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覬覦寶二奶奶的寶座
薛姨媽最遭非議的是，「有意散布」和尚說過有金鎖的寶釵將來要和一個有玉的男子結婚。從小說的構思與情節來看，求籤釋讖、和尚預言之類的事是完全可能的，未必是薛姨媽的造謠，她這樣說也很正常，不能看作陰謀。不必說18世紀曹雪芹那個時代，如今都21世紀了，多少人，包括一些受過高等教育者，都傻乎乎地去找那些頂多只有初中文化的睜眼說瞎話者算命，問婚姻，問財運，問禍福，問升學，燒香求籤的就更多了，大把大把地燒錢。他們不明白，那些籤詩和算命術語什麼的，多為模稜兩可之語。我有時候看到這類報道，不禁想，什麼時候我寫不了文章了，就掛牌算命，門口寫13個大字：「大本以下文化者謝絕接待。」專蒙那些有錢的白領!
薛姨媽為什麼「賴着不走
其實薛姨媽之所以願意住在賈府，目的是「可拘緊些兒子」。「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姐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作針黹(zhǐ)，倒也十分樂業」(四回)。以後寶釵和姐妹們進了大觀園，如魚得水，薛姨媽自然更不想搬了。她是整部小賈寶玉奇緣識金鎖說中幾乎沒有劣跡的極少數比較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一個封建社會典型的賢惠溫柔慈祥的中老年女性形象。和她姐姐王夫人有時過於操心和嚴厲得殘酷相比，給人的印象似乎善良得多，生活得也比較灑脫。她不是工於心計者。第八回她對黛玉說：「你這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樣心。」確是實情。
因此，即使薛姨媽「故意散布」(這種詞語常常使我想起某個特定年代，不知憑什麼肯定說某些話就是「散布」，而且「故意」，這四個字就足以定性為陰謀家了)「金玉良緣」之論，在賈府「賴着不走」，「覬覦寶二奶奶的寶座」，也是她的想法，和薛寶釵是否一樣，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對薛寶釵形象評價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人們往往不大注意到曹雪芹基本上是把她作為一個被動型人物來處理的，而不是林黛玉那樣經常處於主動狀態之中。在薛寶釵的全部活動中，極少有她主動發起的行為，她一般總是扮演參與者的角色。她從不爭當主角，不想壓倒別人。林黛玉就不。元春省親時她本想作詩「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結果元春只命一人一首，黛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因此說薛寶釵「頑強地追求現實功利」，「多次勸諫賈寶玉『立身揚名』……顯示了寶釵醉心功名利祿『停機德』之頑強」等等，這些批評過重了。「『頑強』追求」、「『多次』勸諫」，實例不足。我以為「無限」上綱固然不可取，「有限」是否要「上綱」，也以慎重為好。無可否認，曹雪芹確實批評薛寶釵的封建正統觀念重，但他是抱着「可嘆」的惋惜情感而非「可恨」的厭惡態度，這是我們萬不可忽視的。「可嘆停機德」與「堪憐詠絮才」兩句緊接，就充分表明作者對她的深切同情與感慨。
另外，薛寶釵的封建意識並不一定和追求「金玉良緣」有必然聯繫，而一些讀者在薛寶釵形象分析上恰恰是從這裡進入了一個思維定勢區域，「寶釵在解決婚姻」，「寶釵有計劃地適應社會法則」，仿佛薛寶釵在賈府的一切行為都具有明確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自己成為寶二奶奶的美夢。這種將寶釵過於功利化和過分老練的看法，實際上是把這個十分複雜、有味的藝術形象簡單化了。曹雪芹塑造的薛寶釵之所以能如此吸引人，引起那麼多人的好感——即使在那非常的年代，在她被報刊、小冊子「搞臭」的時候，許多人仍然恨不起她來。她確實在人格與道德高度上不如林黛玉，但在曹雪芹筆下，她仍然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少女。曹雪芹確實是將寶釵、黛玉作為某種對立形象來寫的，但不是階級對立，也不代表兩種社會勢力，而是某些氣質、個性、觀念上的差別。
作為一個進入青春期的少女，寶釵自然希望將來有一個能作為女人終身依靠的好男子作丈夫，若無此想法才不正常呢。而在一個不可能任意接觸男子的社會中，就在身邊的賈寶玉這樣一個出色的男性必定會得到寶釵的極大好感。但由於寶、黛從小一起長大，賈府上下關於他倆的說法寶釵不會無所聞。所以品格端方、為人忠厚、自律甚嚴的寶釵從未有過任何破壞寶黛關係的言行，相反倒是一直很注意避嫌，有一次見黛玉去了寶玉那兒她故意避開。寶、黛特別親密，她並未有什麼不快或嫉妒的反應，寶釵並未去爭。
從文本來看，說她「千方百計想做寶二奶奶」，恐怕也是言重了。寶黛雖然有「前世因緣」，那畢竟是個神話，不必說按現代意識衡量不具備法律效力，即使在封建社會，由於寶黛從未訂婚，寶釵即使參與「角逐」，也無可非議。所以「爭寶二奶奶寶座」既無罪，也非過。我們在評論寶黛愛情婚姻悲劇時不能以封建觀念來批判封建主義。寶釵知道寶、黛從小青梅竹馬，而且老太太賈母格外喜歡二玉，因此她並沒有表現出任何非分之想。她待黛玉是真誠的，並不虛偽。寶釵的悲劇也正在於此。第八回黛玉去看寶釵——當時她和寶玉均住賈母處，按黛玉的小心眼子，有可能就是知道寶玉去了才去的——她見寶玉在，不冷不熱「半含酸」地說了些話，寶玉見「黛玉藉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甲戌本在末句批道：「渾厚天成，這才是寶釵。」此論公允。寶釵確實比較忠厚，她的一些錯誤——包括三十四回她批評寶玉「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交友不慎;覺得他應「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指賈政)也喜歡了」;以及勸他走讀經應舉之道等等都是——並不是品質惡劣造成的，也不是為了有朝一日成為「寶二奶奶」能使自己鳳冠霞帔，而是她真誠地信奉封建道德之故，更非偷奸耍猾。她十分真誠地為自己，同時客觀上也為別人製造着悲劇，這正是這個藝術典型的美學與社會學價值之所在，其思想深度遠遠超過為了「爭奪寶二奶奶寶座」的小女人意識。薛寶釵之所以令人懷疑甚至不滿卻又引起許多人的喜歡，正因為她並不虛偽。虛偽者通常都很淺薄，假情假意，比較容易識別。而薛寶釵則不論是勸戒寶玉還是黛玉，都直言不諱，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她是把這些當作一個正派人、貴族公子或是大家閨秀的行為準則來宣揚的。她自己深信不疑，她也希望別人這樣。薛寶釵形象的悲劇意義，很值得那些自以為一片真誠好心為他人卻既為他人也為自己製造悲劇者深思。類似這種品質不壞(有些甚至很好)，卻由於真誠地信奉並忠實實行某種當時看滴翠亭寶釵戲彩蝶來絕對正確，其實極度錯誤的信念而做了壞事甚至害死人者，那些年我們見得還少嗎?薛寶釵形象的一大現實意義就在於此，而且這種啟示具有永恆價值。[1]
曹雪芹
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祖籍存在爭議（遼寧遼陽、河北豐潤或遼寧鐵嶺），出生於江寧（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於過度的憂傷和悲痛，臥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貧病無醫而逝。關於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說。[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