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故事(贾少华)
作品欣赏
“串联”故事
“串联”作为一种活动和称谓出现于“文革”时期，是指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或各地学生互相之间交流革命经验的活动。一九六六年秋季，我由中窑小学升入黄石六中，十分幸运地赶上了大“串联”。
我们这一届学生是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的，后来被称为“六九届”。六中六九届有八个班，我分在了初一8班。开学第一天，全班五十几位同学，比较自觉地按照个子的高矮坐在教室里。上课铃响后，进来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头扎两条短辫，戴红色发卡，穿蓝色格子上衣，着黑色布鞋。她环视全班同学后开口说话，那是一口纯正的武汉话：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我的名字是，说着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方炜。那是特别流畅、洒脱、漂亮的两个字。方老师又特意说：是火旁的炜，我是教英语的。当时，我心中一愣，中学的老师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哟。方老师接着说，大家有机会在这里读书学习，这是很难得，也是很美好的事情。我将与你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三年美好的时光。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珍惜！简短的开场白，方老师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的座位作了初步调整，随后，分发课本。我第一次见到了英语、数学、地理等教材。下课之前，方老师给我们颁发校徽。校徽是铝制的，四周红线框，中间白底红字——黄石六中，是行书，有点像鲁迅先生的字。校徽十分地漂亮，同学们喜欢得不得了，我当即就端端正正地佩戴在胸前。
上了几周的文化课，六九届八个班的师生到江北散花帮农民摘棉花，一周后返校，全校师生集中在大操场，由音乐老师杨慧年教我们学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六中大“串联”的序幕拉开了。
当时，“改名”之风盛行。有的同学改名为：卫东、继红；有的单位改名叫：东方红商店、红卫炼油厂；不少学校也改名了：延安学校、井冈山中学等；六中改名为“抗大中学”，校徽也随之改了，那是一个两寸见方的红布片，类似当年“八路军”的标识，只是颜色不同，也稍小一些。红布片四周是黄色的框边，上面印一排黄色的小字：湖北省黄石市；中间四个字稍大：抗大中学，是正楷字。右下角盖一个圆圆的蓝色的印章：湖北省黄石市抗大中学革命委员会。
“抗大”，是抗战时期成立于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有“抗大中学”的校徽及学生证，我们到各地串联，乘车、吃饭、住宿都是免费的。
临行前的晚上，隔壁王奶奶提着一筒黄石港饼来到我家，王奶奶是大冶人，来石灰窑区多年，乡音未改：少华，还是伢崽呢，13岁冒到，要出远门了。上海远呐，坐船要走三天三夜。这港饼，留着船上吃。我妈妈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拿出十块钱，那是五张两块的纸币，包好后放进我贴身衣服口袋里，又拿出针线，在口袋口缝了几针，留出一条缝，我要拿钱，只能用指头去抠了。
串联第一站，我们从黄石乘船到九江，然后坐火车到达南昌。在南昌，集体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
串联第二站，到达浙江省杭州市，住在风景秀丽的东方红疗养院。在杭州期间，六九届同学与武汉红卫兵打了一架，武汉伢被打得落荒而逃。这起“群殴事件”有两个版本。我听到的版本是武汉伢先动手，六中同学属于自卫还击。
那天，我们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从疗养院“红卫兵接待站”领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像章有现在一元硬币那么大，金灿灿的。我们欣喜若狂，立即佩戴在胸前。有的同学就把像章佩戴在“抗大中学”的校徽之上。中餐后，十来个同学在外号叫“细苕”的带领下，去西湖之畔的六和塔游玩。
细苕不“苕”。那时，一般家庭的家长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有限，无心也无力精心照料子女，为了“好养”，小孩的小名起得比较“贱”，男孩叫“苕货”、“混子”、“花子”、“狗子”的比较多。女孩则多围绕季节、花、玉石来取名，叫春荣、菊花、桂珍、金玉的比较常见。细苕的哥哥叫“大混子”，他在家排行老二，就叫“细苕”了。细苕长得人高马大，成绩也不差，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
在六和塔旁，瘦弱、矮小，外号叫“疤子”的同学，正扶着栏杆看西湖的风景，五六个操武汉口音的学生围了上来，他们戴着“红卫兵”袖章，有点趾高气扬。一个胖高个子看见疤子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很是羡慕，伸手去摸，疤子怕像章被抢，把他的手拨开。胖高个有点气恼：哟！看都不让看。又一个武汉“红卫兵”看到疤子胸前的“抗大中学”校徽，“哟”地一声：还是杭州大学附中的呢！疤子没听明白什么“附中”，大步去追细苕。没想，这几个武汉伢就直接来抢像章了，疤子急得大声呼喊。细苕听见疤子的叫喊，见疤子正被人欺负，招呼一声，十来个同学赶忙上前，扯的扯，拉的拉，那群武汉伢可能高我们几届，仗着个头高，力气大，并不松手，口里说：看一下，么样不行？还用汉腔“个把马尔地”骂人。细苕讨厌武汉“油子”，更烦汉腔“带渣子”，立马就挥拳出手了。武汉伢不甘示弱，还手蛮凶，双方撕打在一起。六中同学块头不大，但打起架来不拍死，抱脚的抱脚，挎腰的挎腰，有的同学还掰了粗树枝，用力地瞎撮，那些武汉伢渐渐地没了还手之力。一个武汉伢大喊：快跑啊！他们是“杭大”附中的，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呀。几个武汉伢听了，突出重围，抱头鼠窜。
细苕一行大胜而归。晚上，在疗养院走廊上还津津乐道。一个在“群殴”中受伤，鼻青脸肿的同学现在又“活了”，他俏皮地说，“抗大中学”的校徽帮了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杭州大学附中的，不敢跟我们“地头蛇”斗。
月亮升起来，一伙人跑到疗养院后面的凉亭里，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 在杭州，我们参观了“钱塘江大桥”，这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听讲解员介绍了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蔡永祥，为保护大桥，保护群众生命安全而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
第三站，来到上海，住在上海市宁国路上海钢铁五厂招待所。六九届108班周厚志同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出差到上海，还特意去当年住宿过的地方考察过。
串联到上海，我们呆的时间比较长。尽管还没有交流和学习到多少“革命”经验，但是，经风雨，见世面，开阔了眼界。在老师带领下，我们参观了上海手表厂，上海卷烟厂，尤其是参观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好家伙，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这台万吨水压机，有30多米高，一个螺帽就有三四吨重，就像一座小山。宣传册上说，万吨水压机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机械工业腾飞的起点，也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制造的一个标志，为我国电力、冶金、化学、机械等领域锻造特大型锻件打下了坚实基础，改变了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在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乘车四处“参观”，看大字报，观名胜，逛商场，有的同学专门乘车去吴淞口看海。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南京路看向往已久的上海“大世界”，这是一幢24层高的摩天大楼，当时，在亚洲数一数二。在家时，总听说看大世界，头上的帽子要掉下来。去了一看，果然是真的。
在上海“大世界”，“高楼撒传单”轰动一时。在串联之前，104班的王健、谭天彦等同学，在黄石四处收集“革命传单”，整理出其中精彩的段落，特别有针对性地抄录了许多毛主席语录：“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下定决心，不拍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在串联临近出发的前几天，他们找来铁笔、蜡纸和油印机，翻刻打印了一百多张。王健同学把传单包好，揣在怀里，串联时，一路带着。在上海大世界门前，他避开守门人，从步梯一口气蹬到十五层，见步梯门实在推不开了，就溜进走廊，从怀里掏出传单，一把把撒向窗外。当时，南京路上人头攒动，见红红绿绿的传单从天而降，纷纷去抢。有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抢到了一张毛主席语录，他爬到街边栏杆高处，大声诵读起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中，中国就将如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比喻新奇，富有诗意和哲理，特别有感染力。红卫兵朗读得激情澎湃，围观群众听了热血沸腾。
在上钢五厂招待所，我见证了“红薯事件”。那是吃早餐时发生的。招待所的早餐很丰富，有稀饭、面条、馒头、煎饺、还有烤红薯。一位姓王的女老师吃完面条，拿着一块红薯，边走边吃，有半截没吃完，随手就扔进了垃圾桶。恰巧被一个矮胖胖的女生看见了，那同学“腾、腾、腾”地跑到老师跟前，对那位老师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她指着那半截红薯，老师，您怎么能这样浪费农民的血汗呢？女生尽管年少稚嫩，然而，那绝对是一脸的严肃与认真。那老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不时地用手去扶鼻梁上的眼镜，两人对峙着。一群学生围了上来，有的男生还在“起哄”，现场有些“火药味”了。我挤在后面看热闹。那老师见学生越围越多，就从垃圾桶里拣出那半截红薯，用手帕揩了揩，把它吃进肚里，女生这才罢休。我心灵受到震撼，十分钦佩这个“革命小将”的“大无畏”精神，敢于面对面挑战老师的权威。
上钢五厂招待所后面的里弄，有各式各样具有上海特色的小吃。夜里，不少同学跑去吃“清汤”，上海人叫馄饨。回到招待所还不停地回味称赞：这清汤，鲜啊，真好吃！我听了，馋的不得了。同学说：一角二分钱一碗。我就克制住自己，没有去里弄。
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又去南京路，进了全国闻名的上海“一百”，七转八转，转到体育用品柜台了。我一眼就看见柜台里的乒乓球拍。在几排颜色不同的球拍中，我看中了一块标价0.74元黄色海绵的球拍。犹豫了几下，我从贴身衣服口袋里抠出钱，买下了那块球拍。吃“清汤”的同学在一旁说，这球拍真好。我说，你也买一支噻，他没有做声。
读小学时，我就喜欢打乒乓球，按现在的说法，那是“酷爱”。下午放学后，我经常帮同学做清洁，为的是早点在教室里拼课桌，打乒乓球，几块砖头做球网，拿着“光板”的球拍，经常是打到天黑才肯回家。 回到招待所，我铺位旁的几位同学对这球拍也赞不绝口。
我把球拍包好，小心地塞进包里。晚上熄灯了。我兴奋得不能入睡，从包里翻出球拍，在被窝里抚摸球拍良久。这是在上海买的球拍呀。在跟我打球的同学中，这可是第一块带海绵的球拍呀！
在上海，我感觉收获蛮大。隔壁七班的徐和平同学更有意外收获。由于当时经济条件和卫生条件普遍较差，徐和平同学头上长满了“癞痢”，白花花的，黏黏的还冒“油”，看了叫人起鸡皮疙瘩。所以，他总是戴着帽子，晚上睡觉也是如此。在上钢五厂招待所，我们睡觉是打地铺，那是特大的通铺。师傅们对串联学生照顾得十分周到，夜里安排专人查夜，帮我们盖被子。一位细心的厂医，发现了徐和平的情况，精心为他治疗。白色的膏子药，细心地搽抹，再用纱布将头包起来，还开了口服药。我们要离开上海了，医生还开了不少的药，嘱咐他回去继续服药和搽抹。我们串联回黄石后，“复课闹革命”时，再看徐和平，头上长出了黑黑的头发，早就甩掉那帽子了。那药真是蛮效的。
到上海一周多的时间了。一天晚上，方老师来到我铺位前，她说：同学们说你，买了一支海绵乒乓球拍？我说：是的。说着就准备拿球拍给方老师看。方老师说：不必了，你收好。方老师没扎辫子了，蓄着齐耳的短发，红色的发卡也没戴了，她一脸疲惫。在串联的这些日子里，她忙前忙后照护我们，杭州打架，她细心地给受伤的同学搽碘酒药水，没有过多的责备和批评；在上海，车多人多，她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注意安全；睡觉熄灯前，见同学都回来了，他才离开。看着大会议室一溜溜的地铺，她似有所思，叮嘱我们：明天返程要赶火车。明早起床后，被子要捆紧，行李不要弄丢。要跟紧队伍，不要掉队。我和旁边的几个同学听了直点头。
串联结束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故事，我至今不曾忘怀。“恰同学少年”。当年，我们十三四岁的年纪，背着被窝，提着脸盆等行李，黑夜里上跳板，登驳船；跑步好几里路，赶火车。驳船中车厢里，人挤人，没座位；站着、靠着，睡着了。东奔西跑去九江、南昌；到杭州、上海。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峥嵘岁月”吗......[1]
作者简介
贾少华，男，黄石市西塞山人，青少年时，家住中窑长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