短期整训后,又奔赴榆林前线。

周大勇率一连战士,与兄弟部队配合,攻克榆林的门户三岔湾。攻打榆林的战斗持续了几天,正当周大勇指挥向城西门进攻时,突然接到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命令。我军顺利撤退,周大勇他们则在长城线上与敌人展开了突围战。战斗中情况瞬息万变,刚击退了追击的敌先头部队,突然身后又打响了。周大勇勇敢、沉着的指挥,给战士们以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突破重围,转入一个村子。敌人出动飞机、大炮,一连十几次轮番攻击。最后,周大勇他们被围困在村南的四座院落中。面对猛烈的炮火,战士们奋力拼搏:有的被震得七窍出血,昏过去,但清醒后又爬起来战斗;有的满身是血,却不承认负伤;有的身负重伤,不能打枪,就喊着给战友鼓劲;战友牺牲了,他的战位上立即又有人在射击,……到处都是猛扑、冲杀、肉搏、呐喊声。周大勇他们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从浓烈的烟火中冲出去了,排长王老虎为掩护战友突围,倒在血泊之中。周大勇率领战士一直朝东南方向插去。周大勇和许多战士都负了伤,他们忍受着伤痛、寒冷、饥饿和疲劳,沿途捣粮站,押俘虏,与敌周旋,历尽艰辛,终于回到“陕甘宁边区的土地上”,并见到了在老乡家养伤的战友王老虎,他们十分高兴。

8月中旬,我军在西北战场将要从防御转入反攻了。胡宗南整编三十六师增援榆林后又马不停蹄地南下,企图配合由南向北的敌主力部队,和我军决一死战。彭总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人的主力部队。彭总向前来汇报情况的旅长陈允兴分析战场形势,讲述战略思想,陈旅长感到兴奋、激动。沙家店战斗打响了。彭总站在北面的山头上沉静、严峻地观察着、思考着,指挥我军首先斩断敌一二三旅与刘戡的五个半旅的联系,并把一二三旅送入沙家店东我军伏击圈;然后命陈允兴所在旅配合兄弟部队向敌整编三十六师发起总攻击。战士们像潮水一样扑向敌人,有的用刺刀捅穿敌人的身子,有的平腹端起机枪,把敌人扫得一片片倒下。

敌人丢盔弃甲,我军全力追击。周大勇连队攻下最后一个阵地后,继续追击。敌师长钟松落马逃命。大反攻开始了。敌人五六万人沿无定河溃逃,轮番掩护退却,准备逃回延安。彭总率西北野战军主力南下追击。周大勇所在部队埋伏在九里山,阻击逃往延安的敌人。周大勇被任命为代营长,奉命带三个连直向敌人心脏戳去。他们处在数万敌人之中,机动灵活地出击,趁夜战捣毁敌人旅直属部队,使敌军官惊呼“简直是从天上来的!”之后,又巧妙而顽强地击退了一千多敌人的轮番冲锋。周大勇他们跳下断崖,在九里山东边的山洞里遇见李振德老汉一家,才知道战士李玉明就是李老汉的小儿子——满满。老妈妈深夜在灯下为周大勇他们缝补衣服、鞋子。

经过7天7夜的阻击战,五六万敌人在两三千人民战士用智慧、勇敢和意志筑成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军在九里山的阻击部队一撤出,敌人就没命地呼吼着乱窜,往南逃去,“人踏人马踏马,互相冲撞,互相射击,咒骂,厮打,抢劫……”。敌人抬动脚步都生怕碰到地雷,听见树叶响,也当是中了埋伏,听见风雨声,就当是机关枪火力突然发射;看见一堆堆的蒿草,也疑心是炮兵阵地。陕甘宁边区的每一寸土地对敌人都变成“危险而可怕”的了。周大勇所在的纵队,奉命再向敌人前面插,我军在岔口地区的千山万壑里,摆下天罗地网。侥幸逃出九里山的敌人,又跌入这天罗地网之中。“岔口会战”后,我军遵照彭总的命令,继续追歼溃散之敌,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不让敌人从延安逃掉。营长周大勇奉命率队主攻延安的大门——劳山。收复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大西北的日子来到了!

《保卫延安》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被誉为“英雄史诗”。首先,它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出色地反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描绘出一幅真实、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其二,作品围绕西北战场我军正规部队与千倍于我军的敌人的浴血奋战,以我军主力纵队的一个连所参加的青化砭、蟠龙镇、榆林、沙家店等战役为主线,艺术地概括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进程,作品所描写的人民战争的场面,规模宏大,头绪纷繁,从高级将领的重大决策到基层连队的战斗生活,大大小小战斗的组织和进行,以及根据地人民和游击队的斗争,都有真实、正面的描写。作品不讳饰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不回避敌强我弱形势下战争的空前残酷和激烈,每次战斗都有无数英雄战士壮烈牺牲,“一片土地一片血”,胜利的得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其三,作品还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党中央、毛主席对整个战局的正确分析和英明决策,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部署和指挥,我军将士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而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一切在作品中都有着充分而精彩的描绘;陕甘宁边区群众和全国人民对战争的支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作品始终洋溢着炽热的战斗激情,使人感受到人民战争具有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巨大威力。其次,以高昂的笔调,遒劲的笔力,刻画了一批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

周大勇是杜鹏程在《保卫延安》中极力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作品通过一系列战斗和细节描写,突出地描绘了他英雄性格的特征:对党、对领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听到党中央撤离延安,看到陕北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惨烈的痛苦和愤怒煎熬着他的心”。强烈的爱憎、高度的阶级自觉性成为他为人民奋不顾身、创造惊天动地英雄业绩的强大动力。战斗中他总是主动请求承担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在长城线上的突围战中,他身负重伤,带着伤病员和疲惫不堪的战士,被围困在一个小山洞里。面临绝境,他想的是怎样“紧张地为自己阶级的事业战斗下去”,终于率领战士闯出险境。诚如团政委李诚所说,周大勇是一个“浑身汗毛孔里都渗透着忠诚”的人。对于周大勇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钢铁的意志,勇猛、机智、沉着、灵活的战斗作风,作品有着淋漓酣畅的描绘。青化砭战斗,他冲锋陷阵,个人生死全然置之度外;蟠龙镇攻坚,他智勇双全,出色地完成诱击敌人的任务;尤其是在长城线上,连队陷入敌军重围,与主力失去联系,他以无比的刚毅和勇猛,无比的机智和沉着,指挥战士在敌群中左冲右突,周大勇是在紧张的战斗和严酷的考验中,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民英雄,作品很注意表现周大勇英雄性格的形成过程,使得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真实可信。

《保卫延安》在艺术风格上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就是:

(一)澎湃的激情、浓郁的诗意和深刻的哲理的高度结合;

(二)在严酷的典型环境中刻画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

(三)气势恢宏,笔调豪放、粗犷;语言明白晓畅,朴实生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群众风格,又富于激情的力量。

不过,但就“史诗”而言,《保卫延安》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的要求而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还不够广阔,对敌人的刻画显得单薄,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也不够丰富多彩,节奏上略嫌单调。作品的这些不足,带有一定时代在认识和理论上的局限,然而,这只是白璧微瑕。《保卫延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达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最高水平,不愧为我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件瑰宝。遗憾的是,这部全景式描写延安保卫战争的艺术作品,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就因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停止了印刷。1978年12月,随着彭德怀冤案的平反,1979年这部书第4次重新出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享誉文坛。

四、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及其他文学创作

《保卫延安》出版后不久,杜鹏程从边疆回到内陆,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成为专业作家。他积极投入到我国的铁路建设工地,深入宝成线,常年奔走在深山峻岭之中,先后写出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系列短篇小说《工地之夜》《第一天》《延安人》《年青的朋友》《平凡的女人》和出版了散文集《速写集》等作品。特别是《在和平的日子里》突出描写了我国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出他们敢于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贵精神,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成为优秀之作。短篇小说《夜走灵官峡》收入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去。他从孩子的侧面和对话的艺术手法,描写了铁路建设者忘我的工作热情和贡献精神。这篇小说剪裁巧妙,构思精巧,把写景与刻画人物形象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互相彰显,很好地表现出建设年代那种热火朝天的劳动氛围和时代特征。且看杜鹏程如何刻画人物:

石洞门口有个小孩,看来不过七八岁。他坐在小板凳上,两个肘子支在膝盖上,两只手掌托住冻得发红的脸蛋,从帘子缝里傻呵呵地向外望着对面的绝壁。我进来,他看了一眼,又朝外望着。

石洞挺大,里头热腾腾的,有锅碗盆罐,有床铺。床头贴着“胖娃娃拔萝卜”的年画。墙上裱糊的报纸,让灶烟熏得乌黑。

“屋里怎么没有人哪?”我一边说,一边抖着大衣和帽子上的雪。

坐在那里的小孩扭转头,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说:“叔叔!我不是个人?”他站起来背着手,挺着胸脯站在我跟前,不住地用舌头舔着嘴唇,仿佛向我证明:他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个很大的人。

我捧住那挺圆实的脸盘说:“小鬼!你机灵得很哟!”

他把我的手推开,提着两个小拳头,偏着脑袋质问:“哼!叫我‘小鬼’?我有名字呀!”他指着床上那个睡得挺香的小女孩说:“妹妹叫宝情(成),我叫情(成)渝!”

不用问,这孩子像我碰到的千百个孩子一样:工地里出生,工地里成长。工人们喜欢用工地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成渝这孩子大约地生长在成渝铁路工地,那个叫宝成的小女孩,也许就出生在此处。

我坐在火炉跟前,一边抽烟,一边搓着手上的泥。

成渝爬在我的膝盖上,伸长脖子,望着我的眼睛,问:“叔叔!明天还下雪?说呀,叔叔!明天还下?”

我把那冻得发红的小鼻子按了一下,说:“天上要通电话,我一定给你问问。可是——”

呵!他恼啦!一蹦起来,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皱着眉头,偏着脑袋,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哼,还哄我!你口袋装着报纸。报上有天气哩。”

哦!他是说,每天的报纸上都登载着天气预报的消息。这小家伙精得很哪!

成渝噘着小嘴巴,又坐在门口,双肘支在膝盖上,两手托着圆圆的脸蛋,从帘子缝里望着对面的工地。我问他水壶在哪里,他也懒得说。真后悔:不该得罪这位小主人!

我说:“成渝!明天还下雪,是不是你就不能出去玩啦?”

他连看我也不看,说:“爸爸说,明天还下雪,就要停工哩!”

我说:“你爸爸这样关心天气?他干啥工作?”

他骄傲地说:“开仙(山)工!”

“在哪里开山?”

他努着小嘴巴,指着对面的工地。

这段描写,利用写景和“我”与石洞里的“小孩子”的对话,既描写出小孩子的机灵与纯净的心地,又从侧面刻画了孩子的父母亲风雪之夜还紧张地在铁路工地施工的动人形象,堪称小说描写人物的神来之笔。艺术角度选择很巧,孩子的语气与神情刻画相当成功,语言简练到白描的程度,而又形神兼备,是我国当代短篇小说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我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在《杜鹏程:燃烧的烈火》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杜鹏程是少数属于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这话说得非常准确。《保卫延安》的写作经历就很能证明,杜鹏程一生的创作实践也能证明。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深邃的哲理与澎拜的激情,以及他对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精神,都是后来者学习的榜样。杜鹏程——这是一个在我国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是气势磅礴的当代文学家![1]

作者简介

柏峰,陕西蒲城人。著有多种文学理论专著、散文集。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