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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
薛姨妈最遭非议的是，“有意散布”和尚说过有金锁的宝钗将来要和一个有玉的男子结婚。从小说的构思与情节来看，求签释谶、和尚预言之类的事是完全可能的，未必是薛姨妈的造谣，她这样说也很正常，不能看作阴谋。不必说18世纪曹雪芹那个时代，如今都21世纪了，多少人，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都傻乎乎地去找那些顶多只有初中文化的睁眼说瞎话者算命，问婚姻，问财运，问祸福，问升学，烧香求签的就更多了，大把大把地烧钱。他们不明白，那些签诗和算命术语什么的，多为模棱两可之语。我有时候看到这类报道，不禁想，什么时候我写不了文章了，就挂牌算命，门口写13个大字：“大本以下文化者谢绝接待。”专蒙那些有钱的白领!
薛姨妈为什么“赖着不走
其实薛姨妈之所以愿意住在贾府，目的是“可拘紧些儿子”。“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姐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或作针黹(zhǐ)，倒也十分乐业”(四回)。以后宝钗和姐妹们进了大观园，如鱼得水，薛姨妈自然更不想搬了。她是整部小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说中几乎没有劣迹的极少数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封建社会典型的贤惠温柔慈祥的中老年女性形象。和她姐姐王夫人有时过于操心和严厉得残酷相比，给人的印象似乎善良得多，生活得也比较洒脱。她不是工于心计者。第八回她对黛玉说：“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样心。”确是实情。
因此，即使薛姨妈“故意散布”(这种词语常常使我想起某个特定年代，不知凭什么肯定说某些话就是“散布”，而且“故意”，这四个字就足以定性为阴谋家了)“金玉良缘”之论，在贾府“赖着不走”，“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也是她的想法，和薛宝钗是否一样，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对薛宝钗形象评价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不大注意到曹雪芹基本上是把她作为一个被动型人物来处理的，而不是林黛玉那样经常处于主动状态之中。在薛宝钗的全部活动中，极少有她主动发起的行为，她一般总是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她从不争当主角，不想压倒别人。林黛玉就不。元春省亲时她本想作诗“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结果元春只命一人一首，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此说薛宝钗“顽强地追求现实功利”，“多次劝谏贾宝玉‘立身扬名’……显示了宝钗醉心功名利禄‘停机德’之顽强”等等，这些批评过重了。“‘顽强’追求”、“‘多次’劝谏”，实例不足。我以为“无限”上纲固然不可取，“有限”是否要“上纲”，也以慎重为好。无可否认，曹雪芹确实批评薛宝钗的封建正统观念重，但他是抱着“可叹”的惋惜情感而非“可恨”的厌恶态度，这是我们万不可忽视的。“可叹停机德”与“堪怜咏絮才”两句紧接，就充分表明作者对她的深切同情与感慨。
另外，薛宝钗的封建意识并不一定和追求“金玉良缘”有必然联系，而一些读者在薛宝钗形象分析上恰恰是从这里进入了一个思维定势区域，“宝钗在解决婚姻”，“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仿佛薛宝钗在贾府的一切行为都具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成为宝二奶奶的美梦。这种将宝钗过于功利化和过分老练的看法，实际上是把这个十分复杂、有味的艺术形象简单化了。曹雪芹塑造的薛宝钗之所以能如此吸引人，引起那么多人的好感——即使在那非常的年代，在她被报刊、小册子“搞臭”的时候，许多人仍然恨不起她来。她确实在人格与道德高度上不如林黛玉，但在曹雪芹笔下，她仍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曹雪芹确实是将宝钗、黛玉作为某种对立形象来写的，但不是阶级对立，也不代表两种社会势力，而是某些气质、个性、观念上的差别。
作为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宝钗自然希望将来有一个能作为女人终身依靠的好男子作丈夫，若无此想法才不正常呢。而在一个不可能任意接触男子的社会中，就在身边的贾宝玉这样一个出色的男性必定会得到宝钗的极大好感。但由于宝、黛从小一起长大，贾府上下关于他俩的说法宝钗不会无所闻。所以品格端方、为人忠厚、自律甚严的宝钗从未有过任何破坏宝黛关系的言行，相反倒是一直很注意避嫌，有一次见黛玉去了宝玉那儿她故意避开。宝、黛特别亲密，她并未有什么不快或嫉妒的反应，宝钗并未去争。
从文本来看，说她“千方百计想做宝二奶奶”，恐怕也是言重了。宝黛虽然有“前世因缘”，那毕竟是个神话，不必说按现代意识衡量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使在封建社会，由于宝黛从未订婚，宝钗即使参与“角逐”，也无可非议。所以“争宝二奶奶宝座”既无罪，也非过。我们在评论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时不能以封建观念来批判封建主义。宝钗知道宝、黛从小青梅竹马，而且老太太贾母格外喜欢二玉，因此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非分之想。她待黛玉是真诚的，并不虚伪。宝钗的悲剧也正在于此。第八回黛玉去看宝钗——当时她和宝玉均住贾母处，按黛玉的小心眼子，有可能就是知道宝玉去了才去的——她见宝玉在，不冷不热“半含酸”地说了些话，宝玉见“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甲戌本在末句批道：“浑厚天成，这才是宝钗。”此论公允。宝钗确实比较忠厚，她的一些错误——包括三十四回她批评宝玉“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交友不慎;觉得他应“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指贾政)也喜欢了”;以及劝他走读经应举之道等等都是——并不是品质恶劣造成的，也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宝二奶奶”能使自己凤冠霞帔，而是她真诚地信奉封建道德之故，更非偷奸耍猾。她十分真诚地为自己，同时客观上也为别人制造着悲剧，这正是这个艺术典型的美学与社会学价值之所在，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为了“争夺宝二奶奶宝座”的小女人意识。薛宝钗之所以令人怀疑甚至不满却又引起许多人的喜欢，正因为她并不虚伪。虚伪者通常都很浅薄，假情假意，比较容易识别。而薛宝钗则不论是劝戒宝玉还是黛玉，都直言不讳，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她是把这些当作一个正派人、贵族公子或是大家闺秀的行为准则来宣扬的。她自己深信不疑，她也希望别人这样。薛宝钗形象的悲剧意义，很值得那些自以为一片真诚好心为他人却既为他人也为自己制造悲剧者深思。类似这种品质不坏(有些甚至很好)，却由于真诚地信奉并忠实实行某种当时看滴翠亭宝钗戏彩蝶来绝对正确，其实极度错误的信念而做了坏事甚至害死人者，那些年我们见得还少吗?薛宝钗形象的一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此，而且这种启示具有永恒价值。[1]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