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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渡,覓渡,渡何處(梁衡)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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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渡,覓渡,渡何處》中國當代作家梁衡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覓渡,覓渡,渡何處

常州城裡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紀念館我已經去過三次。從第一次看到那個黑舊的房舍,我就想寫篇文章。但是六個年頭過去了,還是沒有寫出。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去年我第三次訪秋白故居時正值他犧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籌備關於他的討論會。他就義時才三十六歲,可人們已經紀念他六十年,而且還會永遠紀念下去。是因為他當過黨的領袖?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是因為他的才氣?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

我第一次到紀念館是一九九○年。紀念館本是一間瞿家的舊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條河,叫覓渡河。一聽這名字我就心中一驚,覓渡,覓渡,渡在何處?瞿秋白是以職業革命家自許的,但從這個渡口出發並沒有讓他走出一條路。「八七會議」他受命於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書生之肩,挑起了統帥全黨的重擔,發出武裝鬥爭的吼聲。但是他隨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後來在長征時又藉口他有病,不帶他北上。而比他年紀大身體弱的徐特立謝覺哉等都安然到達陝北,活到了建國。他其實不是被國民黨殺的,是為「左」傾路線所殺。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讓敵人的屠刀來砍。而他先是仔細地獨白,然後就去從容就義。

如果秋白是一個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聲:「你朝爺爺砍吧,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也許人們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個書生啊,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麼秀氣但又有幾分蒼白的面容。他一開始就不是舞槍弄刀的人。他在黃埔軍校講課,在上海大學講課,他的才華熠熠閃光,聽課的人擠滿禮堂,爬上窗台,甚至連學校的教師也擠進來聽。後來成為大作家的丁玲,這時也在台下瞪着一雙稚氣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樣折服了一代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擇,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秋白刻一對印,秋白開的潤格是五十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五十,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可想他當時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擠離開黨的領導崗位後,轉而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譯竟有五百萬字。魯迅與他之間的敬重和友誼,就像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樣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魯迅家中,魯迅和許廣平睡地板,而將床鋪讓給他們。秋白被捕後魯迅立即組織營救,他就義後魯迅又親自為他編文集,裝幀和用料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秋白與魯迅、茅盾、鄭振鐸這些現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齊肩至頂的啊,他應該知道自己身軀內所含的文化價值,應該到書齋里去實現這個價值。但是他沒有,他目睹人民沉浮於水火,目睹黨瀕於滅頂,他振臂一呼,躍向黑暗。只要能為社會的前進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舉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是數一數二了,他曾發宏願,要將俄國文學名著介紹到中國來,他犧牲後魯迅感嘆說,本來《死魂靈》由秋白來譯是最合適的。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時代的有一個人叫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閒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還是一直弄他的純文學,後來確實也成就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現在,當我們很大度地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如果他不這樣做,留把菜刀作後用,留得青山來養柴,在文壇上他也會成為一個、甚至十個梁實秋。但是他沒有。

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麼歷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於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幹,還可以舉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一場泰山崩於前而不動的英雄戲。他剛被捕時敵人並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後,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牆,唯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毛澤東讚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從被捕到就義,這裡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着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餘。我們看他短短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斗敵,最後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藐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裡卻非要說一說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他將生命看得很淡。現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着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着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他說過: 「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裡鑽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餘的話》里還囑咐死後請解剖他的屍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里,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秋白就是從這裡出發,到上海辦學,後來又在上海會見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九江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鬥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裙,獨上蘭舟」。那是一種多麼悠閒的生活,多麼美的詩句,是一個多麼寧靜的港灣。他在《多餘的話》里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麼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但是到最後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但正是這悲劇的遺憾,人們才這樣以其生命的一倍、兩倍、十倍的歲月去紀念他。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麼革命,只要隨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為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金石家、書法家或者名醫。梁實秋、徐志摩現在不是尚享後人之饗嗎?如果他革命之後,又撥轉船頭,退而治學呢,仍然可以成為一個文壇泰斗。與他同時代的陳望道,本來是和陳獨秀一起籌建共產黨的,後來退而研究修辭,著《修辭學發凡》,成了中國修辭第一人,人們也記住了他。可是秋白沒有這樣做。就像一個美女偏不肯去演戲,像一個高個兒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無獲,甚至被人誤會。一個人無才也就罷了,或者有一分才幹成了一件事也罷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沒有干成,這才叫後人惋惜。你看岳飛的詩詞寫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記住了他的武功。辛棄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輕時率一萬義軍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後人也只知他的詩才。瞿秋白以文人為政,又因政事之敗而返觀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義再不說什麼,也許他早已沒入歷史的年輪。但是他又說了一些看似多餘的話,他覺得探索比到達更可貴。當年項羽兵敗,雖前有渡船,卻拒不渡河。項羽如果為劉邦所殺,或者他失敗後再渡烏江,都不如臨江自刎這樣留給歷史永遠的回味。項羽面對生的希望卻舉起了一把自刎的劍,秋白在將要英名流芳時卻舉起了一把解剖刀,他們都將行將定格的生命的價值又推上了一層。哲人者,寧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1]

作者簡介

梁衡,當代,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