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徐胡二王傳
三國志·徐胡二王傳出自《三國志》,由西晉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歷史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三國志》是一部紀傳體三國史，書中有440名三國歷史人物的傳記，全書共65卷，36.7萬字，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1]
目錄
原文
徐邈字景山，燕國蘇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人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
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穎川典農中郎將，所在着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谷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丑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
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谷，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俯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了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
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谷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鑑識器干，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盧欽着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右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將濟、未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
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馬諒系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宮，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仆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眥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
太祖闢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
質曰：「此士無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幾年，交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揖，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
性沉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刺史，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
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
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赦厘——上下）改國典以准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着《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着《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着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遂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着明，而循覆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感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不而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
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放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丐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
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於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
「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矣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入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其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兇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奸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烱戒，然所污染，固以眾矣。可不慎與！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綿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捨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威；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
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二州，廣農墾殖，倉谷盈積。
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秦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祟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谷畜帛，反民於朴。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駑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人江陵城，迫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修，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近，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並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
王基字伯興，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發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遊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淩猶不遣。淩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
昔顏淵雲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末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囊時矣。
散騎常侍王肅着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
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為從事中郎，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競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着《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征還，起家為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為爽官屬，隨例罷。
其年為尚書，出為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儀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陵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公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谷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若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
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狎，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眾邪不生，心靜則眾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眾在心，許允、傳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尊位，近封常樂亭侯。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肋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
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儀者咸以儉、欽栗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為：」檢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肋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好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氵隱）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睹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強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
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逼項，儉眾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
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啟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
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盪，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
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盪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飽不繼，軍覆上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逾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為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泣，增邑干戶，並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盪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着勛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余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着德立勛，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着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譯文
（徐邈傳、胡質傳、王昶傳、王基傳）
徐邈傳，徐邈，字景山，燕國薊縣人。曹操平定河朔時，任徐邈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縣令，後來到洛陽任東曹議令史。魏國剛建立時，任尚書郎。
當時法令禁止酗酒，但徐邈常私下痛飲以至於酩酊大醉。校事趙達詢問政事，徐邈稱他是「中聖人」。趙達把這話傳給曹操，曹操很是惱怒。度遼將軍鮮于輔勸說道：「平常喝醉酒的人稱清酒為聖人，濁酒為賢人。徐邈性情謹慎，這不過是酒醉胡言亂語罷了。」結果沒有被判刑。徐邈後來任隴西太守。轉任南安太守。魏文帝曹丕即位後，歷任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到之處，都留下很好的名聲，被賜予關內侯爵位。文帝巡視許昌，問徐邈：「還充任中聖人嗎？」徐邈回答說：「從前子反在谷陽喝醉酒，半夜逃跑；御叔飲酒被罰以重賦。臣的嗜好和這二人相同，不能自我克制，所以時常喝酒。但相反卻能常常因此而得到賞識。」文帝大笑，對身邊的人說：「果然名不虛傳。」轉任撫軍大將軍軍師。魏明帝認為涼州較偏遠，和西蜀接壤，就任命徐邈為涼州刺史，並持有朝廷符節任護羌校尉。任職後，正趕上諸葛亮率兵出祁山，隴右三郡相繼反叛。
徐邈派遣參軍以及金城太守等部攻打南安叛賊，取得勝利。河右地區少雨，常因無糧苦惱。徐邈上書修武威、酒泉鹽池，用以收藏敵人的糧食，又開鑿水渠，招募貧民租種土地，使得家家豐足，倉庫盈滿。又支取州中一部分的軍費，用來交換金帛犬馬，供給中原人消費。同時逐步收繳民間私藏武器，統一保管，然後宣講仁義，建立學校，禁止豐厚的葬禮，限制過度的祭祀。揚善懲惡，社會風尚大為改觀，百姓心悅誠服。與西域的交往，邊遠少數民族的進貢，這些都是徐邈的功績。後因討伐反叛的羌人柯吾有功，被封為都亭侯，食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稱號。徐邈和羌人、胡人打交道，從不過問他們小的過失，但如果犯了大罪，先通報部帥。讓他們知道，然後斬首以示眾，因此深得百姓信服和敬畏。凡是朝廷賞賜給他的東西，他都分給將士，從不拿回自家。自己的妻子女兒卻常常衣食不足。天子得知了很是讚賞，便常給他家裡提供衣食等物。他懲治邪惡，修正冤假錯案，一州之內，秩序井然。
正始元年(240)，回洛陽任大司農，轉任司隸校尉，其他官吏都很敬畏他。後因公事離開官職。又任光祿大夫。幾年後被升做司空。徐邈感嘆道：「三公是論道的官位，沒有合適的人就空缺，怎能讓我年老且多病的人去擔任呢？」於是堅決辭讓。嘉平元年(249)，他七十八歲，壽終正寢，這時身為大夫，按公禮埋葬，諡號穆侯。他的兒子徐武繼承爵位，嘉平六年(254)，朝廷追悼思念清廉高潔之士，下詔說：「突顯賢能以及道德高尚之士，聖王歷來重視；推舉善人，引導後來人，孔子也很讚美，已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職，歷任四代，率兵出討，輔佐朝政，忠心為公，憂國忘私，不營家產，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我特別嘉賞他們：賜給徐邈等人家屬糧食二千斛，錢三十萬，特此告示天下。」徐邈同郡的韓觀曼游，德才兼備，與徐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之先，為豫州刺史，政績很好，死在官任上。盧欽著書，稱讚徐邈說：「徐公志氣宏大，行為高潔，才識廣博氣勢英猛。他的政治措施每當施行時，高尚、穩妥而不急躁；正直而不同流合污，廣博、深遠而堅守信約；雷厲風行卻又能寬以待人。有人認為能清正公廉很難，而徐公輕易便能做到如此。」有人問盧欽：「徐公在武帝曹操時代，人們認為他通達，自從任涼州刺史，回到京城後，人們又認為他特別，這是為什麼呢？」盧欽回答說：「以前毛孝先、崔季王圭等掌管政事，尊崇清正廉素之士，當時官吏們熱衷於更換布衣以獵取高名。
而徐公仍一如既往，所以人們認為他通達。近來天下崇尚奢侈、豪華。於是大家又競相效仿，而徐公仍不為所動，不隨波逐流，所以前日的通達，就變成今日的特別了。這是因為世人總是隨波逐流，變化無常，而徐公秉性高潔，持之以恆。」
胡質傳，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少年時即與蔣濟、朱績齊名。在長江、淮河一帶很有影響，在州郡作官。蔣濟任別駕，出使見魏太祖曹操。曹操問：「胡敏年歲較大，該有子孫了吧？」蔣濟說：「有個兒子叫胡質，處理大問題不如父親，但處理細小事情心細超過父親。」於是曹操召任胡質為頓丘縣令。縣裡有個叫郭政的人與堂妹通姦，殺死妹夫程他。郡吏馮諒被關在監獄作證人。郭政和堂妹忍受拷打賴罪，馮諒不能忍受拷打，只好誣陷自己。這樣便是無罪人成有罪人，而將被判處。
胡質到官，細緻觀察情色，追究根底，終於水落石出，人們無不稱服。後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里請他任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矛盾。張遼見到刺史，請胡質出任幕僚，胡質以病推託。張遼對胡質說：「我有心任你作官，你為什麼辜負我的厚意呢？」胡質說：「古人相交，看他索取很多，但仍相信不貪；看他臨陣脫逃而仍相信他不怯，聽說流言而不為所動，這樣交情才可以長久啊！武周身為雅潔之士。以前您對他讚不絕口，而今只為一點小事，就釀成矛盾。何況我胡質才能淺薄，怎麼能始終得到您的信任呢？因此我不願意就職。」張遼很受感動，與武周重歸於好。曹操召任胡質為丞相屬。黃初中，轉任吏部郎、常山太守，遷任東莞。盧顯被人殺害，胡質說：「這個人似乎沒有仇人，只有一個年輕的妻子，因為這而死嗎？」於是逐一召見與盧顯相鄰近居住的年少之人。問到書吏李若，發現他氣色不對，於是胡質追究到底，李若只得自首，受到懲罰。胡質每每得到賞賜，都分給眾人，從不收藏家中。在郡任職九年，吏民安居樂業，將士恭敬從命。又遷任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封號，賜爵關內侯。
東吳大將朱然包圍樊城，胡質率輕兵出擊。很多人認為，敵眾我寡，不能追擊。胡質說：「樊城地勢低下，兵力又少，所以應當進軍給予外援，否則，樊城就危險了。」於是率兵趕赴樊城，城內軍民這才安定下來。又遷任東征將軍，持符節都督青州、徐州諸軍事，大面積種植糧食。有夠吃好幾年的儲備。設置東征台，一面派兵租種，一面派兵守衛，又與諸郡通渠，準備船隻，嚴陣以待來犯之敵。海邊比較平靜。胡質性情深沉，好深思，不以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他人，因此得到他人的愛戴。
嘉平二年(250)去世。家裡沒有什麼財產，只有皇帝所賜衣物和書廚。軍師把這些情況報告給朝廷，追封他為陽陵亭侯，食邑百戶。諡號貞侯。他的兒子胡威繼承爵位。嘉平六年(254)，皇帝下詔書大加讚揚胡質清正節儉的行為，賜給他們家錢財和糧食，這些事記載在《徐邈傳》中。胡威咸熙年中官至徐州太守，政績非凡，歷任三個郡的太守，政績都很好，最終死於安定郡。
王昶傳，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少年時與同郡的王腸在當地很有名氣。王腸年紀大點，王昶把他當兄長看待。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前，王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曹丕即位以後，王昶升任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當時洛陽樹木成林，王昶以他的勤勞為百姓做了表率，開墾了很多荒地。後任兗州刺史。魏明帝曹睿即位，加封揚烈將軍，賜關內侯爵。王昶雖然在外地作官，可一心關心朝廷政治。他認為曹魏很多弊端承秦漢而來，法制苛刻而又瑣碎，很少修改國家大典以正先王的風範。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希望政治開明，國家強盛，是不可能的。於是撰著《治論》，依照古代制度，取其可供今天借鑑的有關條項，寫了二十多篇。又著《兵書》十幾篇，探討奇正交用的戰術，青龍年間上奏朝廷。他為兄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取名字，都依據謙虛和誠實，用以顯示他的志趣。
所以他兄弟的孩子，王默字處靜，王沈字處道，自己的孩子一個叫王渾，字玄沖，一個叫王深，字道沖。他又寫信勸戒他們說：作為晚輩，最重要的是有實際本領，有高尚情操，讓父母臉上有光。實際本領、高尚情操、父母榮光這三件事誰都能明白其中的價值，可還是有人身敗名裂，殃及家庭，致使全家覆滅，這是因為他們家的傳統不是正道。講究孝敬仁義，這是諸事中最重要的。依照它來立身行事，這是一生的根本所在。講究孝敬，宗族內部才相安無事，講究仁義，鄰里之間才會相互尊重。這樣做，修身養性就是不錯了，名聲自然會傳到外邊去。人如果不注意品行修養，舍本求末，崇尚虛浮奢華，以至結黨營私，那麼就會讓人覺得虛偽，甚至釀成隱患。不要崇尚浮華，不要結黨營私，其中的道理，顯而易見，但是仍有很多人重蹈復轍，追求浮華，這都是因為名利觀念在作祟。當然，富貴聲名，誰不願意擁有呢？但是君子卻可以得到而不要，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厭惡不由正道求取名利。人生最大的禍患是只知進而不知退，只知追求情慾，而不知滿足，所以才會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常言道：「如果不知足，得到的也會失去。」所以人要知足，就會滿足。
縱覽古今成敗吉凶，那些追名逐利，慾壑難填的人，沒有誰能保持家世不衰，自己不毀滅的。我希望你們做人要嚴謹，遵從儒家的教義，信奉道家的言論，所以給你們起名叫玄默沖虛，要讓你們看到自己的名字，時刻不忘它們的含義，不要違背。古代時，盤子上有銘文，几杖上有誡文，為的是低頭抬頭都能看見它們，用來節制自己。更何況是自己的名字，難道不該隨時勸誡自己嗎？一般來說，事物成長的快，其消亡的也快；其生長的慢，就會有好的結果。清晨開花的草，到晚上就該零落了；而松柏青翠，嚴冬不衰枯。因此真正的君子不願自己速成，而望大器晚成。像范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杖擊范，折斷他的委鮹，那是因為武子厭惡范睺看不起人。
人有點善意，很少有不自訁夸的，有點能耐的很少有不自傲的。自訁夸就會看不起人，自傲就會盛氣凌人。看不起人的人，人們也看不起他；盛氣凌人的人，人們也不把他放在眼裡。所以晉國殺死..釒奇、..砋、..至三人而百姓毫不同情；王叔與人爭權奪利，為周朝罪人。這不正是他們以為自己比別人強，自訁夸自傲，苦果自嘗嗎？所以君子不自誇，不是為了謙讓，而是討厭處處顯示勝過別人。能屈才能伸，能讓才叫德，示弱才是真強，如果這樣，才會萬事遂心。毀壞別人聲譽，是壞事的根源，是招致災難的開端，因此聖人特別謹慎。孔子說過：「我對於別人，很少讚譽也很少詆毀。如果有所褒譽也一定要有根據。」又說：「子貢多言愛譏評別人。難道他就夠好了嗎？我卻沒有這閒工夫。」像孔子這樣的聖人，還如此謹慎，更何況像我們這些平凡之人怎麼能肆意毀譽別人呢？
從前，伏波將軍馬援告誡他的侄子說：「聽見關於別人的不好的傳聞，只當這人是自己的父母，雖然聽到了，卻不能傳出去。」這個告誡真是細心到極點了。別人如果詆毀自己，應當躬身自省。如果自己確有值得別人詆毀的言行，別人的詆毀就是恰當的；如果自己沒有什麼過錯，那麼別人的詆毀就純屬烏有。如果人家批評得對，就不要埋怨別人，如果別人批評得不對，又不會危害你自己，何必反唇相譏呢？而且，聽見別人詆毀自己就發怒，把惡名再推到別人身上，那麼人家就會越發詆毀你；還不如沉默寡言，退而修養自己為好。諺語說：「救人於嚴寒，不如多加些皮裘；阻止別人的誹謗，不如自己修養道德。」這話是很對的。如果和那些搬弄是非的人，特別是兇狠險毒的人打交道，距離近都危險，更何況和他們當面辨明是非，那就更危險了。那些虛偽的人，言論沒有任何根基，不依據道義，行為不遵守自己的言論，其浮淺是很容易識別的。可惜世人多被他們所迷惑，不願意認真鑑別一下他們的言行。
近世的人如濟陰魏諷、山陽曹偉都因為傾聽邪惡、道德敗壞而被處死，他們迷惑世人，扶持奸竊叛逆之人，煽動年輕人作亂。雖然他們被殺，但是他們的惡劣作風，污染世風，影響深遠，要謹慎呵！至於那些甘心于山林隱逸的人，像伯夷、叔齊等寧可餓死首陽山；還有像介子推等，寧可燒死在綿山也不願出仕。雖然他們的言行可以對那貪慾之徒有所警誡，可以導向好的社會風尚，但是真正的聖人是不會像他們這樣去做的，我也不願意你們去效法。你們的先輩，世代作官，崇尚仁義，為人謹慎，講究孝悌之道，廣泛向友人學習。我和同事交往，雖各有不同，但都會從不同的人那兒學到一些東西。潁川郭奕，為人通達、聰敏，有知識。可是他的為人稍微遜色些，輕視富貴，固然可嘉，但也有些過分，如果他得到自以為不錯的人，就十分敬重，猶如高山一般敬仰着；如果他不認為是能人的，就不把他們放在眼裡，把他們視為小草。我因為和他相知，所以和他來往密切，但不希望你們像他這樣做。
北海徐幹，不求名譽，不求財富，淡泊處世，追求道德修養。即使他有所褒貶，也都假託古人之口說出，而對當世則從不評論是非。我很敬重他，希望你們能向他學習。東平的劉禎，有出眾的才能，真誠有節度且有大志，然而他的性情和行為不太相等，很少有約束和顧忌，得和失足可以正負抵消。我很喜歡他，看重他。但不願你們追慕他。樂安任嘏，完全遵循古道，內心敏銳，而外表寬厚，謙遜恭讓，居處不避開污濁的凹地，平時好像膽怯，卻能見義勇為，在朝做官則可以公忘私。我把他視為好友而推重他，願你們以他為榜樣。如果你們能引而伸之，觸類而推，你們就可以從我所推舉的人物中得到啟發了。至於用錢應以家族作為首先考慮的對象，施捨一定要注意周濟那些急需的人，出入鄉里朝廷一定要慰問老人，議論時不要貶低別人，作官時要盡忠盡節，用人交友一定要誠實，處世一定不要驕傲貪淫。貧賤時萬不可自暴自棄，進與退要想到是否合適，凡做事要三思而後行。如果這樣做了，我就沒有什麼憂慮了。
青龍四年(236)，皇帝下詔說：「現在準備召納人才，凡是才智雙全，能深謀遠慮，料遠若近，視昧而察，運籌帷幄，辦事謹慎，清正修養，周密、冷靜，孜孜不倦，一心為公的人，不論年齡大小，不管出身貴賤，卿校以上各選舉一人。」太尉司馬懿推舉王昶應選。正始年中，王昶在徐州任職，被封為武觀亭侯，遷升征南將軍，持節都督荊州、豫州諸軍事。王昶認為，國家總會有人，但是戰爭未必總是勝利，地勢險峻是不變的，但是守備之勢頭不能長久不變。而今屯兵宛城，離襄陽三百多里，各軍營分散駐屯，船在宣池，有緊急情況，都來不及調動。於是上表請求把當地政府所在地遷到新野，在二州內練習水兵，開墾農田，積蓄糧食。
嘉平初年(249)，太傅司馬懿殺死曹爽之後，向大臣詢問政治得失。王昶陳述了五條治國方略：第一，崇尚道統，鼓勵學業，抑制浮華，修建學校讓學生們入學。第二，設立考試制度，考試是個標準。沒有一定標準而想衡量曲直是不可能的，沒有考試制度而或降或升某人，空論是否有才能，也是沒有根基的。第三，讓官吏任職的時間長一些，有政績的升官賜爵。第四，省減官員的實際收入，讓他們知道廉潔羞恥，不要和老百姓爭利。第五，杜絕奢侈，倡導節儉，使各個官員服飾有別，上下有序。儲備糧棉，讓人們返樸歸真。皇帝下詔褒揚王昶，讓王昶修撰百官考試的程序。王昶認為，唐堯、虞舜時代雖然有升、降官吏的公文，但是如何考核官吏的方法未流傳下來。周朝的制度雖有冢宰的職位，根據各位官吏的政績給予賞罰，但是沒有如何比較確定的標準。因此，聖主實應明白如何任用賢人，略舉任賢黜劣的辦法，把這個工作委託給賢達之人，讓他統管此事。任用某人，是否賢能，可以知其大概。他的議論，大體就這些。
嘉平二年(250)，王昶又上奏說：「孫權放逐賢良大臣，內部紛爭，可以乘機制服吳、蜀。白帝與夷陵之間的地帶，黔、巫、秭歸、房陵等地都在江北，民眾與新城郡多有接觸，可以襲取此地。」於是朝廷派新城太守州泰襲取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逼向夷陵，王昶逼向江陵。在兩岸用竹索作橋，渡水襲擊敵軍。敵人逃到南岸，又開鑿七條道路來進攻。王昶讓弓箭同時發射，東吳大將施績在夜裡逃進江陵城。王昶派兵追殺數百人。他想把敵人引到平曠的地段，與之交戰。於是派五軍列隊沿大道撤軍，以假象矇騙敵人，同時又派人騎馬挑着繳獲的戰利品在城的四周向敵人顯示，以激怒敵人。埋設伏兵，等待襲擊敵人。施績果然派兵追殺大軍，王昶出兵與之決戰，結果大獲全勝。施績逃跑，他手下大將鍾離茂、許..被殺。繳獲敵人的鎧甲、旗、鼓、珍寶、武器無數，班師而還。王基、州泰都立下了戰功。於是王昶被任命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反叛，王昶率兵抵抗有功，賜封他的兩個兒子為亭侯和關內侯。他被晉升為驃騎將軍。諸葛誕反叛，王昶占據夾石，逼近江陵，牽制着施績、全熙，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諸葛誕被殺後，皇帝下詔說：「從前孫臏輔佐趙國，直逼大梁。西部兵力大舉前進，也形成了東征的趨勢。」為王昶增邑千戶，加上以前所封，共四千七百戶，又升至司空，照舊持符節，都督諸軍。
王昶最終死於甘露四年(259)，諡號穆侯。他的兒子王渾繼承爵位，咸熙年中任越騎校尉。
王基傳，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少年時父親去世，便與叔父王翁住在一起。王翁精心撫養，王基也非常孝順。十七歲這年，郡里徵召他為府吏，沒多久覺得不太合意，便辭職，進入琅王牙界內遊學。黃初年間(220～226)，各地薦舉孝廉，他被任命為郎中，當時，青州剛剛平定，刺史王腸特意上奏章，請任命王基出任別駕，後來朝廷召他為秘書郎，王腸再次請求讓他回青州任職。不久，司徒王朗徵召王基，王腸不放。王朗上書彈劾王腸說：「凡是地方官吏有優秀的，應把他們提升到郡府；郡府有優秀官吏，應舉薦到朝廷，因此古代有侯伯貢士的禮節。
而今州郡取宿衛的大臣，留朝廷大臣不放，真沒聽說過。」王腸還是不放。王腸所以得到青州士人的稱讚，主要還由於王基的輔佐協作。大將軍司馬懿徵召王基，還沒正式任職，又被任命為中書侍郎。魏明帝大興土木修建宮室，百姓勞苦，王基上疏說：「我聽說古人把百姓比作水，說：『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因此，居於民上的天子，不能不隨時戒懼。百姓安樂，逸靜，一切事情都好辦；如果他們生活很苦，他們就會想到作難。因此，先王的居處都很簡樸，為的是防止禍患發生。從前顏淵說，東野子駕御馬匹，馬精疲力竭，但他仍驅趕不止，因此知道他將失敗。
而今勞役繁重，男女分離，人們怨聲載道，希望陛下能深思東野子之弊，仔細揣摩舟和水的比喻，讓那些精疲力竭的馬匹休息一下，讓那些疲憊不堪的百姓省些勞役。從前漢代打天下，到漢孝文帝時，只有同姓的諸侯。因此，賈誼深感憂慮地說：『下邊是堆積着的柴禾，點着火，而在上面睡覺，還自以為很安全。』而今敵人並未消滅，猛將擁兵，集聚起來難以應敵，長久下去，帝位難以傳給後代。在此盛明之世，不專心致志地消除禍患，如果子孫再不爭氣，國家就危險了。如果讓賈誼再生，一定會更加憂慮。」散騎常待王肅撰著諸經傳解，又論述、制定朝廷禮儀，常常修改鄭玄的舊觀點。王基則依據鄭玄之說與王肅爭論。後任安平太守，因公辭去此職。
大將軍曹爽請他出任從事中郎，後出洛陽為安豐太守。郡界臨接吳國，王基治理州郡，十分清正嚴明，頗得百姓感念，加之防備森嚴，敵人不敢進犯。被加封討寇將軍封號。東吳曾在建業集中大軍，聲稱要攻打揚州。刺史諸葛誕讓王基謀劃，王基說：「以前孫權屢次進犯合肥，到了江夏，這之後全琮出擊廬江，朱然進犯襄陽，但都未得逞，只得退回。而今陸遜等老將已死，孫權也年老，內部沒有能臣賢嗣，軍中又缺乏英明軍師。孫權想要親自率兵出擊，又怕內部生亂，各種矛盾一齊爆發，導致崩潰；若派將領率兵，老將差不多死光了。新將他又不信任。
他不過是想藉此安排好親信，以攻為守而已。」後來，孫權沒有領兵出擊。當時國內由曹爽專權，風氣大壞。王基撰《時要論》來譏諷時事。因病離任回到都城，被徵召為河南尹，還沒有赴任，曹爽被殺。因為王基曾經是曹爽的下屬，也照例罷免。這年又出任尚書，又任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封號，隨征南將軍王昶討伐東吳。王基在夷陵率領一路兵馬襲擊步協，步協緊閉城門固守。王基假裝擺出進攻的架式，其實則分兵襲取雄父糧倉，繳獲糧食三十餘萬斛，抓獲安北將軍譚正，接納投降的敵人有幾千人，把這些降民安置到夷陵縣。王基被賜關內侯爵。王基又上表勸王昶將江夏作為首腦之地，緊逼夏口。從此，敵人就不敢輕言渡江了。他申明禮儀制度，整頓軍隊秩序，恢復學校教學，南方士人無不稱讚。當時朝廷商議準備大舉伐吳，下詔命王基商量如何進攻。王基說：「如果出兵而不能打勝，不僅威風喪盡，而且還耗費財用，因此出兵必須準備充分才行。如果不準備開通河道，聚積糧食，修建戰船，即使陳兵江北，也不會形成必渡之勢。
今江陵有沮水、漳水，灌溉良田數以千畝。安陸左右，也有沃野良田。如果水陸並以農業為主，準備充分的儲備，然後率大軍攻向江陵、夷陵，分別占據夏口，沿沮水、漳水運輸糧食。敵人知道我有堅銳的裝備和充足的儲備，能長久占據優勢則依據天險頑固堅守的信念必然變得沮喪，棄暗投明的人會越來越多。這時再聯合東吳的蠻夷從其內部攻擊。大軍再分部征討，則夏口以上各據點一定可以攻下來，長江之外的州郡也都守不住了。這樣一來，吳、蜀的交通斷絕，兩國無法聯合，東吳也就成為瓮中之鱉了。否則的話，這時出兵未必有利。」於是朝廷打消了出兵的念頭。司馬師剛統領大權，王基上書勸誡說：「天下很大，政事很雜，您就不能不兢兢業業，夜以繼日。如果志尚淳正，就不會滋生各種邪念；如果心地純靜，就不會感到眾事嘈雜。深思熟慮，教令就不會繁雜；重用賢能、優良之士，遠近都會臣服。因此，要使遠方少數民族團結協同一心，全在於閣下如何行動；要使民眾平定，也全在於您如何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等都是正直之士，有端直的品質，沒有流變的壞心，可以任用他們。」
司馬師接受了王基的忠告。高貴鄉公即皇帝位，晉封王基為常樂亭侯。毋丘儉、文欽反叛，朝廷任命王基為行監軍、持符節，統領許昌軍隊，正好與司馬師的軍隊在許昌會合。司馬師問王基：「您看毋丘儉等會怎麼樣呢？」王基說：「淮南叛亂，不是當地吏民作亂，而是受到毋丘儉的威脅，怕眼前被殺，所以隨大流罷了。如果大兵壓境，他們必然土崩瓦解。毋丘儉、文欽的屍首不久就會懸在軍門。」司馬師說：「說得好！」於是派王基打先鋒。很多人認為，毋丘儉、文欽勇猛無敵，很難與他們爭勝。朝廷下詔讓王基停止進軍。
王基認為：「毋丘儉等軍隊完全可以長驅直入，但其仍不進軍，說明已露出詐偽的馬腳，民眾之心有所疑。我們這時候不趕緊聲張威勢，滿足百姓的願望，反而停軍不前，修築高壘，無異於顯示我們的怯懦，這決不合用兵的道理。如果他們搶劫民眾，並把各州郡兵士家屬也抓來，則我們更喪失民心。為毋丘儉所威脅的人，覺得自己罪責深重，不敢再逃出。這裡是烏合之眾聚集之地，士兵並無戰鬥力，卻可能成為奸宄之輩得勢的溫床。如果東吳軍隊趁機出兵，那淮南大片國土就該被敵人占據了。此後，譙、沛、汝、豫等地就日益危險，這是最大的失策。應快速占據南頓，南頓有大糧倉，足夠軍隊吃上四十天的。駐守南頓堅城，藉助大糧倉供應，造成先聲奪人的氣勢，這是平定叛賊的首要措施。」
王基反覆請戰，朝廷才讓他占據氵隱水。到了以後，王基又上書說：「兵貴神速，不能拖延。而今外有強敵，內有叛臣，如果再不當機立斷，將來後果就難以預知了。很多人認為指揮軍隊應持重一些。持重當然應該，但是停軍不進就錯了。持重決不是指按兵不動呵！如果能進軍，就不可戰勝。而今占據城關，壁壘森嚴，那邊積蓄的糧食提供給敵人，而我們卻要遠道運糧，這是大錯的呵！」司馬師想等各路軍隊到齊後再發兵，還是不聽王基的勸諫。王基又說：「將軍在外，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敵人得城，敵人得利。我得城，對我有利。這才叫爭城，進軍南頓城！」於是揮師占據南頓。
毋丘儉等從項地發兵也想爭奪南頓，走了十來里，聽說王基已捷足先登，只好退回項地，當時兗州刺史鄧艾屯兵樂嘉，毋丘儉派文欽率兵襲擊鄧艾。王基知道他們已分散了兵力，就率兵攻項地，毋丘儉失敗。文欽等平定後，王基任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任豫州刺史，晉封安樂鄉侯。他上疏要求分自己的封邑二百戶給叔父的兒子王喬，並求賜王喬關內侯，用來報答叔父的養育之恩。朝廷特許。諸葛誕反叛，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鎮東將軍的職權，都督揚州、豫州諸軍事。當時大軍在項地，認為敵兵精良，讓王基駐軍修壘。王基反覆上書請求討伐。這時，東吳派朱異來援救諸葛誕，駐紮在安城。王基奉詔要他率軍轉移占據北山。王基對諸位將領說：「而今城壘已經很堅固了，兵馬也都聚集在此，只須精修守備，等待敵人就是了，如果再移兵戍守險地，會使兵馬處於渙散狀態。再聰明的人也不能收拾這個局面了。」
於是在適當的時候又上疏說：「今天我們與敵人對峙，應巋然不動，如果轉移堅守險要之地則人心動搖，破壞既成的局勢。各路軍隊各自據守深溝高壘，人心安定，不能動搖，這是統領軍隊的基本要領。」報上奏表後，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大將軍司馬昭屯兵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王基都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司馬昭命軍吏深入鎮南將軍部界，傳令不得出兵。城中糧食吃盡，敵人晝夜攻壘，王基據城死守。進而擇機反擊，大破敵軍。攻下壽春後，司馬昭寫信給王基說：「當初議者云云，要求移兵的人極多。當時我沒有臨陣，也聽信他們的議論。將軍閣下深算利害，意志堅定，奮力頂住眾將壓力，以至上違詔命；終於戰勝敵人。古人所敘述的戰事，也沒有超過這次戰事的。」司馬昭想派將領率精銳部隊深入戰區，招迎唐咨子弟，乘此機會可以造成顛覆東吳的局勢。王基勸諫說：「以前諸葛恪乘着東關的勝利，調動江左的兵力，包圍新城。城沒有攻下來，自己卻死傷過半。姜維借洮上勝利之勢，輕兵深入，軍糧供應不上，結果大軍在上絡覆沒。每當取勝之後，官兵上上下下輕敵。輕敵則考慮困難不深入。
而今敵人剛剛在外吃了敗仗。內患又未平息。因此，目前他們正戒備森嚴。再說，連年作戰，人有歸家之志。今俘獲十萬降兵，又殺了諸葛誕這個罪人，自從漢末有戰事以來，還沒有如今天這樣大獲全勝的局面呢！武皇帝曹操在官渡大敗袁紹，自以為創下的收穫已多，不再追剿，是懼怕受挫敗。」司馬昭聽後於是罷兵。因為淮南地區剛剛平定，朝廷命王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晉封東武侯。王基上疏辭讓，把功勞歸給參謀和輔佐的下屬。於是長史、司馬等七人都得以封侯。這年，王基母親去世。朝廷下詔對喪事保密，把王基的父親王豹的遺骨遷到洛陽與王基母親合葬，追贈王豹為北海太守。
甘露四年(259)，王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皇帝位，為王基增加食邑千戶。加上以前的共五千七百戶。前後又分封其二個兒子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261)襄陽太守上表說吳賊鄧由要求投降。王基接受命令，要在此時出兵東吳。王基懷疑其中有詐，於是派驛使快速向朝廷陳述情狀，又說：「嘉平以來，內亂不斷。當務之急，是如何使國家安定，百姓安寧，不應輕易興師動眾，向外族求取好處。」司馬昭回信說：「和我共事的人，多是曲意逢迎，很少有人能與我明白地講述事實真相。閣下誠感忠愛，常常有所規勸，就照着您所說的辦理。」後來，鄧由果然沒有來投降。這年，王基去世，追贈司空，諡號景侯。兒子王徽繼承爵位，早死。
咸熙年中(264～265)，設五等爵位，因為王基功著前朝，改封王基的孫子王訥為侯。又把東武郡其餘的城封給王基的另一兒子，賜關內侯爵。晉朝建立以後，皇帝下詔說：「已故司空王基功勳卓著，潔身自好，清正素廉，不營私產，久在重任家無私財，真可謂身死之後，品行更加顯露，完全可以激勵世俗之人。可賜給他家二個奴婢。」[2]
作者簡介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史學家，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幼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長平太守、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並《三國志》。歷經10年艱辛，陳壽完成了流傳千古的歷史巨著《三國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