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文学边缘(温燕霞)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行走在文学边缘》是中国当代作家温燕霞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行走在文学边缘
06年11月上旬，作为江西作家代表团的一员，我有幸出席了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的心情可谓复杂，激动、欣喜间夹杂着羞愧与不安。这些年自己虽然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夜如年》、《黑色浪漫》、《寂寞红》、《此恨无关风和月》四部长篇和《嫁给一盏灯》、《越走越远》两部散文，在《十月》长篇卷2005年第5期也发了长篇小说《斜阳外》，发表的作品逾200万字，可和与会的那些名家相比，我觉得自己充其量是一介票友，或者说像个贪玩的游客，只在生活疲累的时候才找到文学这块风景，为的是躲避尘世的喧嚣和品味创作特有的孤独与快乐。有时我甚至觉得写作是一种心瘾，是一种精神疾患，否则也不至于将这份兴趣从少年维持到中年。也许明朝张潮说得对，凡人总有癖好，或寄情于山水，或流离于声色，在他看来，没有癖好的人就像一块没有苔藓的石头得一点文学的堂奥、领略一抹文学的春色，得些许创作的快乐，这样的行走也算颇有崭获了。
算起自己的业余创作生涯，也有不少年头了，最初的写作，应该在大学。那时自己是个十足的文学爱好者，成天置历史专业不顾，沉迷于小说堆中，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图书馆里按国别“消灭”各国的小说，直看得首如飞蓬、眼似木珠，或许是看得多了，手便有些痒，而最切合少年心性的，当属诗歌，于是得空便缩在蚊帐里写诗，学拜伦、雪莱，摹普希金、泰戈尔，仿戴望舒、徐志摩，也学当年红极一时的朦胧诗人顾城和舒婷，写了整整四大本，除了与好友在课余分享外，从未投过稿，被同学封为“蚊帐诗人”，那四大本习作虽然不够成熟，却记录了一个少女纯真的情怀，遗憾的是几经搬家后早已踪影难觅，于今想来，着实觉得可惜。那些诗中只有一首当年曾发在安徽的《诗歌报》上，题目叫《美人如花》，编辑曾寄过报纸给我，多年过去诗已忘却，报亦丢失，徒留一个题目在心中，花一般招摇着，让人感叹，看来诗的年青与热情与我终究还是无缘，如此一想，对遗失的诗稿也就释然了。
说来我与文学的真正结缘与那段短暂的教师生涯有关。83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江西省公安干校，教毕业班的政治经济学。当时我才二十出头，而那些学生大部分从工作岗位考上来的，年龄比我大，我上课时他们肆无忌惮地摆弄着手中的相机为我拍照，因接下来是他们的摄影课，这还不算，下课后那些年长的男生还经常将我围在中间，用难堪的话题向我提问，弄得我无法回答，只有红着脸逃跑，学生们因此得意地抚掌大笑，而我则对教学心生了几分恐惧，经常以各种借口“逃课”，或生病或让他们自习，总之给学生极大的自由，自己也因此获得了自由，然后躲在那间幽静的阅览室当一个蛀书虫，并在阅览室里激发出对作家这个职业的向往。那时很年轻，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提笔将家乡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阿清》，并于84年夏在《江西青年报》整版刊发，成为我的文学处女作。初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那份喜悦与陶然，于今仍能忆起，但我并没有就此爱上创作，而是和那个年龄段的女孩子一样忙于谈恋爱，接着是改行当记者、结婚生子，为人妻为人母，忙碌得很，文学退隐在一旁，成为天际的一片云彩，只偶尔闪现几丝灵光，照亮我的眼眸。
从84年到92年，我只在江西的报纸和《星火》、《百花洲》上发了几个短篇，是个非常懒散的业余作者。92年后在《啄木鸟》、《清明》等杂志发过些中短篇，再就是在《南昌晚报》等报刊上发了一些散文，其他再无建树。93年起，忽然对长篇感兴趣，那时孩子上了小学，不那么操心了，时间较为充裕，于是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个乡下女孩进城寻梦的长篇小说《此恨无关风和月》，94年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期间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散发于江西各报刊，96年结集为散文集《嫁给一盏灯》，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许是年过三十的缘故，那段时间对生活的感悟突然多了起来，恰巧工作也较为轻松，文学逐渐进入我的视野，并成为我较为突出的业余爱好。97年至2001年是我发疯写作的几年，那五年间我先后在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越走越远》；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客家妇女生活的长篇小说《夜如年》列入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五味子”长篇系列，99年初版，2001年再版；反映当代都市爱情的小说《黑色浪漫》则列入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紫月亮情爱小说丛书，于1999年出版发行。2002年，描写明宪宗与他的宠妃万贞儿的历史小说《寂寞红》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逾两百万字。说来也怪，从开始写作起，我的笔触始终围绕着女人，写她们的生和死，写她们的爱与恨，而且人物和环境都比较极端，题材也偏冷僻，似乎有些边缘意味，但总体而言，那几部小说市场反应尚可，而且也比较受影视单位的青睐。其中《夜如年》的电视剧、电视电影及电影版权皆已售出，并于2002年由大连天笛公司改编成19集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2003年起在全国十几家省级卫星电视台播出，并在江浙等地收视排第一。05、06年也陆续有卫视播出，说巧不巧的，在作代会期间，中央八套上午8：40到10：40每天两集播放该剧，有不少朋友打电话让我看，我心生怯意，不敢多看，生怕会对导演、演员的二度创作感到失望，所以这部电视剧虽然出来几年了，我一直没有完整地看过。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对电视这一媒体爱恨交加，爱它的强势，恨它的霸道，但不管怎样却终究免不了几分虚荣，偶尔也会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视为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有时真的很佩服影视工作者的敏锐，他们的嗅觉像猎犬一样灵敏，比如我的历史小说《寂寞红》刚刚出来，便被多家影视单位看中，但因价格问题直到2005年才将电视剧版权售出。可惜该单位刚买下版权，中央就对古装剧有了新的规定，而且拍摄该剧需要庞大的资金，融资很困难，所以拖至今天电视剧也未见天日。之所以唠叨这些，不是想说自己的小说如何受影视界青睐，而是因为这些年虽然出了几部长篇，但因平素与文学圈联系不紧，所以作品虽出了一些，影响却甚微，改编成电视剧，似乎变成了对我创作的一种安慰与肯定。尽管如此，我却始终热爱小说这种自由的、直抒胸臆的表达形式，并未投入到电视剧的创作大军中，一如咎往地抽空写着那些并不讨好的东西。
不知为什么从2002年起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创作进入了一种瓶颈状态：对过去的作品不满意，新作品未必有超越，加上工作繁忙，这几年只写了《斜阳外》和《迷神引》两部小说，而且皆不满意。《迷神引》是一部奇幻神秘的人鬼情小说，因系游戏之作，没有清规戒律，写得流畅优美，个人认为，是自己写得最舒服的一部小说，只是情绪灰暗，至今未见出版，不过我并不觉得遗憾。写作其实更多的是心灵的需求，而非功利的驱动。也许今后自己还会无视市场，继续写些永远也出版不了的作品，就像当年那些诗歌一样，可这又有何妨呢？我写作了，渲泄了，快乐了，平衡了，也就足够了。当然，这话有些自欺欺人，否则为什么对自己不满？还不是指望有所进步，期待有所成就？我宽慰着自己，力求为自己创作上的平淡寻找理由，同时有些懊恼自己在创作上的多变，一会儿写散文，一会儿写中短篇，过阵子又迷上了长篇或是剧本，没有恒心和计划。有段时间我莫名地厌倦所有期刊并且奇怪地钟情于单行本，也许这是我写长篇的动因？
回顾这些年的创作，我想自己对长篇的钟爱能是写作规划的一个失误，在文学界，期刊普遍比单行本更被认可。2005年9月，《斜阳外》刊发在《十月》杂志的第二周便有影视公司前来询问改编事宜，由此可见期刊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大于单行本。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一位老编辑对我的劝戒，老编辑说如果你要真的搞创作，最好写中短篇，在期刊上发，再争取上选编，这样圈子里的人起码认识你，有了圈子的肯定，才能得到专家的认可，而走长篇的路子比较危险，现在出版事业繁荣，每年几百本近千本长篇小说出版，再说各出版社实力不等，大社出的书别人还能在书店看见，小社出的立马会被众多的书籍淹没。现在想来，老编辑非常有见地，且他当时的话中还有深意，即年轻人实力有限，未必能驾驭长篇，中短篇虽然更难写，但对于一个从事记者编辑职业的人而言起码在时间上的要求不那么苛刻，练练笔也许更好。倘若自己当年从中短篇着手，这些年的进步或许更快也未可知呢？不过这都是妄测，因为始终坚信，作家不是仅凭努力就能写出来的，更多的还在于天份，自己中人之资，作为一个徘徊在文学殿堂门外的旅人或许还是得益于编辑、前辈们的提携才能有今日。每每这样想时，就觉得这种文学边缘的行走是一种幸福与幸运。也正因如此，在这次作代会上才会羞愧不安：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呢？我想原因有二：
一则实在太忙，前些年承担着单位里五个一工程创优的工作，为单位拿奖成为第一要务，写作退居其次。从2005年始，自己担任广播电台一个频率的总监，组建队伍、策划节目，忙得不亦乐乎，更恼人的是单位属自收自支性质，每年几百万的创收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过着劳而得食、不劳无获的日子，生存成了第一要务，写作日渐淡远，所以那部反应苏维埃时期女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迟迟不得问世。断断续续的写作使情绪不连贯，有的人物前面明明写死了，后面又活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忘记了。近日编辑勒令明年五月份前必须完稿，听后惴惴了几天，不知何时分身有术，能将自己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写不出更好作品的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能力了吧？自己这些年的写作其实挺努力，有时甚至过着极为刻苦的生活。为了挤时间，有几年我从未歇过周六、周日，弄得家人意见颇大，朋友也讥讽我是高级民工，并问我这是为了什么？她这一问，我也茫然，为了什么？名和利？其实从知足的角度而言自己该有的都有了：正高职称、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江西巾帼标兵、江西省文学艺术界拔尖人才，虚名其实已经多多。如果单纯言利，在我们这一行从事广告也许更有含金量，何必过着青灯黄卷、案牍劳形的日子？再不济去做一个职业写手，近水楼台的帮电视台的同仁串串晚会台词，写些行业剧也比爬格子挣得多些。
可不知为何，心里总放不下那支笔，我想写作从某种角度成了我的精神鸦片，帮助我逃离现实、使我沉迷于虚幻的快乐，更确切地说，文字成了一堵结实的砖墙，构造了一座精神围城，让我得以在里头南面称雄、快意恩仇，也许这才是写作真正的魅力？当然，之所以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继续写作也有不甘心的成份：写了这么多年就不能写得更好些？所以继续挣扎、继续努力，如果再写仍是平平，那只能说自己不太适宜于当作家，纯属天赋问题，到时也就心平气和了，回首时也就不会遗憾和抱恨了。
所以，不管怎样，只要一息尚存，我仍会踯躅于文学的边缘，做一个边观风景边冲刺的旅人，因为这种边缘的行走最适宜于我这样一个容易宽恕自己的人，倘若真的写不出更好的作品，也能找个籍口全身而退：谁叫我是业余的呢？只不知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