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

吴组湘

吴组湘
原图链接来自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报 的图片

（1908年-1994年），原名吴组缃，字仲华，后改学名吴组襄，笔名寄谷、野松等，安徽泾县人。 十八歲前往芜湖求學，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后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和秘书，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國共內戰後，在北京大學任教職。学生期间即开始小说创作，有长篇小说《山洪》（後改名為《鸭嘴唠》）；中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某日》等；短篇小说集《西柳集》，《饭余集》。

目录

人物经历

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结婚，回茂林当小学教员。

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他曾与林庚、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在清华大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小说《一千八百担》，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衰落。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第一人。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

吴组缃从小就读于私塾和他父亲创办的育英小学。1921年离开家乡，先后回茂林同沈菽园女士结婚，在养正、福群小学任教员。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去南京工作。1935年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兼做秘书工作达13年之久。他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充满深情地赞扬冯玉祥尊师重教：“冯玉祥爱国、主张抗日，拥护共产党，很了不起。他是《三国演义》的信徒，学刘备三顾茅庐，尊重知识分子。他看过我的作品，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二十多岁，他五十多岁，我每次去上课，他都到大门口迎接。坐下来讲课，他双手捧茶给我。他做好作文，双手捧给我：‘吴先生，请你给我改一改’。……”抗日战争期间，吴组缃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并当选为“文协”常务理事。武汉撤退后随冯玉祥到重庆，在西南联大执教。1946—1947年，曾随冯玉祥去美国考察。回国后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后，吴组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担任全国文学作者协会委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北京市文联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红楼梦》研究会会长。解放初期参加过土地改革、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等社会活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1981年赴美讲学，出现“吴组缃热”。

吴组缃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写的小说、散文大多取材于家乡。他的 《官官的补品》、《箓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和《樊家铺》等短篇小说，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反映泾县茂林一带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现实，对黑暗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底层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语言、对话中采用了许多当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写的对象也能在茂林一带找到原型。他熟知当地人的喜怒哀乐，因而写的十分传神，可以说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他对茂林一带的方言有种“偏爱”，这是一种文化层次较高、含义深刻、比喻生动而又大众化和通俗型的语言。他写的长篇小说《山洪》，是反映新四军在皖南抗战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话”来通篇阅读。其中描写的人物、掌故、生活场景和儿歌，都是当地人所熟知的，读起来倍感亲切。

他对家乡充满深情，用自己的笔耕之资一万元人民币，捐给茂林小学作为奖学金，意在培养人才。他说：“我在北大教书，每年高考之后我去翻新生名册，希望有茂林的学生上北大念书。”他告诫家乡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奋发进取精神，集中力量搞四化，关心教育，抓教育，培养人才，为四化做贡献。

人物轶事

吴组缃上中学时就结了婚，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把家眷也带了来。他家住在西柳村，季羡林、李长之常去那里看他们。季羡林后来还说，现在听说中国留学生可以带夫人出国，名曰伴读，吴组缃的所为不正是“伴读”吗？真可谓“超前”了。那时，吴组缃有一个女孩，小名叫小鸠子。李长之《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的文章提到“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我得益顶多的，又彼此知道姓名的，是小鸠子。也许是我锐感或过敏，这孩子和我颇有交情。孩子们的爸爸组缃，真是如我们几个朋友所加的‘徽号’，是一位感伤主义者，他看一件什么事物，无往而没有感伤的色彩。连他的声调也是感伤主义的，虽然在锐利的幽默中，甚而哪怕是讥笑的态度，也有怜悯的伤感的同情在。他的夫人和孩子刚来北平不久，他曾向我介绍过他的孩子，据说是非常想家，常模仿在家里的祖母想她的光景，而且还感到孤寂，因为那时还没有在一块玩的小孩子，孩子才多大呢，不过6岁。我心里想，组缃的话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有他这样伤感的爸爸，孩子难以不伤感，而且纵然不伤感，由感伤主义者的爸爸看去，也会伤感了的”。

1993年下半年，季羡林到吴家去看吴组缃，小鸠子正好从四川回北京陪伴父亲。她当时也已60多岁，季羡林叫了声“小鸠子”！吴组缃笑着说：“现在已经是老鸠子了。”时间的流逝竟是如此迅速，季羡林也不禁“惊呼热衷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