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奖状(陈奋)
作品欣赏
两张奖状
我于1964年进入上海天山中学后，担任了班级的生活委员。那时，路远的同学中午都不回家，自带米和菜，在学校食堂蒸饭吃。每天我早早地到校，去食堂帮同学的饭盒在铁丝筐里堆放好，然后把它抬到蒸饭的地方。中午，我和另一位同学把饭筐抬到教室，分发给同学。
我抬筐送饭，风雨无阻，并乐此不疲。为同学服务，锻炼了我的心志，开阔了我的胸襟。这样，在每周一次学工学农的劳动中，我更是不拍苦、不拍累。一天下午，我班去定点村庄陆家宅学农。班主任分配好农活后，自己带领几个男生去猪圈沤肥。那时的猪圈是露天的，边上堆了如小山般的猪粪。一个大猪圈里有粪水浸泡的麦柴，还要在上面加猪粪，然后再铺一层麦柴，逐渐形成一米多高的粪堆，使之日晒发酵。班主任汤产欣了解了过程后，脱掉鞋，卷起裤腿，光脚走进了猪圈，他用脚搅拌猪粪，再一层层地铺麦柴。几个男生见了，也光脚进去沤肥，粪水溅到身上，溅到脸上，也全然不顾。
我是运输麦柴的，见此情形，油然而生敬意，思想境界也由此升华。在以后每周一次的学工学农中我也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久而久之，劳动强健了我的体魄，锤炼了我的意志，净化了我的思想。后来，我得了一张劳动积极分子的奖状，这使我激动不已。此后，我在各个方面高标准、严要求，学习也日益刻苦、努力。在一次作文讲评中，我的作文得到好评，老师当堂在全班朗读。这使我的进取心更强了，我开始浏览名家名篇，也陆续给报刊杂志投稿。只是不遂人意，稿件不是退回来，就是石沉大海。
一次，我写了一篇短文，自诩文采斐然，给一家报社寄去了。我计算着日子，经常去门卫室看信件。当我如愿以偿收到回信后，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我又一次大失所望，不是录用通知书，又是退稿。我目瞪口呆，沮丧地耷拉着脑袋。这时，钟校长走了过来。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早年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上海新建十所中学，他是陈毅市长亲自签发任命的十大年轻校长之一。从1954年任命起，他已担任了十年校长。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学生们都愿意跟他亲近。此时他不知是开会回校，还是也来拿信件，我在伤心之际没注意到。他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关切地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摇摇头，却鬼使神差地把手中的退稿递给了他。他一看，笑着说：“这是好事呀，有退，就有进。”
钟校长的安慰，虽使我感到暖心，但打击之大，并未使我振奋起来。我嗫嚅着，这已经是几十次的退稿了，好像自己不是这块料。钟校长又鼓励了我几句，然后指着空中飞翔的鸟说，鸟要飞上天空，一是要长好翅膀，二是要不断地练习。我聆听着，注视着自由翱翔的鸟，略有所悟。我接过退稿，鞠了一躬，翩然而去。
自此以后，我博览群书，摘抄词语，其它各门学科也埋头拼搏。后来我得到一张学习标兵的奖状，又入了团。后来停课，我无所事事，整天看书，摘抄词语。我摘抄了3本美词美句，空暇时，就翻阅一下，琢磨词语的意思，再遣词造句。渐渐地，我的词汇量与日俱增，作文也有了一些文采。那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我则不以为然，觉得只要有真才实学，总有用武之地。我遵循着钟校长关于羽翼丰满和反复练习的教导，以“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精神，夜以继日地苦读。
毕业分配时，我们67届有百分之五十留上海，百分之五十上山下乡。我是家里老大，按理应该分在上海工矿企业。班里有些工农子弟，上面已有哥姐在上海，他们依旧能够不下乡。而我老爸则是教师，有些历史问题，受到了冲击，我就不能分到上海厂矿。我心有不甘，虽然妹妹68届已经去了东北插队，我依旧呆在家里。由于不去农村者整天东游西逛，打架斗殴者很多，并由此产生了不少地痞流氓。各街道派出所联合造反派刮起了红色风暴，抓了不少人，把他们押送到农村插队落户。
此时，大部分66届和半数67届的学生都去上班了，68届和69届也一片红上山下乡了，下面的小朋友唯我马首是瞻。一天，我正在家看书，一位里弄干部叫我去居委会。她对我比较好，看我准备跟她走，就悄悄地问我：有无不去农村的证明？我一惊，知道风暴要降临到我头上了，我马上拿出两张奖状、团徽和贴关节炎的药膏。我来到居委会办公室，里面有主任和一个民警。主任问我不去上山下乡的理由，我说有关节炎，拿出药膏，又拿出奖状和团徽。主任和民警仔细看了看，告诉我，关节炎不是什么大病，情况好转后，还是要上山下乡。我点点头，他们就叫我回去了。
当天半夜里，周围一片嘈杂。敲门声，哭喊声，斥骂声，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我忐忑不安，生怕来敲我家门。我不敢再睡，穿好衣服，开着灯，坐在厨房里，准备被他们五花大绑地押走。我明白我是这个地方的头，解决我，就能震慑一大批。好在虚惊一场，不一会，嘈杂声远去，周遭复归万籁俱寂，我这才长吁一口气，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第二天遇到居委会主任，他告诉我，本来准备上报我的名字，是两张奖状和团徽救了我，说明我不是恶意对抗上山下乡。我连连表示感谢，心里揣测大概是劳动奖状起了作用。想不到这奖状，不仅是对我辛勤付出的肯定与勉励，关键时刻还起到了护身符的作用。我不禁感慨万分，倘若被他们押送到安徽农村，就有了坏分子的头衔，我再想要改变命运，恐怕是难于上青天了。半年后，我去东北插队落户，投奔我妹妹。
我将两张奖状放在箱底，启程去黑龙江黑河农村插队，此时我妹妹他们已经下乡快一年半了。东北农村一年里中只有春节能见到肉，平时是以素为主。由于知青不善于保管分来过冬的上千斤土豆和大白菜，在严寒里全部烂掉，每天只能是清汤寡水。生活之艰辛，劳动之艰苦，无以复加。好在我有劳动所养成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有风雨无阻所练就的强健的体魄，有学工学农所锤炼的意志，使我在农村克服了难以言表的艰难困苦。
夏天，我们去10里外的草甸子割草，准备牛马过冬的草料，那里一年中有8个月是冬天。东北的草有一米多高，苏式的大镰刀弯弯的，一米多长，木柄两米多高，上面有两个把手。我们扛着镰刀走了十多里路后，早已气喘吁吁。大家休息片刻，几十个男社员就在路边一字排开，每人间隔10米，向前推进，后面各跟一个捆草的。割草时，我们双手紧握大镰刀，往下一蹲，腰一扭，从右到左，使劲一挥，一大片草就倒下了。
草甸子一望无际，我们奋力挥舞镰刀，扭秧歌式地边舞边向前。腰两边各挂着一只水壶，随着扭动叮当作响。不一会，烈日炎炎似火烧，热气蒸腾冒轻烟。我们汗如雨下，嗓子干得冒烟，带来的两水壶的水，早已空空如也。草甸子中无河，只有较高的草根处有雨水，只是被烈日晒成暗红色，上面漂着一层油，蚊子的幼虫孑孓在一伸一屈地游动。我用草拨弄几下，待孑孓沉下去后，赶紧用双手捧起臭水猛喝。中午休息时，我们吃带来的馒头，嗓子干得咽不下，就用馒头蘸着臭水吃。
秋天，收割黄豆。我们生产队在20多里外的两山之间有一块24晌的地，东北一晌为15亩，总共是360亩。那里有时种小麦，有时种黄豆。那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广袤土地，原先一米多高的黄豆，经风吹日晒，萎缩成一只鞋的高度。黄豆风干后，豆荚的角如刺一般，手套一碰就破。弯腰割黄豆时，不仅腰酸背疼，一不小心，手指就割破了。我撕掉棉毛衫包扎一下，咬牙坚持。到最后，满手鲜血淋漓。收工回去后，我涂点红药水，再包扎一下，第二天继续演绎血染的风采。至于什么破伤风，什么休息，只当大风吹过。我跟知青和社员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在大雪封山之前，把黄豆抢收进仓库。
冬天，我们上山砍树，给村民和知青烧饭、取暖。黑河的冬天一般在零下48度，我们4点多起床，5点出发，去十多里外的山上。生产队出动6辆马车，每辆3匹马拉，跟5个知青。那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村民称为“鬼呲牙”，也就是说，小鬼也冻得呲牙咧嘴。我们穿着棉袄、棉裤，戴着狗皮帽，披着10斤重的军大衣。我们缩着头，弯着腰，气喘吁吁地前行。朔风凛冽，吹在脸上，像千百根针在刺。我们咬着牙，忍着苦痛，顶风冒雪，艰难地跋涉。
马车慢慢地晃悠着，我们随之蹒跚着。即使再累，也很少有人跳上马车去休息[一下。那是极度的寒冷，你坐不到5分钟，脚就开始发麻。倘若继续坐下去，血液就会被冻住。我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就有3个连被冻成冰雕连，长眠于战场。而朝鲜的寒冷，较之于黑河，那是小巫见大巫。到了山上，砍完树后，我们就捡枯树、枯枝，烧成火红的炭后，就把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馒头丢进去。馒头烤焦、烤软后，冷却一下，我们就一口馒头一口雪，无菜，亦无水。
生活虽艰苦，却甘之如饴，因为中学的劳动课养成了我们吃苦耐劳的习惯。我们天天上山砍柴，完成任务后，就去拉石头，拉酒糟，搞创收。我们的脸有着一年四季的颜色，夏天的黝黑还没褪去，朔风又把脸吹成黑红。黑红又吹成焦黑，继而皮肤开裂、卷起，露出鲜红的肉。我们的脸成了大花脸，但我们毫不在意，朔风如针刺又如何，生活艰难困苦又如何？想想班主任光脚搅拌猪粪的情景，顿觉豪气干云。我们战天地以斗酷寒，忍苦痛以炼筋骨。我们饮臭水而歌唱，舞风雪而傲笑。
闲暇之余，我就翻翻摘抄的词语，脑际琢磨着每个词的用法，我始终牢记着钟校长关于羽翼丰满的教导。渐渐地，我由遣词造句开始，逐步到场景描，再把单个的场景描写和人物素描加以组合，形成板块拼接。如此日积月累，头脑里的语汇由小溪逐渐成河流。练笔进步后，我就开始给村民写家信，又给知青写情书。那时，知青大多数较为腼腆，不敢当面直陈爱意，只得寄托于情书。而他们中大多数人读书少，不善写作，只好求助于我。我则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写了符合他们各自心理特点的情书。情书辞藻绚丽，情谊款款，很能打动人心，令求助者欣喜不已。
我的文笔挥洒自如后，就开始给县广播站写稿。我先写一些知青和村民中的小故事，后写一些随笔和侧记，再往后写一些人物传记和通讯报道。我写的文章，体裁多样，故事生动，笔势灵活，很受广播站欢迎。我越写越多，广播的也越多，也就渐渐地有了一点小名气，成了县里的通讯员。我越加勤奋地写作，一些文章，也偶然能见诸报刊。虽则寥寥无几，却使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羽翼已日趋完善，能够搏击云天了。
我妹妹于1972年被推荐上学后，73年迎来了考试入学。虽然只考作文和数学，却使一大批知青望而却步。我则脱颖而出，我劳动好，跟村民关系好，在县里又有一定的知名度，自然是过五关斩六将。考试前，我没做任何准备，照样出工，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由于作文和数学都是我的强项，只要正常发挥即可。果然，我在考场一挥而就，成绩名列前茅，被录取了。当时给我选的大学是齐齐哈尔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我喜欢中文，就选了齐齐哈尔大学。
我整理行李时，两张奖状已经没有了。当时，我们住的是日本的军营，左右两厢房，可以各住30多人，中间相当于客厅，是日本士兵放枪的地方。我们20多个男知青睡左边的大炕，右边的厢房就放行李、箱子。不住人的屋子，窗户密封不严实。一次瓢泼大雨，我们很高兴，可以不出工、睡懒觉了。等我们睡够了，这才发现放箱子的屋里，已是水漫金山。大雨透过玻璃窗的空隙，打湿了箱子，又流淌到地上。那时我们下乡用的箱子，大多都是家里的旧箱子，也有不少缝隙。雨渗透进去，打湿了衣服，这无关紧要，洗洗晒晒就可以。可惜我的两张奖状和三本摘抄的词语本遭了殃，被浸泡得一团糟了。我欲哭无泪，只得丢弃了。
好在两张奖状，我萦绕在脑际，其所折射的精神，我亦铭刻于心。劳动奖状蕴含着我吃苦耐劳、坚毅刚强的品性，学习奖状蕴含着羽翼丰满、搏击云天的理想。这两张奖状凝聚着钟校长的教育思想，劳动以修德，激励以成才。正是这两张奖状的激励，使我秉承天山精神，战酷寒以磨意志，囊知识以润干涸，颂正义以驱落后。直至“大风起兮云飞扬”，大鹏展翅，抟扶摇直上。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黑龙江伊春市教育学院任教。这是培训教师之学堂，我顿感知识匮乏。我只得边教边学，苦读《音韵学》《训诂学》。这是两门很深奥的学问，我不懂就问老教师，虚心请教。我遵循钟校长的指教，埋头于书籍，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几年后，我调到江苏连云港外国语学校任教，随后又去江苏师范大学进修三年。自此，学识逐渐渊博，功底日见深厚。我边教学，边搞研究，前后共写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在修辞学方面造诣颇深，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矛盾修辞格”“复比修辞格”。此后又陆续发表了100多篇散文、小说，400多首古典诗词，一扫年轻时屡次退稿之前耻。
现在我虽已年过古稀，依然奋笔疾书。我之所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想继续秉承两张奖状的精神，奋力而前行。[1]
作者简介
陈奋，1970年7月去黑龙江孙吴县兴北公社西南屯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