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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海良
顧海良
原圖鏈接 來自新浪財經網
出生 1951年1月
上海
國籍 中國
職業 教授、博士生導師
知名作品 《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
《鄧小平的經濟思想》

顧海良,男,漢族,1951年1月生,上海市人,1984年3月入黨,1969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思想史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教授。2001-2002年,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主持工作),2002-2008年,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副部長級),2008-2010年,武漢大學校長(副部長級)。現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級)、國家教育行政學院院長。

個人經歷

  • 1969-1973年 安徽省和縣毛巷公社插隊知青
  • 1973-1975年 安徽省和縣五七大學(中師)學生
  • 1975-1978年 安徽省和縣毛巷學校教師、校長
  • 1978-1982年 安徽大學經濟學系學生
  • 1982-198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經濟思想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 1984-1996年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所教師、所長
  • 1996-1998年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 1998-2001年 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長
  • 2001-2002年 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主持工作)
  • 2002-2008年 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副部長級)
  • 2008-2010年 武漢大學校長(副部長級)
  • 2010年- 教育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級)、國家教育行政學院院長

動態

校內八卦

  • 由於顧海良任內與省政府關係太差,校內建設資金被各種剋扣,導致一直在說的宿舍條件改善工程遲遲不能開展,學生怨氣衝天。
  • 而顧海良任內為什麼和省政府關係差呢?傳說和武漢市二環建設有關。武漢市二環高架幾乎擦着武大西側建設,和化學院、武水家屬區距離都非常近。不過武大高層跳出來說這壞了武大的風水……還動員了師生校友的力量來反對,驚動了武漢市和湖北省各大媒體……但是最後二環還是建好了,梁子也結下……[1]
  • 在顧海良任職期間,中國重點大學之一的武漢大學近日爆出貪腐醜聞,該校副校長陳昭方及副書記龍小樂涉嫌收受巨額賄款被捕。該案震驚大陸教育界,傳聞還牽涉多人、至今餘波未了。有當地網民稱陳昭方是「武大有史以來最大蛀蟲」。有居民相信事件背後可能涉及地方官員,兩名校方人員只是代罪羔羊。[2]

相關信息

顧海良:把握真諦着力創新

把握真諦,是科學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根本要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指的是構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理論、範疇,也包含理論和範疇所具有的歷史的和社會的特性。把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是認識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現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現時代發展和創新的基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主要包括: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政治經濟學的結構和體系、社會經濟發展基本形態、商品經濟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勞動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社會資本再生產和經濟危機理論,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和歷史趨勢等內容。如何理解和運用這些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把握真諦、科學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就要分清:哪些是需要長期堅持的基本原理,能夠為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現實問題和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哪些是必須結合新的實際加以豐富和發展的理論判斷,能夠為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時俱進的內在品質確定正確的方向,有助於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活力和吸引力;哪些是務必破除的教條式的理解,有助於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真正實現解放思想,為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廣闊的空間;哪些是必須澄清的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有助於在與錯誤理論的交鋒中,淨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做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關於必須長期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問題,以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為例。研究對象不僅關係到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同其他社會科學相區別的界限問題,而且決定着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本身的性質。 第一,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出發點的理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1](P1)馬克思對「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形式作過如下論述:「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在當前考察的場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產資料的分離,是既定的出發點,並且我們已經看到,二者在資本家手中是怎樣和在什麼條件下結合起來的———就是作為他的資本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3]

顧海良:理論經濟學:空前活躍的一年

2009年,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顯著特點,就是理論經濟學研究的空前活躍。這一活躍的境遇,與始於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有着直接聯繫。理論經濟學研究者對這場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影響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在危機具體誘因的探討中,從微觀層面上,認為金融自由化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根源;從宏觀層面上,認為長期的低利率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機形成的政策基礎。也有從短期因素上,認為發達國家出現的資產泡沫迅速破裂是主要原因;從長期因素上,認為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全球經濟結構、貿易結構、金融結構大調整在金融體系上的必然反映。金融危機肇始於私營部門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創新,首先爆發於虛擬經濟領域。放任與干預的失衡,創新與監管的失衡,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等成為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各種因素並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還在於資本主義基本制度之中。全球性金融危機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中,基本矛盾不斷深化和集中爆發的結果,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與資本積累矛盾運動累積的結果。 克魯格曼因「對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區位的分析」獲得諾貝爾獎,也因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見而享譽世界。2009年的中國之行,他作了「全球經濟復甦與中國機遇」和「新格局下的中美經濟未來」的演講,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貨幣政策、外匯政策、貿易盈餘、危機應對、經濟轉型等問題作了闡述,得出了諸如「未來人們迫切希望這三年是中國轉變的關鍵期」這樣的結論。在 「後危機時代」,中國對未來國際經濟新秩序建設的設想及其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理論經濟學探討的熱門話題。 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繫的緊密程度前所未有,必然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隨着城市化的加速和家庭消費的升級,中國正處於高速增長的長周期中,加上中央財政以及金融體系相對良好的狀態,使得以投資為主的內需在不斷擴張,中國並未陷入危機的漩渦。中國制度方面的優勢,宏觀調控方面的經驗,在抵抗國際金融危機時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國際金融危機促使我們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處理好市場與政府、宏觀調控和微觀管制、國內和國外經濟、國有和民營經濟、虛擬和實體經濟、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關係。[4]

服務社會:大學的新理念新要求

大學服務社會,是大學發展的新功能,也是現代大學發展的新理念。那種以為「大學就是與世隔絕的象牙塔和純粹的精神家園」的傳統經驗和觀念,已經面臨現實的挑戰。現代大學不只是教學、科研、培養人才的單位,還將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資源、要素的來源,是社會經濟中資源配置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要素。

大學功能的嬗變,賦予現代大學新的使命。社會發展需要高校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撐,反過來,社會經濟發展又不斷對大學提出新的要求。社會將根據自身的需求對人才的選擇作出判斷,高校人才輸出的標準和路徑也將作出相應的調整。因此,一所高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內在的教學和科研的衡量指標,還應包括對社會的服務程度和貢獻程度。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大學服務社會的新機遇和新要求。今後20年,如果中國的中西部經濟社會不能取得長足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中西部經濟的發展與騰飛,僅僅靠中西部的自然物質資源是不夠的,必須要有知識、技術和人才資源的強有力支撐。知識、技術和人才等資源的提供,有賴於教育特別是大學的發展。

一所大學立足地方,不能為地方和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怎麼能成為中國和世界的一流呢?在西方發達國家,任何一所著名的高校,它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對本地發展的影響,體現在服務於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為他們培養人才,為當地提供直接的服務。假如地處「硅谷」的大學不首先為「硅谷」地區服務,不在「硅谷」進行創新教學和科研活動,就不會有世界上著名的「硅谷」。

基於這些戰略思考,近幾年,武漢大學以建設國內外知名高水平大學為目標,堅持走服務地方、服務社會之路,已經建立了廣泛而有效的校地合作機制,多渠道、多層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國家、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之中。通過發揮各學科的優勢,學校在關係國家經濟建設和地區、行業發展的重大科技攻關項目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關鍵技術的重大研究成果,在國家的諸多重大工程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5]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