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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
顾海良
原图链接 来自新浪财经网
出生 1951年1月
上海
国籍 中国
职业 教授、博士生导师
知名作品 《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
《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顾海良,男,汉族,1951年1月生,上海市人,1984年3月入党,1969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思想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2001-2002年,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2002-2008年,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2008-2010年,武汉大学校长(副部长级)。现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级)、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个人经历

  • 1969-1973年 安徽省和县毛巷公社插队知青
  • 1973-1975年 安徽省和县五七大学(中师)学生
  • 1975-1978年 安徽省和县毛巷学校教师、校长
  • 1978-1982年 安徽大学经济学系学生
  • 1982-198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 1984-1996年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教师、所长
  • 1996-1998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 1998-2001年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 2001-2002年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 2002-2008年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 2008-2010年 武汉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 2010年-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级)、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动态

校内八卦

  • 由于顾海良任内与省政府关系太差,校内建设资金被各种克扣,导致一直在说的宿舍条件改善工程迟迟不能开展,学生怨气冲天。
  • 而顾海良任内为什么和省政府关系差呢?传说和武汉市二环建设有关。武汉市二环高架几乎擦着武大西侧建设,和化学院、武水家属区距离都非常近。不过武大高层跳出来说这坏了武大的风水……还动员了师生校友的力量来反对,惊动了武汉市和湖北省各大媒体……但是最后二环还是建好了,梁子也结下……[1]
  • 在顾海良任职期间,中国重点大学之一的武汉大学近日爆出贪腐丑闻,该校副校长陈昭方及副书记龙小乐涉嫌收受巨额贿款被捕。该案震惊大陆教育界,传闻还牵涉多人、至今余波未了。有当地网民称陈昭方是“武大有史以来最大蛀虫”。有居民相信事件背后可能涉及地方官员,两名校方人员只是代罪羔羊。[2]

相关信息

顾海良:把握真谛着力创新

把握真谛,是科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的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理论、范畴,也包含理论和范畴所具有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特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认识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时代发展和创新的基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体系、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形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趋势等内容。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把握真谛、科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就要分清: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能够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能够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确定正确的方向,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活力和吸引力;哪些是务必破除的教条式的理解,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真正实现解放思想,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广阔的空间;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有助于在与错误理论的交锋中,净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为例。研究对象不仅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的界限问题,而且决定着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性质。 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P1)马克思对“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作过如下论述:“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3]

顾海良:理论经济学:空前活跃的一年

2009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显著特点,就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空前活跃。这一活跃的境遇,与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有着直接联系。理论经济学研究者对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在危机具体诱因的探讨中,从微观层面上,认为金融自由化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从宏观层面上,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也有从短期因素上,认为发达国家出现的资产泡沫迅速破裂是主要原因;从长期因素上,认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必然反映。金融危机肇始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首先爆发于虚拟经济领域。放任与干预的失衡,创新与监管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等成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各种因素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之中。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与资本积累矛盾运动累积的结果。 克鲁格曼因“对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的分析”获得诺贝尔奖,也因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见而享誉世界。2009年的中国之行,他作了“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和“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的演讲,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货币政策、外汇政策、贸易盈余、危机应对、经济转型等问题作了阐述,得出了诸如“未来人们迫切希望这三年是中国转变的关键期”这样的结论。在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的设想及其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理论经济学探讨的热门话题。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前所未有,必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家庭消费的升级,中国正处于高速增长的长周期中,加上中央财政以及金融体系相对良好的状态,使得以投资为主的内需在不断扩张,中国并未陷入危机的漩涡。中国制度方面的优势,宏观调控方面的经验,在抵抗国际金融危机时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国际金融危机促使我们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国内和国外经济、国有和民营经济、虚拟和实体经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4]

服务社会:大学的新理念新要求

大学服务社会,是大学发展的新功能,也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新理念。那种以为“大学就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和纯粹的精神家园”的传统经验和观念,已经面临现实的挑战。现代大学不只是教学、科研、培养人才的单位,还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源、要素的来源,是社会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要素。

大学功能的嬗变,赋予现代大学新的使命。社会发展需要高校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反过来,社会经济发展又不断对大学提出新的要求。社会将根据自身的需求对人才的选择作出判断,高校人才输出的标准和路径也将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一所高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内在的教学和科研的衡量指标,还应包括对社会的服务程度和贡献程度。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大学服务社会的新机遇和新要求。今后20年,如果中国的中西部经济社会不能取得长足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与腾飞,仅仅靠中西部的自然物质资源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知识、技术和人才资源的强有力支撑。知识、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提供,有赖于教育特别是大学的发展。

一所大学立足地方,不能为地方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怎么能成为中国和世界的一流呢?在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所著名的高校,它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本地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他们培养人才,为当地提供直接的服务。假如地处“硅谷”的大学不首先为“硅谷”地区服务,不在“硅谷”进行创新教学和科研活动,就不会有世界上著名的“硅谷”。

基于这些战略思考,近几年,武汉大学以建设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坚持走服务地方、服务社会之路,已经建立了广泛而有效的校地合作机制,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通过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学校在关系国家经济建设和地区、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关键技术的重大研究成果,在国家的诸多重大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