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文學邊緣(溫燕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行走在文學邊緣》是中國當代作家溫燕霞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行走在文學邊緣
06年11月上旬，作為江西作家代表團的一員，我有幸出席了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的心情可謂複雜，激動、欣喜間夾雜着羞愧與不安。這些年自己雖然一直堅持文學創作，出版了《夜如年》、《黑色浪漫》、《寂寞紅》、《此恨無關風和月》四部長篇和《嫁給一盞燈》、《越走越遠》兩部散文，在《十月》長篇卷2005年第5期也發了長篇小說《斜陽外》，發表的作品逾200萬字，可和與會的那些名家相比，我覺得自己充其量是一介票友，或者說像個貪玩的遊客，只在生活疲累的時候才找到文學這塊風景，為的是躲避塵世的喧囂和品味創作特有的孤獨與快樂。有時我甚至覺得寫作是一種心癮，是一種精神疾患，否則也不至於將這份興趣從少年維持到中年。也許明朝張潮說得對，凡人總有癖好，或寄情于山水，或流離於聲色，在他看來，沒有癖好的人就像一塊沒有苔蘚的石頭得一點文學的堂奧、領略一抹文學的春色，得些許創作的快樂，這樣的行走也算頗有嶄獲了。
算起自己的業餘創作生涯，也有不少年頭了，最初的寫作，應該在大學。那時自己是個十足的文學愛好者，成天置歷史專業不顧，沉迷於小說堆中，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圖書館裡按國別「消滅」各國的小說，直看得首如飛蓬、眼似木珠，或許是看得多了，手便有些癢，而最切合少年心性的，當屬詩歌，於是得空便縮在蚊帳里寫詩，學拜倫、雪萊，摹普希金、泰戈爾，仿戴望舒、徐志摩，也學當年紅極一時的朦朧詩人顧城和舒婷，寫了整整四大本，除了與好友在課餘分享外，從未投過稿，被同學封為「蚊帳詩人」，那四大本習作雖然不夠成熟，卻記錄了一個少女純真的情懷，遺憾的是幾經搬家後早已蹤影難覓，於今想來，着實覺得可惜。那些詩中只有一首當年曾發在安徽的《詩歌報》上，題目叫《美人如花》，編輯曾寄過報紙給我，多年過去詩已忘卻，報亦丟失，徒留一個題目在心中，花一般招搖着，讓人感嘆，看來詩的年青與熱情與我終究還是無緣，如此一想，對遺失的詩稿也就釋然了。
說來我與文學的真正結緣與那段短暫的教師生涯有關。83年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在江西省公安幹校，教畢業班的政治經濟學。當時我才二十出頭，而那些學生大部分從工作崗位考上來的，年齡比我大，我上課時他們肆無忌憚地擺弄着手中的相機為我拍照，因接下來是他們的攝影課，這還不算，下課後那些年長的男生還經常將我圍在中間，用難堪的話題向我提問，弄得我無法回答，只有紅着臉逃跑，學生們因此得意地撫掌大笑，而我則對教學心生了幾分恐懼，經常以各種藉口「逃課」，或生病或讓他們自習，總之給學生極大的自由，自己也因此獲得了自由，然後躲在那間幽靜的閱覽室當一個蛀書蟲，並在閱覽室里激發出對作家這個職業的嚮往。那時很年輕，也不知哪來的勇氣，提筆將家鄉發生的一個小故事寫成了短篇小說《阿清》，並於84年夏在《江西青年報》整版刊發，成為我的文學處女作。初次看見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那份喜悅與陶然，於今仍能憶起，但我並沒有就此愛上創作，而是和那個年齡段的女孩子一樣忙於談戀愛，接着是改行當記者、結婚生子，為人妻為人母，忙碌得很，文學退隱在一旁，成為天際的一片雲彩，只偶爾閃現幾絲靈光，照亮我的眼眸。
從84年到92年，我只在江西的報紙和《星火》、《百花洲》上發了幾個短篇，是個非常懶散的業餘作者。92年後在《啄木鳥》、《清明》等雜誌發過些中短篇，再就是在《南昌晚報》等報刊上發了一些散文，其他再無建樹。93年起，忽然對長篇感興趣，那時孩子上了小學，不那麼操心了，時間較為充裕，於是用一年的時間寫了一個鄉下女孩進城尋夢的長篇小說《此恨無關風和月》，94年由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期間還創作了大量的散文，散發於江西各報刊，96年結集為散文集《嫁給一盞燈》，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許是年過三十的緣故，那段時間對生活的感悟突然多了起來，恰巧工作也較為輕鬆，文學逐漸進入我的視野，並成為我較為突出的業餘愛好。97年至2001年是我發瘋寫作的幾年，那五年間我先後在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越走越遠》；反映上世紀三十年代客家婦女生活的長篇小說《夜如年》列入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五味子」長篇系列，99年初版，2001年再版；反映當代都市愛情的小說《黑色浪漫》則列入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紫月亮情愛小說叢書，於1999年出版發行。2002年，描寫明憲宗與他的寵妃萬貞兒的歷史小說《寂寞紅》由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作品逾兩百萬字。說來也怪，從開始寫作起，我的筆觸始終圍繞着女人，寫她們的生和死，寫她們的愛與恨，而且人物和環境都比較極端，題材也偏冷僻，似乎有些邊緣意味，但總體而言，那幾部小說市場反應尚可，而且也比較受影視單位的青睞。其中《夜如年》的電視劇、電視電影及電影版權皆已售出，並於2002年由大連天笛公司改編成19集電視連續劇《圍屋裡的女人》，2003年起在全國十幾家省級衛星電視台播出，並在江浙等地收視排第一。05、06年也陸續有衛視播出，說巧不巧的，在作代會期間，中央八套上午8：40到10：40每天兩集播放該劇，有不少朋友打電話讓我看，我心生怯意，不敢多看，生怕會對導演、演員的二度創作感到失望，所以這部電視劇雖然出來幾年了，我一直沒有完整地看過。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我對電視這一媒體愛恨交加，愛它的強勢，恨它的霸道，但不管怎樣卻終究免不了幾分虛榮，偶爾也會將作品改編成電視劇視為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有時真的很佩服影視工作者的敏銳，他們的嗅覺像獵犬一樣靈敏，比如我的歷史小說《寂寞紅》剛剛出來，便被多家影視單位看中，但因價格問題直到2005年才將電視劇版權售出。可惜該單位剛買下版權，中央就對古裝劇有了新的規定，而且拍攝該劇需要龐大的資金，融資很困難，所以拖至今天電視劇也未見天日。之所以嘮叨這些，不是想說自己的小說如何受影視界青睞，而是因為這些年雖然出了幾部長篇，但因平素與文學圈聯繫不緊，所以作品雖出了一些，影響卻甚微，改編成電視劇，似乎變成了對我創作的一種安慰與肯定。儘管如此，我卻始終熱愛小說這種自由的、直抒胸臆的表達形式，並未投入到電視劇的創作大軍中，一如咎往地抽空寫着那些並不討好的東西。
不知為什麼從2002年起我忽然覺得自己的創作進入了一種瓶頸狀態：對過去的作品不滿意，新作品未必有超越，加上工作繁忙，這幾年只寫了《斜陽外》和《迷神引》兩部小說，而且皆不滿意。《迷神引》是一部奇幻神秘的人鬼情小說，因系遊戲之作，沒有清規戒律，寫得流暢優美，個人認為，是自己寫得最舒服的一部小說，只是情緒灰暗，至今未見出版，不過我並不覺得遺憾。寫作其實更多的是心靈的需求，而非功利的驅動。也許今後自己還會無視市場，繼續寫些永遠也出版不了的作品，就像當年那些詩歌一樣，可這又有何妨呢？我寫作了，渲泄了，快樂了，平衡了，也就足夠了。當然，這話有些自欺欺人，否則為什麼對自己不滿？還不是指望有所進步，期待有所成就？我寬慰着自己，力求為自己創作上的平淡尋找理由，同時有些懊惱自己在創作上的多變，一會兒寫散文，一會兒寫中短篇，過陣子又迷上了長篇或是劇本，沒有恆心和計劃。有段時間我莫名地厭倦所有期刊並且奇怪地鍾情於單行本，也許這是我寫長篇的動因？
回顧這些年的創作，我想自己對長篇的鐘愛能是寫作規劃的一個失誤，在文學界，期刊普遍比單行本更被認可。2005年9月，《斜陽外》刊發在《十月》雜誌的第二周便有影視公司前來詢問改編事宜，由此可見期刊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大於單行本。這讓我想起十年前一位老編輯對我的勸戒，老編輯說如果你要真的搞創作，最好寫中短篇，在期刊上發，再爭取上選編，這樣圈子裡的人起碼認識你，有了圈子的肯定，才能得到專家的認可，而走長篇的路子比較危險，現在出版事業繁榮，每年幾百本近千本長篇小說出版，再說各出版社實力不等，大社出的書別人還能在書店看見，小社出的立馬會被眾多的書籍淹沒。現在想來，老編輯非常有見地，且他當時的話中還有深意，即年輕人實力有限，未必能駕馭長篇，中短篇雖然更難寫，但對於一個從事記者編輯職業的人而言起碼在時間上的要求不那麼苛刻，練練筆也許更好。倘若自己當年從中短篇着手，這些年的進步或許更快也未可知呢？不過這都是妄測，因為始終堅信，作家不是僅憑努力就能寫出來的，更多的還在於天份，自己中人之資，作為一個徘徊在文學殿堂門外的旅人或許還是得益於編輯、前輩們的提攜才能有今日。每每這樣想時，就覺得這種文學邊緣的行走是一種幸福與幸運。也正因如此，在這次作代會上才會羞愧不安：為什麼自己就不能寫出更好的作品呢？我想原因有二：
一則實在太忙，前些年承擔着單位里五個一工程創優的工作，為單位拿獎成為第一要務，寫作退居其次。從2005年始，自己擔任廣播電台一個頻率的總監，組建隊伍、策劃節目，忙得不亦樂乎，更惱人的是單位屬自收自支性質，每年幾百萬的創收任務，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過着勞而得食、不勞無獲的日子，生存成了第一要務，寫作日漸淡遠，所以那部反應蘇維埃時期女紅軍生活的長篇小說遲遲不得問世。斷斷續續的寫作使情緒不連貫，有的人物前面明明寫死了，後面又活了，因為時間隔得太久，忘記了。近日編輯勒令明年五月份前必須完稿，聽後惴惴了幾天，不知何時分身有術，能將自己從繁瑣的工作中解脫出來。
寫不出更好作品的第二個原因我想就是能力了吧？自己這些年的寫作其實挺努力，有時甚至過着極為刻苦的生活。為了擠時間，有幾年我從未歇過周六、周日，弄得家人意見頗大，朋友也譏諷我是高級民工，並問我這是為了什麼？她這一問，我也茫然，為了什麼？名和利？其實從知足的角度而言自己該有的都有了：正高職稱、全國廣電系統先進工作者、江西省五一勞動獎章、國務院特殊津貼、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江西巾幗標兵、江西省文學藝術界拔尖人才，虛名其實已經多多。如果單純言利，在我們這一行從事廣告也許更有含金量，何必過着青燈黃卷、案牘勞形的日子？再不濟去做一個職業寫手，近水樓台的幫電視台的同仁串串晚會台詞，寫些行業劇也比爬格子掙得多些。
可不知為何，心裡總放不下那支筆，我想寫作從某種角度成了我的精神鴉片，幫助我逃離現實、使我沉迷於虛幻的快樂，更確切地說，文字成了一堵結實的磚牆，構造了一座精神圍城，讓我得以在裡頭南面稱雄、快意恩仇，也許這才是寫作真正的魅力？當然，之所以在如此緊張的情況下繼續寫作也有不甘心的成份：寫了這麼多年就不能寫得更好些？所以繼續掙扎、繼續努力，如果再寫仍是平平，那只能說自己不太適宜於當作家，純屬天賦問題，到時也就心平氣和了，回首時也就不會遺憾和抱恨了。
所以，不管怎樣，只要一息尚存，我仍會躑躅於文學的邊緣，做一個邊觀風景邊衝刺的旅人，因為這種邊緣的行走最適宜於我這樣一個容易寬恕自己的人，倘若真的寫不出更好的作品，也能找個籍口全身而退：誰叫我是業餘的呢？只不知這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