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聯」故事(賈少華)
作品欣賞
「串聯」故事
「串聯」作為一種活動和稱謂出現於「文革」時期，是指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或各地學生互相之間交流革命經驗的活動。一九六六年秋季，我由中窯小學升入黃石六中，十分幸運地趕上了大「串聯」。
我們這一屆學生是一九六九年初中畢業的，後來被稱為「六九屆」。六中六九屆有八個班，我分在了初一8班。開學第一天，全班五十幾位同學，比較自覺地按照個子的高矮坐在教室里。上課鈴響後，進來一位年輕的女老師。頭扎兩條短辮，戴紅色發卡，穿藍色格子上衣，着黑色布鞋。她環視全班同學後開口說話，那是一口純正的武漢話：同學們好，我是你們的班主任，我的名字是，說着轉身，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兩個字：方煒。那是特別流暢、灑脫、漂亮的兩個字。方老師又特意說：是火旁的煒，我是教英語的。當時，我心中一愣，中學的老師是這樣自我介紹的喲。方老師接着說，大家有機會在這裡讀書學習，這是很難得，也是很美好的事情。我將與你們一起，共同度過這三年美好的時光。希望我們大家好好珍惜！簡短的開場白，方老師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我們的座位作了初步調整，隨後，分發課本。我第一次見到了英語、數學、地理等教材。下課之前，方老師給我們頒發校徽。校徽是鋁製的，四周紅線框，中間白底紅字——黃石六中，是行書，有點像魯迅先生的字。校徽十分地漂亮，同學們喜歡得不得了，我當即就端端正正地佩戴在胸前。
上了幾周的文化課，六九屆八個班的師生到江北散花幫農民摘棉花，一周後返校，全校師生集中在大操場，由音樂老師楊慧年教我們學唱毛主席語錄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六中大「串聯」的序幕拉開了。
當時，「改名」之風盛行。有的同學改名為：衛東、繼紅；有的單位改名叫：東方紅商店、紅衛煉油廠；不少學校也改名了：延安學校、井岡山中學等；六中改名為「抗大中學」，校徽也隨之改了，那是一個兩寸見方的紅布片，類似當年「八路軍」的標識，只是顏色不同，也稍小一些。紅布片四周是黃色的框邊，上面印一排黃色的小字：湖北省黃石市；中間四個字稍大：抗大中學，是正楷字。右下角蓋一個圓圓的藍色的印章：湖北省黃石市抗大中學革命委員會。
「抗大」，是抗戰時期成立於延安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稱。有「抗大中學」的校徽及學生證，我們到各地串聯，乘車、吃飯、住宿都是免費的。
臨行前的晚上，隔壁王奶奶提着一筒黃石港餅來到我家，王奶奶是大冶人，來石灰窯區多年，鄉音未改：少華，還是伢崽呢，13歲冒到，要出遠門了。上海遠吶，坐船要走三天三夜。這港餅，留着船上吃。我媽媽從箱子裡拿出一個小盒子，拿出十塊錢，那是五張兩塊的紙幣，包好後放進我貼身衣服口袋裡，又拿出針線，在口袋口縫了幾針，留出一條縫，我要拿錢，只能用指頭去摳了。
串聯第一站，我們從黃石乘船到九江，然後坐火車到達南昌。在南昌，集體參觀了「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南昌起義，
串聯第二站，到達浙江省杭州市，住在風景秀麗的東方紅療養院。在杭州期間，六九屆同學與武漢紅衛兵打了一架，武漢伢被打得落荒而逃。這起「群毆事件」有兩個版本。我聽到的版本是武漢伢先動手，六中同學屬於自衛還擊。
那天，我們在班主任老師帶領下，從療養院「紅衛兵接待站」領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像章有現在一元硬幣那麼大，金燦燦的。我們欣喜若狂，立即佩戴在胸前。有的同學就把像章佩戴在「抗大中學」的校徽之上。中餐後，十來個同學在外號叫「細苕」的帶領下，去西湖之畔的六和塔遊玩。
細苕不「苕」。那時，一般家庭的家長文化程度不高，經濟條件有限，無心也無力精心照料子女，為了「好養」，小孩的小名起得比較「賤」，男孩叫「苕貨」、「混子」、「花子」、「狗子」的比較多。女孩則多圍繞季節、花、玉石來取名，叫春榮、菊花、桂珍、金玉的比較常見。細苕的哥哥叫「大混子」，他在家排行老二，就叫「細苕」了。細苕長得人高馬大，成績也不差，在同學中很有號召力。
在六和塔旁，瘦弱、矮小，外號叫「疤子」的同學，正扶着欄杆看西湖的風景，五六個操武漢口音的學生圍了上來，他們戴着「紅衛兵」袖章，有點趾高氣揚。一個胖高個子看見疤子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很是羨慕，伸手去摸，疤子怕像章被搶，把他的手撥開。胖高個有點氣惱：喲！看都不讓看。又一個武漢「紅衛兵」看到疤子胸前的「抗大中學」校徽，「喲」地一聲：還是杭州大學附中的呢！疤子沒聽明白什麼「附中」，大步去追細苕。沒想，這幾個武漢伢就直接來搶像章了，疤子急得大聲呼喊。細苕聽見疤子的叫喊，見疤子正被人欺負，招呼一聲，十來個同學趕忙上前，扯的扯，拉的拉，那群武漢伢可能高我們幾屆，仗着個頭高，力氣大，並不鬆手，口裡說：看一下，麼樣不行？還用漢腔「個把馬爾地」罵人。細苕討厭武漢「油子」，更煩漢腔「帶渣子」，立馬就揮拳出手了。武漢伢不甘示弱，還手蠻凶，雙方撕打在一起。六中同學塊頭不大，但打起架來不拍死，抱腳的抱腳，挎腰的挎腰，有的同學還掰了粗樹枝，用力地瞎撮，那些武漢伢漸漸地沒了還手之力。一個武漢伢大喊：快跑啊！他們是「杭大」附中的，強龍鬥不過地頭蛇呀。幾個武漢伢聽了，突出重圍，抱頭鼠竄。
細苕一行大勝而歸。晚上，在療養院走廊上還津津樂道。一個在「群毆」中受傷，鼻青臉腫的同學現在又「活了」，他俏皮地說，「抗大中學」的校徽幫了我們，他們以為我們是杭州大學附中的，不敢跟我們「地頭蛇」斗。
月亮升起來，一伙人跑到療養院後面的涼亭里，齊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歌...... 在杭州，我們參觀了「錢塘江大橋」，這是我國第一座由中國人自行設計建造的雙層鐵路、公路兩用橋。聽講解員介紹了年輕的解放軍戰士蔡永祥，為保護大橋，保護群眾生命安全而壯烈犧牲的英勇事跡。
第三站，來到上海，住在上海市寧國路上海鋼鐵五廠招待所。六九屆108班周厚志同學，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出差到上海，還特意去當年住宿過的地方考察過。
串聯到上海，我們呆的時間比較長。儘管還沒有交流和學習到多少「革命」經驗，但是，經風雨，見世面，開闊了眼界。在老師帶領下，我們參觀了上海手錶廠，上海捲菸廠，尤其是參觀了我國第一台萬噸水壓機。好傢夥，上海江南造船廠製造的這台萬噸水壓機，有30多米高，一個螺帽就有三四噸重，就像一座小山。宣傳冊上說，萬噸水壓機的研製成功，是新中國機械工業騰飛的起點，也是我國重大技術裝備從仿製走向自行設計製造的一個標誌，為我國電力、冶金、化學、機械等領域鍛造特大型鍛件打下了堅實基礎，改變了依靠進口的被動局面，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在自由活動時間，同學們乘車四處「參觀」，看大字報，觀名勝，逛商場，有的同學專門乘車去吳淞口看海。我們幾個同學相約，去南京路看嚮往已久的上海「大世界」，這是一幢24層高的摩天大樓，當時，在亞洲數一數二。在家時，總聽說看大世界，頭上的帽子要掉下來。去了一看，果然是真的。
在上海「大世界」，「高樓撒傳單」轟動一時。在串聯之前，104班的王健、譚天彥等同學，在黃石四處收集「革命傳單」，整理出其中精彩的段落，特別有針對性地抄錄了許多毛主席語錄：「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下定決心，不拍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等。在串聯臨近出發的前幾天，他們找來鐵筆、蠟紙和油印機，翻刻打印了一百多張。王健同學把傳單包好，揣在懷裡，串聯時，一路帶着。在上海大世界門前，他避開守門人，從步梯一口氣蹬到十五層，見步梯門實在推不開了，就溜進走廊，從懷裡掏出傳單，一把把撒向窗外。當時，南京路上人頭攢動，見紅紅綠綠的傳單從天而降，紛紛去搶。有個戴紅衛兵袖章的學生搶到了一張毛主席語錄，他爬到街邊欄杆高處，大聲誦讀起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中，中國就將如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比喻新奇，富有詩意和哲理，特別有感染力。紅衛兵朗讀得激情澎湃，圍觀群眾聽了熱血沸騰。
在上鋼五廠招待所，我見證了「紅薯事件」。那是吃早餐時發生的。招待所的早餐很豐富，有稀飯、麵條、饅頭、煎餃、還有烤紅薯。一位姓王的女老師吃完麵條，拿着一塊紅薯，邊走邊吃，有半截沒吃完，隨手就扔進了垃圾桶。恰巧被一個矮胖胖的女生看見了，那同學「騰、騰、騰」地跑到老師跟前，對那位老師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她指着那半截紅薯，老師，您怎麼能這樣浪費農民的血汗呢？女生儘管年少稚嫩，然而，那絕對是一臉的嚴肅與認真。那老師一時不知說什麼好，不時地用手去扶鼻樑上的眼鏡，兩人對峙着。一群學生圍了上來，有的男生還在「起鬨」，現場有些「火藥味」了。我擠在後面看熱鬧。那老師見學生越圍越多，就從垃圾桶里揀出那半截紅薯，用手帕揩了揩，把它吃進肚裡，女生這才罷休。我心靈受到震撼，十分欽佩這個「革命小將」的「大無畏」精神，敢於面對面挑戰老師的權威。
上鋼五廠招待所後面的里弄，有各式各樣具有上海特色的小吃。夜裡，不少同學跑去吃「清湯」，上海人叫餛飩。回到招待所還不停地回味稱讚：這清湯，鮮啊，真好吃！我聽了，饞的不得了。同學說：一角二分錢一碗。我就克制住自己，沒有去里弄。
有一天，我們幾個同學又去南京路，進了全國聞名的上海「一百」，七轉八轉，轉到體育用品櫃檯了。我一眼就看見櫃檯里的乒乓球拍。在幾排顏色不同的球拍中，我看中了一塊標價0.74元黃色海綿的球拍。猶豫了幾下，我從貼身衣服口袋裡摳出錢，買下了那塊球拍。吃「清湯」的同學在一旁說，這球拍真好。我說，你也買一支噻，他沒有做聲。
讀小學時，我就喜歡打乒乓球，按現在的說法，那是「酷愛」。下午放學後，我經常幫同學做清潔，為的是早點在教室里拼課桌，打乒乓球，幾塊磚頭做球網，拿着「光板」的球拍，經常是打到天黑才肯回家。 回到招待所，我鋪位旁的幾位同學對這球拍也讚不絕口。
我把球拍包好，小心地塞進包里。晚上熄燈了。我興奮得不能入睡，從包里翻出球拍，在被窩裡撫摸球拍良久。這是在上海買的球拍呀。在跟我打球的同學中，這可是第一塊帶海綿的球拍呀！
在上海，我感覺收穫蠻大。隔壁七班的徐和平同學更有意外收穫。由於當時經濟條件和衛生條件普遍較差，徐和平同學頭上長滿了「癩痢」，白花花的，黏黏的還冒「油」，看了叫人起雞皮疙瘩。所以，他總是戴着帽子，晚上睡覺也是如此。在上鋼五廠招待所，我們睡覺是打地鋪，那是特大的通鋪。師傅們對串聯學生照顧得十分周到，夜裡安排專人查夜，幫我們蓋被子。一位細心的廠醫，發現了徐和平的情況，精心為他治療。白色的膏子藥，細心地搽抹，再用紗布將頭包起來，還開了口服藥。我們要離開上海了，醫生還開了不少的藥，囑咐他回去繼續服藥和搽抹。我們串聯回黃石後，「複課鬧革命」時，再看徐和平，頭上長出了黑黑的頭髮，早就甩掉那帽子了。那藥真是蠻效的。
到上海一周多的時間了。一天晚上，方老師來到我鋪位前，她說：同學們說你，買了一支海綿乒乓球拍？我說：是的。說着就準備拿球拍給方老師看。方老師說：不必了，你收好。方老師沒扎辮子了，蓄着齊耳的短髮，紅色的發卡也沒戴了，她一臉疲憊。在串聯的這些日子裡，她忙前忙後照護我們，杭州打架，她細心地給受傷的同學搽碘酒藥水，沒有過多的責備和批評；在上海，車多人多，她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注意安全；睡覺熄燈前，見同學都回來了，他才離開。看着大會議室一溜溜的地鋪，她似有所思，叮囑我們：明天返程要趕火車。明早起床後，被子要捆緊，行李不要弄丟。要跟緊隊伍，不要掉隊。我和旁邊的幾個同學聽了直點頭。
串聯結束了，幾十年過去了。這些故事，我至今不曾忘懷。「恰同學少年」。當年，我們十三四歲的年紀，背着被窩，提着臉盆等行李，黑夜裡上跳板，登駁船；跑步好幾里路，趕火車。駁船中車廂里，人擠人，沒座位；站着、靠着，睡着了。東奔西跑去九江、南昌；到杭州、上海。
這不就是我們常說的「崢嶸歲月」嗎......[1]
作者簡介
賈少華，男，黃石市西塞山人，青少年時，家住中窯長江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