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山语(连载三)(李锡文)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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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山语(连载三)》是中国当代作家李锡文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长篇报告文学.山语(连载三)
第三章 清风扶露的年华
一
国企如山，如山般的盎然，如山般的神圣。
30多年前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同后来的“气候”可是大不相同哩——这天津公司是分管大区的原材料供应的，成天打交道的就是各省市区工业厅局供销主管部门（天津市和北京市因工业更加发达，工业局更多），以及部分直供大型企业，因而联系面较大，算个很“牛”的单位吧。不自觉的，觉着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小山头上”，视野甚好。我开始是做销售信息工作，需要经常出差调研和开会。慢慢的，天南海北的就混熟了一些。那时候部里的供销局有两个高个子的活跃分子，他们也是刚上班一两年的大学生：孔令东和韩可可，开会到了一个地方，闲暇时间他们带着我去玩，有时晚上坐公交车，无目的坐到头，然后再坐回来，借机熟悉一下地形。他俩那纯正的北京口音，不时幽默上几句。我就觉得什么都新鲜，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有一次我到呼和浩特调研，住在了巴彦塔拉饭店，同室的是一位来自内蒙古巴盟临河糖厂的领导，脸色红彤彤的，虽然是汉族，但走路两腿也是有些“罗圈”，一看就是大草原来的人。他给了我一袋他们厂的红糖。甜菜糖也是那么甜的，我记住了“甜菜”。我原先只知蔗糖。
“我们内蒙的后生，实在得横（很），可不像你们大城市咧！”晚上，我们聊天中，他这样说。
这时我暗笑：还你们？我才到大城市几年？我们无所不聊，内蒙人那种一个心眼的耿直和实诚，的确跟“大城市人”不一样的。那年我刚24岁。
还有一位来自内蒙乌兰浩特的小伙子，因其长发飘逸，身材修长、面容冷酷而容易记住，是达斡尔族，只是在一起开过两次会，便成了朋友，后来他的信息简报每期都给我寄来，也经常给我写信问候。我确信这位小伙子是能歌善舞的，至今看到“乌兰浩特”这地方，还会联想到乌兰牧骑，联想到科尔沁草原男子的矫健身姿。
一天，有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你是新同志，领导感觉不错，去政工科吧！”，然后，他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毫无征兆，太突然了！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在骨子里的服从意识之下，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
从此我就“学非所用”了，踏入人们所说的“是非之地”。政工科（1989年随着单位由有收入的行政事业单位改制为“大型Ⅱ类”国企，机构升格，政工科也变更为“党委办公室”和“人事劳资处”，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老同志，工作认真负责，说话、看问题、办事情比较善于为他人着想、从大局着想，客观实际。特别是老科长田兆林这人，是生活中的马大哈，不拘小节，工作却认真得很。老田原籍北京海淀，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多年来始终保持部队的吃苦耐劳、正直朴素的作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我启发很多。事物因比较而存在差异，社会阅历浅，什么都喜欢做比较。总的感觉，除了个别狭隘者以外，政工人事干部的大局观更强一些。其实在很多单位，这样的部门也是个出干部的地方。 有一次，单位的分房小组开会研究职工住宅分配。
一个年轻的业务干部，一再发言说：“我们部门的×××同志应当优先啊！”
与之条件相当的有10个人呢，怎么平衡？他不管那些。
会后，他找到当事人，耳语道：“我在会上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了！”当事人当然是“感恩不尽”。
讨论涉及职工利益的大事，有这样的人参与进来，就给工作造成了很大干扰，我们花了大力气才做好了平衡工作。
领导班子研究人事晋升和奖罚问题，过后有人竟然把会上有些领导的个人意见故意透露给当事人；或者，提升、奖励的消息跑在前头，而处罚的、得罪人的消息该传达而不先传达，即便传达也暗示是“某某人定的”，当然若是好事无疑是“我的提议”了。
违反纪律来买好，充当好人，会做人，却是损害他人，造成干群之间的误解和矛盾。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的人品可见一斑。人事同事们议起这种事，有同志发言：“这是水平问题还是意识问题？”意思是说不仅仅是水平低的事。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后来在许多场合我也在引用：是水平问题还是意识问题？
这种现象，不大可能发生在有修养的干部身上。既然是“干部”，起码有个大局意识，也懂得守口如瓶，严守规则，即使对老婆孩子也不可以随便说的，死也不可乱说。不少做人事工作的人，都慢慢变成一种自觉，养成习惯，并不是神秘兮兮，它是一种基本的职业素养。人事处的工作经历，让我感受到这是个为大家服务的部门，是锻炼自己学会客观看事、公正办事、文明处事的部门，而非“是非之地”。
二
位于“九河下稍”的天津是个宝地，不仅城市风采迷人，而且颇有文化气息。单位坐落于此，算是沾了福气。
公司的老同志中，有不少的老天津卫，不仅身板直气质好，也有文化功底，算是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王赓杰、蓝金铭的字，写得那叫个漂亮，称得上书法级；数字清楚，打算盘也有功夫。老王是四平道上的老住户了，他填表时“籍贯”一栏总是写上“宁河”，而住黄家花园附近的老蓝则多少代以前就是天津人。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不时显露出老天津人的幽默风趣。有些则是来自四面八方，多少带有家乡的口音。公司驻塘沽接运站的经理高延善是河间人，与我见面必称“老乡”，老乡在津几十年，说的竟全是老家的话，而且脑快嘴慢，磕磕巴巴的令人憋不住地笑出声；而财务负责人王永达是任丘的，也算是老乡，过去都是“河间府”的地盘。业务部门的经理范春生，高挑帅气，白净清秀，而登记表中的小名竟然叫“栓丑”，呵呵。还有解放前的“老大学生”王雄东、老“笔杆子”万羽，我上班时候他们都已经退休了，但是我们每年都代表单位去家中慰问这些职工。 老工人孙树田，一辈子在单位食堂工作。孙师傅干活干净利索，认真而古板，深得人们尊重，就是跟食堂的那几个有些流气的“坏小子”上不来。他蒸的包子可香呢，至今想起来香味还在扑鼻。每逢周二的那天中午，大家都早早去排队等着孙师傅的包子。
林章祯，这位司局级领导总是精神十足，温文尔雅，严谨而谦和。不吸烟不喝酒，几乎没有不良嗜好，个人操守甚好。他是干财务出身的，当了领导之后，不少人说他胆小怕事、缺乏魄力。唉，魄力，挺好的一个词儿，可是有多少国企就是毁在了一些人的“胆大”、“魄力”上面呐！
顺便提下，如今国企中的“行政级别”已经明令“取消”，但实践当中这种级别依旧存在并发挥作用，比如司局级的机关干部可以调到大型国企担任高管职务，反之亦然；城市里某级别以上的国企领导，他的家属可以调进解决户口问题；国企的领导参照行政领导干部享受住房、交通、福利补贴，按级别出席列席政府有关会议，等等。起码眼下，国企乃至许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领导，事实上都是跟行政级别挂钩并享受相应待遇的。
老同事中，居住在本市中心区域和平区的不少，其中有十多人是住在五大道或附近地区。那时候的职工宿舍，比较集中的在河西区的旧小区，单位后来又在河西、南开集中购置了几批职工住房。当然这是房改之前的事。
说起职工组成，这个建国初期组建的老单位，有不少人是从解放初期的私营企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转来的，有些是从原国家轻工业部系统的盐业、食品行业调来的，也有的是后来从外系统调入或直接从学校分配来的。很多老同志，我上班时他们已经50多岁了，一直到我给他们办理了离退休。当我办理手续时，他们的脸上无不显露出对单位的留恋与无奈，但在自然规律和国家政策面前，不得不退出舞台。他们的字，他们的艮儿，他们的笑声，离开了便不会再有。上班一辈子，或许只有临近了退休的年龄，才有一声叹息，半生闯荡，半世浮生，终于“船到码头车到站”，一下子钻进了老人堆里，由“机关工作人员”变成了提篮买菜、含饴弄孙的大爷大妈。年轻的我，有时不以为然，也是个“年少不知愁滋味”。
有位田主任，曾是单位的一把手，60岁那天，老两口在马场道附近竟然自己花钱请我吃了顿饺子，没有说一句单位的事，而那殷殷的眼神，释放出的却是一位老同志对“单位”几十年的情感。他早已无欲无求，只是希望有人延续这样的情感，只是寻找一种寄托。
很多年过去了，有些老人已经作古，只有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些健在的老同志，至今逢年过节的我还会问候一下，方便的还会登门拜年。有一位老同志，膝下无子女，晚年甚为孤独。我便时常去养老院看望，陪他说会儿话，带去了不少的安慰。我想，尽管我单位老同志之间曾经有过派性和争斗，尽管后来在一些人中发生了许多叫人痛心的事，但我没有经历过这里的“文革”时期，在诸多的是非矛盾中也基本属于“局外人”；我们也无法抹去时代的印痕，老同志曾经给予年轻人的关心和帮助，把温暖留在了每一个有良知者的心间。
唐朝诗人韩翃诗曰：“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万木中。”是写山人归心之急和路途艰辛的关怀。情如涓涓细流，暖如习习和风，这般点滴之情，我们不也是经常感受得到吗？ 偶尔找到一封1985年的信，是单位的一位老同事写的。当时我正在石家庄出差，到河北省轻工业厅举办的培训班授课。那次我在外时间较长，粮票不够了，老同志把信寄到了省厅的一位熟人那里转给我。给我带去了急需的粮票，询问出差款是否够用，又介绍了单位的近况。
看着这发旧的信，又一次感受到了温暖。本是一桩小事，但对于在远离父母、漂泊在外的人来说，来自单位的这点点滴滴的关心，弥足珍贵。参加工作20多年来，许多领导和同事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关爱，促使我以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 三
有时翻看当年的在外开会的老照片，彼时都还年轻，个个精神焕发，便想起了李白《送友人》中的诗句：“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北京，桂林，南宁，重庆，海口，丹东，井冈山，南京，武汉，上海，呼和浩特，大连，沈阳，西安，广州……不停地出差，开会。还在长江的江轮上开过会，众代表登上轮船，在船上的会议室里开会讨论，安排工作。船从重庆出发顺流而下，到了武汉，会议结束。开始我想到，会不会晃晃悠悠坐不稳，写字会不会很潦草，遇上“急刹车”会不会人仰马翻……其实多虑了，一路上船很平稳，只是到了葛洲坝，等待开闸用了三个多小时。系统内的定期会议，始终是人们的一种期盼，会议也许枯燥，而充满人情味的活动安排却使人们感受到洋洋暖意。有位召集者，他是集团公司的人事部主任郭文华，不仅善于研究政策，熟悉本职业务，而且组织能力强，热忱而实在，总是把会议搞得充实圆满，气氛活跃。开会的时候，郭主任往往利用间歇时间，带领我们去当地一些老同志家里探望慰问，带去组织的温暖。这是集团的好传统，热情爽快而看问题犀利、上一任老处长贾国英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各单位的人事干部见面都是嘘寒问暖，茶余饭后畅所欲言，笑声不断，以至于彼此的家境情况都很了解，也很关心，在一起和如兄弟姐妹。
有一段时间，我因临时借调工作和单位组织关系划转，跟天津市一轻局、市委工业工委等单位的干部联系较多，在社会转型的环境里，这些知识层次较高的同志，视野更加开阔，办事比较负责任，也更谨慎和人性化。曾任一轻局纪委副书记的佘清武（后任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一轻局办公室主任叶文海（后任市人大民宗委副主任）、市委工业工委干部处处长赵洪明（后任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等同志，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处事方法，令我印象深刻。
我曾在天津市一轻局的整党办公室借调了一段时间，负责几个公司的联络和信息汇总。那时候天津的轻工业产值和效益，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一轻局系统有20多个公司和几百家的国营企业，职工30万人，是一个比较大的工业局。两位组织部长（兼管整党办的具体工作）王德奎、李全贵，都是军人出身，都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理论水平和较好的文笔，善于研究文件、把握政策界限，工作忙起来废寝忘食。而其性格、外表却几乎是“反向”的：一个急躁一个内向，一个严厉一个温和，一个瘦小一个魁伟，一个小眼睛一个大眼睛，两相对比甚是有趣。他们如兄长般地关心我，时常询问我的单身生活。尽管我借调只有半年多，却在这些老同志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后来德奎同志调到坐落于南开三马路的上市公司天津油墨股份公司任党委书记，我还去拜访过。全贵同志（后来担任天津市一轻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平时少言寡语，绝无拉拉扯扯那一套，平时言谈口不离工作，几乎从不像一些机关人员那样闲聊家常。他开会之前总是准备的很细，手不离本子，讲话不离稿子，表述条理清晰。后来我们单位来了一位新领导，上任之初我陪他到位于友谊路的一轻局机关去拜访，全贵部长第一件事就是商量把我调过去，我们领导说：“我刚到这个公司，还不熟悉情况，离不开他啊！”其实，当时我也不想正式调到一轻局。多年之后的一天，我和家人去厦门旅游，巧遇一位同行的天津老人，说起来他竟然是李部长的亲家，他说：“那人一辈子太正直了，老古板！”此时李部长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我想，这是对这位老组织部长比较贴切的评价吧！
那年，自我校的会计学系、计划统计系、商业经济系来到天津的有十几人，不少人踌躇满志而来，不久却又感受到困惑：不仅民风有些粗俗，而且单位里的小商人气息太浓，阴坏排挤新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是自己“不适应”还是民风不好？或兼而有之？有的大学生新到一个单位，牛气哄哄，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缺乏社会经验，又不虚心，叫人看不惯，谁能重用你？反正是几年之后，一些人选择了离开，有的回了太原，有的去了济南，有的去了广东，有的解决分居到了北京。还有更多的人，很早就跳出了国企，走出自己的路子。别忘了，那时候“调出”是个很难的事情，体制把你圈在里面，不是想出去就能出去的。
我所在的单位特别是在最初的部门里，也有“挡道”、“设套”之人，恨不得给你挤出去。上班第二年评先进，本来倾向是评我的，但有4个人竟然投了3人的票，意图在于分散票数。我还记得有两个人投完票之后那诡异而不自在的表情，领导当场做了不少工作，才集中了选票，得以通过。本公司和集团公司的一些老同志，不仅经验丰富、作风勤勉，而且为人和用人也是较为公道正派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幸运地遇上他们，才一次次地冲破障碍，打下工作基础。
一些当时有所进步的同学和同事，如今回忆起来，感慨当时的风气，也感恩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个人的硬件学历和工作努力之外，无枝无叶无靠山，更不会阿谀拍马那一套。我这人厌恶官场那些，甚至连客气话也不会。领导重用我这样的人，反映了风清气正的一面。
如今所见所闻，早已是五彩斑斓，孰优孰劣傻傻分不清。
时光的流逝，企业的变迁，却没有销蚀掉心中的那份情感。后来经历了数年之久的“浊浪排空，阴风怒号”，也更看清人的面目，悟出更多的道理。但不论何时，正能量始终在激励着我，支撑着我的精神世界。[1]
作者简介
李锡文，60后，大学毕业于80后，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