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任苏杜郑仓传
三国志·任苏杜郑仓传出自《三国志》,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三国史，书中有440名三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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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任峻字伯达，河南中牟人也。汉末扰乱，关东皆震。中牟令杨原愁恐，欲弃官走。
峻说原曰：“董卓首乱，天下莫不侧目，然而未有先发者，非无其心也，势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为之奈何？”峻曰：“今关东有十余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原从其计，以峻为主簿。峻乃为原表行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太祖大悦，表峻为骑都尉，妻以从妹，甚见亲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军。是时岁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抄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阵以营卫之，贼不敢近。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为都亭侯，邑三百户，迁长水校尉。
峻宽厚有度而见事理，每有所陈，太祖多善之。于饥荒之际，收恤朋友孤遗，中外贫宗，周急继乏，信义见称。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无子，国除。文帝追录功臣，谥峻曰成侯。复以峻中子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
鲁破，则绥定下辩诸氏，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
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抄，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毋丘兴告急于则。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又将军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诏不得西度。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与羌豪帅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于是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干迎则，辞来助军，而实欲为变。则诱与相见，因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及其支党，众皆降。演军败，华惧，出所执乞降，河西平。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征拜侍中，与董昭同察。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常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后则从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臣闻古圣王不以禽兽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而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见惮。黄初四年，左迁东平相。未至，道病薨，谥曰刚侯。
子怡嗣。怡薨，无子，弟愉袭封。愉，咸熙中为尚书。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少孤，继母苦之，以孝闻。年二十，为郡功曹，守郑县令。县囚系数百人，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虽未悉当，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举孝廉，除汉中府丞。会天下乱下，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还。荀彧近之太祖，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迁护羌校尉，使持节，领西平太守。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干举并州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干通谋。太祖谓荀彧曰：“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张晟寇殽、渑间，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吾恐其为害深。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于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讨之，未至。或谓畿曰：“宜须大兵。”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欲为善者无主，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
讨之不胜，四邻应之，天下之变未息也；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显绝王命，外以请故君为名，必不害新君。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郖津度。范先欲杀畿以威众。且观畿去就，于门下斩杀主簿已下三十余人，畿举动自若。于是，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固、范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群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訾募兵。”固以为然，从之，遂为资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又人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
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从离矣。
会白骑攻东垣，高干入濩泽，上党诸县杀长吏，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干、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干、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使复其居业。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缔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免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肠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
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阪，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曰：“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令曰：“昔肃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旦烦卿卧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征为尚书。及践阼，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守司隶校尉。帝征吴，以畿为尚书仆射，统留事。其后帝幸许昌，畿复居守。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
子恕嗣。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怨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恃中辛毗等器重之。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怨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着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扼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帮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遭难，绕天略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
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
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实，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余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于疆场，飞刍挽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
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时又大仪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当者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钩，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
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犹有务言誓而蹈水火，感知己面而披肝胆，彻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循者岂声名而已乎！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格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洁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后考课竟不行。
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恕上疏极谏曰：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以处重为恭，意至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原其所由，非独臣有不尽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着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诬一朝也；然其事类，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而军事未息，至乃断四时之赋衣，薄御府之私谷，帅由圣意，举朝称明，与闻政事密勿大臣，宁有恳恳忧此者乎？
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振动京都，而其罪状发于小吏，公卿大臣初无一言。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
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而必曰私报所憎，誉人不实其所誉，而必曰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非独毁益有之，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望与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尧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昭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之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伊尹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昭等乎！
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
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将何乐焉，胡不绝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其意务在于适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业也；处尊显之官，荣事也；食千钟之禄，厚实也。人臣虽愚，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迕者也，迫于道，自强耳。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论议亢直，皆此类也。
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以疾去官。起家为河东太守，岁余，迁淮北都督护军，复以疾去。恕所在，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顷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当世之和，故屡在外任。复出为幽州刺吏，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为意。至官未期，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径将数十骑诣州，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无表言上。
喜于是劾奏恕，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
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至此败。
初，恕从赵郡还，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征，俱自薄廷尉。谓恕曰：“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着《本论》八篇。
又着《兴性论》一篇，盖兴于为己也。四年，卒于徙所。
甘露二年，河东乐详年九十余，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着于篇。
郑浑字文公，河南开封人也。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浑兄泰，与荀攸等谋诛董卓，为扬州刺史，卒。浑将泰小子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浑知术必败。时华歆为豫章太守，素与泰善，浑乃渡江投歆。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复迁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辟为丞相掾属，迁左冯翊。
时梁兴等略吏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
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明赏罚，与要誓，其所得获，十以七赏。百姓大悦，皆愿捕贼，多得妇女、财物。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其妻子，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兴等惧，将余众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渊就助郡击之，浑率吏民前登，斩兴及其支党。又贼靳富等，胁将夏阳长、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硙山，浑复讨击破富等，获二县长吏，将其所略还。及赵青龙者，杀左内史程休，浑闻，遣壮士就枭其首。前后归附四千余家，由是山贼皆平，民安产业。转为上党太守。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人为丞相掾。
文帝即位，为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迁将作大匠。浑清索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及卒，以子崇为郎中。
仓慈宇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为长安令，清约有方，吏民畏而爱之。太和中，迁敦煌大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先是属城狱讼众猥，县不能决，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阅，料简轻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评曰：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瘐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又矫矫刚直，风烈足称。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屡陈时政，经纶治体，盖有可观焉。
译文
（任峻传、苏则传、杜畿传、郑浑传、仓慈传）
任峻传，任峻字伯达，河南郡中牟县人。汉朝末，四方骚乱，关东地区都受到震动，中牟县令杨原忧愁恐惧，打算弃官逃走，任峻劝他说：“董卓带头叛乱，天下人没有不怨恨的。然而却没有人倡议讨伐他，人们并不是没有讨伐他的愿望，而是迫于形势不敢发动。您如果能发出倡议，一定会有响应的。”杨原问：“该怎么办呢？”任峻说：“现在关东有十多个县，能打仗的人不少于一万，如果您暂时行使河南尹的权力，集中起来调遣，没有办不成的事。”杨原听从了任峻的计策，任命他为主簿。任峻便替杨原发布有关代理河南尹的文告，让各县坚守自己的领地，于是便发兵征讨董卓。正赶上曹操从关中起兵，进入中牟县界，当地人不知道该跟随谁，只有任峻与同郡的张奋商议，率全郡归顺曹操。
任峻另外又召集自己宗族、宾客以及家丁一共几百人，情愿跟随曹操。曹操非常高兴，上表请求任命任峻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他，对他十分亲信。曹操每次出征，总是让任峻留在后方主管部队的给养。当时正赶上饥荒干旱的年景，军粮不足，朝廷羽林监颍川人枣祗建置屯田，收获粮食达到百万斛，各郡都设置屯田的官员，几年间屯田的地方都储备了粮食，仓库都堆满了。官渡之战，曹操命任峻掌管军器和粮食的运输，敌人几次偷袭断绝了粮道，任峻便以一千辆粮车为一部，列成十路方队，使阵势重叠拱卫粮车，敌人不敢靠近。军队国库能够粮食充足，开始是靠着枣祗的屯田，而最终的成功是靠着任峻的努力。曹操因为任峻功高，上表请求封他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又升任长水校尉。任峻待人宽厚有器量，通晓事理，每次提出建议，曹操总是很满意。饥荒的时候，他收养抚恤朋友的亲人、贫困的中表亲戚，救助急难，周济贫乏，信义为人所称道。
建安九年(204)，任峻去世，曹操为他的死曾长时间地哭泣。他的儿子任先承袭了爵位，任先没有儿子，他死后，封地便被解除。后来魏文帝追录功臣，赐给任峻成侯的谥号，又赐封任峻的次子任览为关内侯。
苏则传，苏则字文师，扶风郡武功县人。少年时就以学问操行闻名乡里，被推举为孝廉和茂才，朝廷征召他去任职，他都没有应召。后来从家里出任酒泉郡太守，调任安定郡、武都郡，所在的地方都传颂他的威名。曹操征伐张鲁，经过苏则所管辖的郡，见到苏则，对他很欣赏，命他担任部队的向导。打败张鲁以后，苏则平定安抚住在下辩一带的各氐族部落，打通了河西走廊，转任金城太守。当时正是战乱之后，官吏百姓流离失所，饥饿贫穷，户口锐减。苏则十分谨慎地安抚流民，对外招抚羌人、氐人等部落，得到他们的牛羊，用来赡养贫困老弱的人。他和百姓平分口粮，一个月的时间，流民都回来了，一共有几千家，于是苏则明确地宣布了禁令，有违犯的就杀掉，对听从教化的一定奖赏。他亲自教给百姓耕种的知识，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从那以后，前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陇西郡的李越发动叛乱，苏则率领羌人等少数民族军队包围了李越，李越请求投降。
曹操去世，西平郡的麴演谋反，号称护羌校尉。苏则领兵讨伐，麴演害怕了，也请求投降。魏文帝因为苏则的功劳，加封他为护羌校尉，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后来麴演又勾结邻郡叛乱，张掖郡的张进扣押了太守杜通，酒泉郡的黄华不接受太守辛机的统治。张进、黄华都自称太守响应麴演，再加上武威郡的三种胡趁势掳掠，河西的道路又断绝了。武威郡太守毋丘兴向苏则告急，当时雍州、凉州的豪族大户都驱赶羌人、胡人来追随张进等叛将，郡中百姓都认为张进势不可挡。在此以前将军郝昭、魏平在金城屯兵驻守，也接到不许西进的诏书。苏则便去面见郡中的大吏和郝昭等人，同羌族的大户酋长商议说：“现在敌寇的势力虽然强盛，但都是才聚起来的乌合之众，有的还是被迫胁从，不一定就是一条心，利用他们的矛盾打击他们，好的和坏的就一定会分离，好的分离出来归顺我军，我军的数量便增加而敌人的数量便减少了。既得到人力补充的实惠，又壮大了我军的气势，这时候出动讨伐敌人，一定会打败他们。
如果等候大军支援，旷日持久，好人找不到归宿，必然要和坏人同流合污，善恶一旦搅在一块儿，就很难把他们一下子分开了。现在虽然有朝廷的诏命，违背它而合于机变，我看我们可以自作主张。”郝昭等人听从了苏则的意见，于是便发兵去救武威郡，迫使作乱的三种胡人投降。苏则与毋丘兴率军在张掖郡攻击张进，麴演得到消息，率领步骑兵共三千人来迎接苏则，说是前来援助，其实打算发动叛变。苏则引诱他来见面，趁机将他斩首示众，他的党羽四散逃走。苏则便与各路军队包围了张掖，大败敌人，杀死了张进和依附于他的党羽，敌兵都投降了。麴演的部队被打败，黄华感到恐惧，交出了他所扣押的人质乞求投降，河西一带被平定，苏则回到金城。朝廷晋封他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朝廷征拜苏则为侍中，与董昭在一起作官。有一次，董昭枕着苏则的膝盖睡觉，苏则把他的头推下去，说：“苏则的膝盖，不是谗佞之辈的枕头。”当初，苏则同临淄侯曹植听说魏氏废汉自立，都穿上丧服为汉朝悲哀哭泣。
曹植的表现魏文帝听说了，却不知道苏则也同曹植是一样的态度。文帝在洛阳，有一次从容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苏则还以为是对他质问，胡须都竖立起来，要正颜厉色地辩论。侍中傅巽连忙掐着他说：“不是说您。”这才挡住了他。文帝问苏则说：“前些时候攻破酒泉郡、张掖郡，和西域互通使节，敦煌郡献来直径一寸的大珠，还能不能再从市场上买到呢？”苏则回答说：“陛下如果能把国内治理得和睦融洽，使德化流布到沙漠地区，宝珠就会不求自来；如果求了，然后得到，那么也就算不得珍贵了。”文帝听了，默默无语。
后来苏则陪同文帝打猎，槛圈设置不牢固，被鹿撞破逃走了。文帝大怒，脚踩胡床拔出佩刀，把有关督吏都抓起来，要处死他们，苏则跪地叩拜，说：“臣子听说古代的圣王不因为禽兽而害人，现在陛下正推崇唐尧的教化，却因为打猎的游戏要杀死很多吏员，愚臣认为不能这样，以死相求！”文帝说：“您，是正直的大臣。”便把那些督吏全部赦免。然而苏则也因此被文帝忌惮，黄初四年(223)，被降职担任东平相。赴任途中，得病死，谥号为刚侯。他的儿子苏怡承袭了爵位，苏怡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弟弟苏愉袭封。苏愉，咸熙年间曾担任尚书。
杜畿传，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县人。幼年父母双亡，继母虐待他，他却孝顺出了名。二十岁时在郡中担任功曹，又试职作郑县的县令。县里关押了几百人，杜畿亲自审问，衡量犯人罪行的轻重，都一一定案发送，虽然不是都判处得很妥当，郡中人们已经对他这样年轻有主见感到惊奇。他被推举为孝廉，担任汉中府丞。赶上天下大乱，他便抛弃了官职旅居荆州，建安年间(196～220)才回到故乡。荀彧把他推荐给曹操，曹操委任他为司空司直，又升任护羌校尉，让他持节领受西郡太守的职务。曹操已经平定了河北，高干在并州反叛。
当时河东太守王邑被朝廷征召，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以请求封地为名，背地里却同高干勾结。曹操对荀彧说：“关西的那些将领凭借险要的地形和骑兵，要是去征剿他们一定会引起叛乱。张晟在..山、渑水之间烧杀抢掠，向南联络刘表，卫固等人也效法张晟，我担心他们为害太深。河东郡依山绕河，四周的邻郡总是发生变故，是当今天下的战略要地。请您为我推荐像萧何、寇恂那样的人去镇守河东。”荀彧说：“杜畿能够胜任。”于是曹操追授杜畿河东太守的职务。卫固等人派了几千人马截断去陕津的路，杜畿到了那儿不能渡过黄河。曹操派夏侯惇征剿卫固。
兵还未到，有人对杜畿说：“应该派大军来。”杜畿说：“河东郡有三万户人家，决不是人人都想作乱。现在如果大兵压境，把他们逼急了，想做好事也找不到带头的，就一定会因为惧怕而服从卫固。卫固一旦消除后顾之忧，必然要拼死抵抗。我们讨伐他如果不能取胜，四周的邻郡就会响应他，天下的变乱就平息不了了。如果我们能够取胜，也是摧残一郡的百姓，况且卫固等人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抗拒朝廷，表面只是以请求过去的太守为名，一定不会加害新太守。我单身前去，出其不意，卫固为人计谋很多，但缺乏决断的能力，一定会假装接受我的指挥，我只要在郡城呆一个月，就能设法用计困住他，时间足够了。”就从隐秘的岔道到..津渡过河。
范先要杀杜畿借以威慑部下，想先观察一下杜畿的动向，便在门前连续杀了郡中主簿以下的官吏三十多人，杜畿目睹惨状，若无其事。于是卫固说：“杀了他也不能损害他什么，徒然给咱们树立恶名，况且控制他的权力在我们手里。”便承认了杜畿的太守身份。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二位，是河东的希望，我不过靠你们坐享其成罢了。但君臣之间有固定的规矩，成败都一样，遇到大事应当平等地一块儿商量。”杜畿任用卫固为都督，让他兼任郡丞，又代理功曹。将军、校尉吏员、士兵三千多人，都归范先统管。
卫固等人很高兴，虽然表面上服从杜畿，但心里面却不把他当回事。卫固要大举发兵，杜畿很担心，劝卫固说：“想成就非凡的大事，就不能轻易地动摇军心。现在倘若发动大军，部下一定会骚乱，不如慢慢用钱来招募士兵。”卫固认为他说得对，就听从了，用钱来征调，过了几天才调度停当。而部下的将军却因为贪图钱财只招募了少于预定人数的士兵。杜畿又去面见卫固，为他分析说：“人情都顾念家属，可以分别让将军和掾史们回家休息，有紧急情况再召他们回来也不难。”卫固等人不愿意失去人心，又听从了杜畿的劝告。
这样一来，不肯谋反的好人留在外边，可以暗地里支援自己，而坏人分散，各自回家，势力已经被离间了。碰上张白骑的人马攻打东垣，高干的叛军进入..泽，上党一带各县杀死县官，弘农郡扣押了郡守，卫固等人也想乘机叛变而调兵还没有到，杜畿知道周围各县都服从自己，就出来单独率领几十名骑兵赶到张城坚守，城中百姓官吏都全力帮助杜畿，过了几十天，召集了四千多人。卫固等人与高干、张晟联合起来攻打杜畿所在的张城，却攻不破。侵犯附近的县城，也一无所得。遇上朝廷的大兵前来征剿，高干、张晟都被打败，卫固等人被抓获斩首。杜畿赦免了卫固等人的余党，让他们恢复过去的居住产业。那时候全国的郡县都残破不全，河东郡是最先平定的，而且损失也少。杜畿治理这个郡，推崇宽松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有人曾经打官司，互相争讼，杜畿亲自为双方陈说大义，让他们回去认真思索，如果还有什么要申诉的，再来太守府找他。
乡邑的父老都生气地责备自己一方的诉讼人：“有这么好的太守，你们为什么不听他的教诲？”从那以后，很少再有打官司的了。郡中下属各县，推举出孝子、贞妇、顺孙，杜畿都一一免除这一家的徭役，并随时去慰问勉励他们。渐渐地开始督促百姓养牛和牝马，直到猪、狗、鸡，都有具体的章程制度。百姓勤劳地耕作，家家户户丰衣足食。于是杜畿说：“百姓富足了，不可不进行教育。”便在冬天装备戎装，讲习武艺。又开设学宫，杜畿亲自讲授儒家的经典，郡中风气也因而有所变化。韩遂、马超叛变的时候，弘农郡、冯翊郡很多县邑都起兵响应他们。
河东郡虽然同敌境相连，百姓却没有二心。曹操西征到达蒲陂，与敌人隔着渭河列开阵势，军粮完全依赖河东郡供给。等到敌人被打败，郡中储备的粮食还剩二十多万斛。曹操下令说：“河东太守杜畿，就如同孔子所说的‘禹，我简直找不到他一点毛病来批评他’。给他增加俸禄到二千石。”曹操征伐汉中，调遣河东郡的五千民夫担任运输工作。这些人自动地互相勉励：“人总免不了一死，可不能辜负了我们太守。”始终没有一个人逃跑，杜畿就是这样得人心。魏国建立以后，用杜畿为尚书。事情定下来以后，朝廷又下令说：“过去萧何平定关中，寇恂平定河内，您也有他们那样的功劳，即将授予您纳言的职位。但是又考虑到河东郡是我的股肱要地、充实储备的所在，占据那里就足能控制全国，所以还要麻烦您去那里坐镇。”杜畿在河东十六年，他的治理总是全国最好的。魏文帝即王位，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召拜他担任尚书。
文帝废汉自立为皇帝以后，晋封杜畿为丰乐亭侯，食邑百户，为司隶校尉。文帝征伐吴国，任命杜畿为尚书仆射，留在朝中掌管国家大事。后来文帝去许昌，仍然命杜畿留守。杜畿奉命制造御楼船，在陶河试航，遇到大风沉没。文帝为他的死而哭泣，下诏说：“夏朝的水官冥勤劳地工作而死在水中，后稷勤劳地播种百谷而死在山上；已故的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航，以至翻船沉没，这是忠心的极致，朕实在为他痛惜。”追赠他太仆的职衔，谥号为戴侯。他的儿子杜恕承袭了爵位。
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227～232)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为人诚恳朴质，不善于表现自己，所以从小就没有什么名声。等到在朝中作官，也不结党营私，一心办公事。每当政策有失误，他总是引用纲纪法度来规谏，因此很受侍中辛毗等人的器重。当时自公卿以下，官吏们都在议论制度的增减，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奉行宣示朝廷的六条规则，以清净无为为名誉，威风显著，为人称道。现在可以不让刺史掌握兵权，专心去管理民政”。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担任冀州刺史，杜恕便上书说：“帝王之道，没有比安民更崇高的。安民的办法，在于财富的积累；而积累财富，就是专务根本，节约用度。当今吴、蜀二贼还没有消灭，战车急需驾驭，这正是英雄豪杰努力奋斗的时机。但是朝中的儒臣士大夫，也意外地推崇羡慕武力，握着手腕而争论，以孙子吴起为第一。
国库一年比一年空虚，民力一年比一年衰弱。现在吴、蜀僭位称帝，与我们作对，北方的胡人也没有压服，三个地方的边境发生变乱，全国都不会太平。现在边疆的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都有军队，而能够凭借在内部充实府库扼制外族入侵的，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一个国家就如同人的身体，心腹充实了，四肢即使生了病，终究不会有大的妨害。现在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国家的心腹，所以愚臣怀着恳切恭谨的心情，希望四州的长官，专心地从事根本的事业，来承担四肢的重任。
但孤论难以坚持，触犯大家的欲望难以取得成效，众人的不满难以积累到一块儿，是非难以分清，所以年复一年也没有被英明的君主察觉。凡是说这种话的，都是疏远或卑贱的人，这类人说的话，确实不容易被采纳。如果让好的政策从亲信贵族口里说出来，亲信贵族本来就用不着冒犯我所说的四难来求取忠爱，这正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所常常担忧的问题。”当时朝中对官吏考核制度展开大规模的议论，朝廷内外的官吏都要考核。杜恕认为用人而不能让他尽力发挥才能，那么即便有才的人也没有多大用。
保全的不是致力要达到的东西，而所致力的事又不是当前最重要的。杜恕在朝中八年，议论刚劲率直。杜恕出任弘农郡大守，几年后转任赵王曹干的辅相，因病离职。又从家里出任河东郡太守，过了一年多，改任淮北都督护军，又因病离职。他在任职的地方，致力于维护国家的大体，树立恩惠仁爱，因此更加得到百姓的爱戴，只是不如杜畿。不久，朝廷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为与朝中的官员不和睦，所以，屡次在外面任职。后来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的官衔，朝廷让他持节，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在蓟县屯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喜曾在先帝那一朝任职，在青州排挤了田国让。现在足下拿着朝廷的节杖，让你们共同驻屯在一座城里，应该周密地考虑对策。”
但杜恕没有在意。他到官不满一个月，有鲜卑族首领的儿子，带领几十人马，没有经由关口擅自来到州城，州里杀死了其中一名鲜卑人，却没有写表章上报。于是程喜上书弹劾杜恕，杜恕入狱，由廷尉审理，依法应当处死。因为他父亲杜畿为国事勤劳死在水中，得以减刑，被免官为平民。他迁居章武郡，那一年是嘉平元年(249)。杜恕为人豪迈任性，想不到要防备别人，终于导致这次挫折。当初杜恕从赵郡还朝，陈留郡的阮武也从清河太守的职位上被征召，两人都鄙薄廷尉。阮武对杜恕说：“我看您的才质性情可以经历公正之道，但把持得不够努力，素质能力可以担任大官但追求不够顺利，才学可以记叙古今但不够专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才而没有得到适当的任用。近来有了空闲，可以深思这个问题，写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杜恕在章武郡，便撰写了《体论》八节，又写出《兴性论》一篇，是为探讨个人修养的。嘉平四年(253)死在迁移的住所。
晋武帝甘露二年(266)，河东郡九十多岁的乐祥上书颂扬杜畿遗留下来的功绩，朝廷受到感动，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杜恕的奏议论文都很可观，选取他和当时政治紧密相关的几件大事写在传记里。
郑浑传，郑浑字文公，河南开封县人。他的高祖父郑众，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名儒。郑浑的哥哥郑泰，和荀攸等人策划诛杀董卓，在扬州刺史任上去世了。郑浑带着郑泰的小儿子郑袤在淮南避难，袁术对他非常尊重。郑浑知道袁术一定会失败，当时华歆担任豫章郡太守，和郑泰是很好的朋友，郑浑便渡过长江投靠华歆。曹操听说他行为忠厚，召他担任掾史，又改任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当时天下还没有平定，百姓都强悍浮躁，不考虑生产繁殖，那些生了儿子养不活的，就一概都不哺育。郑浑每到一地任职，就没收当地人的渔猎工具，督责他们种地养蚕，又连带开辟稻田，加重对弃婴罪的处罚。开始百姓怕犯法，后来生活好转，吃穿都有些富裕，就再没有不育婴儿的了。生下来的男女，很多都取郑字为名。后来郑浑被征召担任丞相掾属，又转到左冯翊郡任职。
当时梁兴等人掳掠了五千多户人家，强迫他们一同烧杀抢掠，周围各县无力抵抗，都很恐惧，县令都把自己的官署转移到郡城。出谋划策的人都认为应当转移到险要的地方。郑浑说：“梁兴的势力都是些散兵游勇，在山间险地流窜，虽然有很多同伙，大都是被迫跟随他的。现在应当广开投降的门路，宣传晓谕朝廷的恩德信义。要是占据险地，只求防守，那是向敌人示弱。”于是便集聚官吏民众修筑城郭，做好防御的准备。尔后发动民众追逐贼寇，明确赏罚的制度，商定公约盟誓，允许把他们缴获的十分之七赏给他们。百姓都非常高兴，愿意捕捉贼寇，多得妇女、财物，结果贼寇中失去妻子的，都回来请求投降。
郑浑责令他们去捉获同伙的妇女，然后还给他妻子。这一来敌寇内部互相抢夺，梁兴的党羽不再团结。郑浑又派有威信的官吏平民分头到山谷中宣告劝说，跑出来投降的络驿不绝。于是让各县的官吏都回到原来管辖的地方安抚聚集投诚的敌众。梁兴等人害怕了，率领余党聚集在..城。曹操派夏侯渊靠近..城协助郑浑出击，郑浑带领民众首先登城，杀死梁兴及其党羽。另有贼寇靳富等人挟持夏阳县长、邵陵县令和很多官吏百姓进入石岂山，郑浑再次带兵征剿，大破靳富，解救出两个县的官员和被劫持的百姓。
又有叫赵青龙的，杀死左内史程休，郑浑听说了，派遣壮士赶去砍下赵青龙的首级。前后归附郑浑的达到四千多家，从此山贼都被扫平，人民安居乐业，郑浑转任上党郡太守。曹操征伐汉中，派郑浑任京兆尹。郑浑因为京兆地区的百姓都是新近迁来的，便制定了移居的法规，让宗支多的家族同单弱的人家结为伍，让温和诚实的人家同孤寡老人作邻居，督促他们勤劳地耕作，明确地发布禁令，用来揭露坏人。从那以后，百姓安心务农，盗贼也被消除。大军进入汉中的时候，京兆地区运输的军粮最多。郑浑又派遣一部分人去汉中屯田，没有中途逃跑的。曹操又嘉奖了郑浑，让他再次入朝担任丞相掾。文帝即位，郑浑担任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职衔，转任阳平和沛郡两处的太守。这两个郡的地势低洼潮湿，总是遭遇水灾，百姓穷困饥饿。
郑浑在萧、相两县的边界，修筑陂塘土堰，开辟稻田，郡中百姓都认为方便。郑浑说：“地势低洼，灌溉很方便，最终会收到鱼米的长久之利。这是富民的根本。”就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兴建水利设施，一个冬天就建成了。以后每年大丰收，土地年年增产，租税的收入也比平时成倍的增长。百姓因这些设施的利益，刻碑颂扬郑浑的功绩，把他兴建的水利工程称为“郑陂”。后来郑浑又转任山阳、魏郡的太守，也依照治理阳平、沛郡的方法。又由于魏郡的百姓因缺少木材而苦恼，郑浑便督责他们种植榆树结成篱笆，再增种五种果树。后来，榆树都长成藩墙，五种果树结出丰硕的果实。一进入魏郡的边界，村落都整齐划一，人民都富裕丰饶。魏明帝听说后，下诏赞扬，把他的事迹传布天下。任命他为将作大匠。郑浑为官清廉朴素，妻子常常忍饥挨冻。
郑浑死后，他的儿子郑崇被任命为郎中。
仓慈传，仓慈字孝仁，淮南人氏。起初作郡吏。
建安年间(196～220)，曹操在淮南招募士卒屯田，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年，担任长安县令，为官清正简约，很有办法，吏员百姓既爱戴他，又畏惧他。太和年间(227～232)仓慈升任敦煌郡太守，郡在西部边陲，因为兵乱和内地隔绝，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委派太守了。大姓的家族豪横跋扈，相沿成习。前任太守尹奉等人，依照过去的章程敷衍而已，对错误的政策也不去改革匡正。仓慈到任以后，抑制豪族，抚恤贫弱的百姓，很符合作官的原则。旧的大族有剩余的田地，可是小民连立足的土地也没有。仓慈所到之处，都按人头减除赋税，让他们只交纳接近土地本身的租值。起初属城的案件又多又杂，县里不能决断，就都集中到郡城。仓慈亲自审阅案卷，衡量罪犯的轻重，除了重罪必杀的囚犯，都处以鞭杖的刑罚，然后释放。一年中判决死刑的曾经还不到十个人。平时西域的各族胡人要来献纳礼品，郡中的豪族总是断然拒绝。即使与他们互相贸易，也是欺骗侮辱对方，最终得不到解决。胡人常常不满，仓慈慰劳他们。
有要到洛阳去的，替他们办好沿路的关引文书；有要从郡城回国的，官府按照公平的价格收取他们的货物，用现成东西同他们进行交易，让官吏百姓沿途护送他们，从那以后，百姓胡人都交口称赞仓慈的德行恩惠。几年以后他死在任上，官吏百姓都像死了亲戚一样的悲痛，为他画像，寄托哀思。等到西域各族的胡人听到仓慈的死讯，全都聚积到戊己校尉和郡中吏的治下致哀，有些人还用刀割开自己的脸，以表示血诚，又为他建立祠堂，共同祭奠。
从曹操到元帝咸熙年间(264～65)，魏郡太守有陈国的吴馞、清河太守乐安县的任燠、京兆太守济北的颜斐、弘农太守太原的令狐邵、济南相鲁国的孔乂，有的慈悲断案，有的诚实仁爱，有的廉洁清白，有的为民申冤，都是食禄二千石级的好官。
评：任峻开始创建义军，率领他们归顺曹操。开垦土地，种植稻谷，仓库丰盈，建立了功绩。苏则威慑敌寇，平定了叛乱。政事既处理得当，又刚直正派，高风亮节，应该颂扬。杜畿执政宽猛相济，有利人民。郑浑、仓慈，抚恤调理百姓很有办法，都是魏朝有名的太守。杜恕屡次评论时政，陈述对于政治体制的意见，也很可观。[2]
作者简介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幼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并《三国志》。历经10年艰辛，陈寿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历史巨著《三国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