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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意淫”与爱情
宝玉赠帕正式表明宝玉的爱情有了归宿，这种归宿，在与黛玉酷似的小旦龄官身上得到了最终的印证。这印证便是：与黛玉两情相悦，长相厮守，便是宝玉的“分定”了。
贾宝玉的“意淫”与爱情之间有什么关联
一、贾宝玉的“意淫”
究竟什么是意淫，众说纷纭。有人把男性在和一个或多个漂亮(或有其它较高品质)的女性正常的接触中得到欢愉感称作为意淫,有观点认为对众多女子的关爱即泛爱中又含有对一女子(黛玉)的专爱痴情为意淫，也有把意淫理解为近似于柏拉图式恋爱的。何为“意淫”，其实质是什么?拙笔试作以下推敲。
我们不妨先警幻仙姑对宝玉的教诲：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 ‘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是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历来解读这段文字，都认为警幻将“淫”分为两类，皮肤淫滥的肉欲之淫和贾宝玉的“意淫”。若仔细读去，会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在此基础上研究会导致片面地对待意淫，无论研究出多少种结论来也会失去宝玉意淫的真谛，认识层次始终是肤浅的。警幻当然反对宝玉去享受肉欲之淫，但她自称受宁荣二公之托，要教诲宝玉放弃“意淫”，而去体会第三种淫——孔孟之淫，使宝玉体会后就去“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要宝玉放弃“意淫”的根本原因，是“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为我闺阁增光”，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因而“见弃于世道”。
警幻说，你的“意淫”只能作世人的笑柄，我将表字“兼美”的可卿许配给你，你二人云雨一番，你要体会“淫”原本无他，男女之道，人之大伦，知道这一点后就别再做傻事了，去委身于经济之道吧。看，这不分明是孔孟之道的“淫”吗。可见，宝玉的意淫有背于孔孟之道。警幻那么，如果男性在和一个或多个漂亮(或有其它较高品质)的女性正常的接触中得到欢愉感则为意淫，那这样做是不背孔孟之道的。柏拉图式的空想则根本与孔孟之道扯不上边。
那么一定要在泛爱的基础上对专一的女子产生痴爱才可称为意淫吗?也不如此，这在后文会有论及。
可惜宝玉落入了迷津，“堕落其中，则深负我(警幻)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宝玉最终也没离开“意淫”的路。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意淫”，警幻说得十分清楚了，“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那么，与女子“成为良友”的“淫”就是对女子轻怜痛惜的关爱，这种关爱出于宝玉的思想也即“意”。试想，在那个封建环境中，任睛雯撕扇、为麝月梳头、“调戏”金钏等等，这还不是“成为良友”的意淫么?可是，与这些人成为良友，这还符合孔孟之道吗?
从另一个侧面来印证，《红》书中男同性恋不少。其中丑者率皆以淫，见于薛蟠、贾琏等人，美者大体以情。蒋玉菡、秦钟、北静王这三位男子之所以受到贾宝玉的喜欢，就因为他们都具有“女儿”的特点，蒋玉菡是演小旦的，自然是“妩媚温柔”;北静王则是“生得美秀异常，性情谦和”;秦钟则是“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更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些女儿之态”。宝玉爱他们与爱“女儿”一样，所以在秦钟面前“做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绵缠”。这也为宝玉的意淫提供了一个佐证。当然这样做也是不符合孔孟之道的，宝玉的被打就与此有关。
宝玉很厌恶宝钗的“经济”思想，同时他也会宝钗被污浊世风所染感到惋惜。连湘云只劝了他一句，他就立即下了逐客令。宝玉最怕姐妹们出嫁，因为一朝出嫁，孔孟之道对她们的迫害也就达到“贞洁烈女”、“夫为妻纲”的最高顶峰。
所以，我以为意淫，就是以贾宝玉的“情不情”为基(此处不再专述)，以对女儿泛爱为域，它指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束缚迫害下的青年女子的关怀理解之思想，固与毫无礼义的滥淫有别，却主要与孔孟障人耳目的“仁者爱人”有着天壤之别!孔孟之淫，其实质是在礼教名义下的毫无爱情可言的肉欲!
《红楼梦》写于封建末世，封建大厦将倾，孔孟之道早已失早变成了腐朽的借口，肮脏的化身，害人的工具，堂皇贾府，不也就两只石狮子还干净么?贾宝玉的“意淫”——对青年女子的关怀理解之情，闪烁着多么灿烂的民主思想光芒!
二、贾宝玉的爱情
“意淫”这个词，和爱情牵连起来，也很自然。二者有关联，也有区别。“情不情”是说宝玉对待事物的态度，是“意淫”的基础;意淫是对女子的态度，是爱情的基础。贾宝玉的真正的爱情观必然形成于“意淫”的基础之上。
贾宝玉的情爱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肉欲阶段、“怡红快绿”阶段、专一阶段，只有最后一个阶段才属真正的爱情。
《红》书中写贾宝玉的性生活有两次，第一次是与梦中的可卿。那可卿表字“兼美”，即兼宝钗、黛玉的才与貌，大部分观点都是只注意到了这些。再向深一层探讨就会发现，宝玉与可卿的结合正是表明，贾宝玉此时尚处于爱情理想的第一个层次中——肉欲。
为什么这个少女会和秦可卿的小名一样呢?为什么宝玉大喊“可卿救我”时屋外的秦可卿听了纳闷呢?为什么宝玉听到秦可卿的死讯后会心痛得吐血呢?
袭人为醒来后的宝玉换内裤时，书中说袭人“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可见宝玉正是处于“初通人事”的时期。这时生理上的冲动是肯定会有的，这时的情爱心理更多的会表现在对女性身体的性冲动上，而很少有理智的爱的成份，这次梦中的云雨情及与袭人的“初试”，都是贾宝玉的肉欲的性冲动的体现。
应当说，“兼美”就是宝玉性幻想中十全十美的爱人。它反映了贾宝玉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具有黛玉和宝钗的一切优点，这种“兼美”愿望甚至还包含着秦可卿!她是第一个秦可卿在宝玉内心深处的印记，是宝玉潜意识中的青春偶像。尽管这个少女既不是黛玉，也不是宝钗，也不能说就是秦可卿，而是两个少女和一个少妇身影的叠合形象。所以，对于心中最美的情爱之人的死，宝玉才会吐出血来。(这个段落引周思源老师语)
这里也就回答了“意淫”是不是包含专一的痴情——爱情的问题，宝玉此时根本没有成熟的爱情观，那么他的“意淫”会包含这层含义吗?此时的宝玉，“亦在孩提之间，况自天性所禀来的一片愚拙偏僻视姊妹弟兄皆出一意，并无亲疏远近之别”，这不很说明问题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对宝玉于女性的性的描写，只此两次，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与梦中的可卿之云雨，不但断了他对青年女子的那种孔孟式的情爱的幻想，反而让他毅然地背离孔孟之道，继续走他的意淫的路——去钟爱关心，也即泛爱那些可爱却又可怜的姐妹们，他知道，没有这种关爱，孔孟之“淫”是罪过。所以他断了单纯肉欲的念头，他的情爱要最终以“真爱”为基础，当然，此时的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尚未完全确定自已的爱人。
有人认为，宝玉黛玉读完《西厢》后说了句“你就是倾国倾城的貌，我就是多愁多病的身”，结果黛玉大闹了一顿，这不是说明宝玉的心情吗?不能说宝玉没有心仪黛玉的成份，但他不也曾对着宝钗的玉臂，产生过摸一摸的念头，从而变成“呆雁”了吗?
总之，这一段时期宝玉处于爱情的不定型时期，此间属于“见了女儿便清爽”的“怡红快绿”阶段。
宝玉当然永远也不会放弃他的“意淫”，不过在爱情上，终于，他有了成熟的爱情观，确定了明确的恋人。
那么，是什么事情使得宝玉体会到了爱情的专一性呢?是在“不肖种种大遭笞挞”和“识分定情悟梨香院”这段期间。
龄官深爱着贾蔷，可说爱到魂牵梦萦的地步，她为情牵扰，在地上画“蔷”字，贾蔷就是她的一切。宝玉到了梨香院，别的女孩子都让坐，独龄官“文风不动”，她见到宝玉凑过来会立刻坐起身躲避。宝玉想邀龄官唱《牡丹亭》，可龄官只有“蔷二爷来了叫他唱”，她才会唱。龄官一看贾蔷买来的鸟就急了：“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一个戏子这样唐突一位爷，她作死不成?而贾蔷却又对她低声下气，二人相亲相爱的情形，全看在了宝玉眼里。他“痴痴的回至怡红院中“，说道：“怪道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脂砚斋批道：这样悟了，才是真悟。这件事给宝玉的震动很大，从此，他专一地爱着林黛玉，矢志不改。
在这之前，宝玉为了追求他的意淫，着实被父亲揍了一顿板子。当夜，他却让晴雯给黛玉送去两块半新不旧的手帕子，弄得晴雯一肚子狐疑。宝玉为什么这样做?昔日二人曾吵过一次架，俩人都掉了眼泪，宝玉因为没有手帕拭泪，就要用袖子抹，林黛玉把自已的手帕掷给了他。这样的手帕何止一块，但都沾有流淌着二人心声的泪水。宝玉此时的情感倾向已经明朗化了，就把这样的手帕赠予黛玉。黛玉在上面写了诗，写诗后“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看，她羞到了什么地步。宝玉此举等于在说“我爱你”，当然此举已属表赠私物的了。
这样，宝玉赠帕正式表明宝玉的爱情有了归宿，这种归宿，在与黛玉酷似的小旦龄官身上得到了最终的印证。这印证便是：与黛玉两情相悦，长相厮守，便是宝玉的“分定”了。[1]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