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P.
伯格，P .——彼得·伯格是一位在奥地利出生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德教派神学家，[1]致力于发展和钻研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现代化等社会学领域，被视为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学者之一。[2]曾师从K.迈耶，1954年获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鲁特杰斯大学、新泽西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同德国社会学家T.卢克曼同是A.舒茨的学生，私交甚笃，并长期合作。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入门》（1963）、《现实的社会建构》（与T.卢克曼合著，1967）、《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诸要素》(1969)、《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和超自然的再发现》（1970）和《异端的命令：宗教命题在当代的可能性》(1980)等。
目录
人物生平
彼得.伯格1929年3月17日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二战后1946年随家人移居美国，当时只有17岁，1952年获得美国国籍。伯格在Wagner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后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彼得.伯格早期对知识社会学贡献卓著。他的《知识社会学：社会实体的建构》这本书在1998年国际社会学协会票选20世纪最著名的100本社会学著作中排名第五位。他是舒茨的学生，其社会学思想具有人本主义和现象学的特征。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发现人类的价值，研究人类自身的状况，视知识社会学为社会学理论的根本，把M.韦伯、K.曼海姆、É.迪尔凯姆、K.马克思、G.H.米德和舒茨的学说融为一体。伯格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进行分析，即对社会的双重属性进行分析。一方面，社会是迪尔凯姆所说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它也是韦伯论证的理解的主观意义，所以知识社会学要对客观的建构和主观的建构作出理论说明，以揭示在日常生活中“人是他们自己积极主动创造的社会的产物”这一常识性道理。
当然伯格最重的贡献还在于其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伯格还把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运用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方法论的无神论”研究准则。他关于宗教对人类建构和维系世界的作用的理论，以及用这一理论对宗教世俗化的分析，对宗教学和宗教社会学产生了影响。80年代以来，伯格还在发展社会学领域内进行学术探讨，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曾经是一位宗教世俗化理论的旗手，曾经宣称21世纪将是全球世俗化的世纪。但是到了1999年，彼得.伯格又承认世俗化的理论是错误的，并掉转枪口开始批判世俗化理论，而开始成为宗教神圣化的鼓吹者。这种转变一度成为宗教学界的研究话题。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魏德东博客的消息，2008年5月29日，彼得.伯格教授曾经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并发表了题为“宗教社会学：方法与问题”的演讲。
演讲中，伯格提出了当下宗教社会学领域八大最值得研究的方向：伊斯兰教的强力复兴；基督教福音派在全球的爆发；世界基督教重心向南方国家的转移；原教旨主义或新传统主义运动在世界主要宗教中的出现；全球宗教化过程中的例外。一是地理意义上的，即西欧和中欧。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指跨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宗教性不断上升的同时，保持着世俗主义的倾向；亚洲价值观与资本主义；自愿结社成为流行的宗教存在形式；宗教自愿主义最终改变了宗教的存在方式等。
2017年6月27日，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神学家，被誉为继韦伯之后最重要的宗教社会学家，波士顿大学文化、宗教与世界事务研究所所长，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宗教学和神学荣誉退体教授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因病在波士顿Brookline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3]
主要著作
伯格学术兴趣广泛，思路开阔，著作颇丰，内容涉及社会学、宗教学、神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宗教、世俗化、多元性、“全球化的多样性”等方面均有论著，在西方人文社科界引起了持久的关注和影响。[4]
-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2015）
- ▪《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2014）
- ▪《疑之颂:如何信而不狂》（2013）
- ▪《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2005）
- ▪《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2004）
- ▪《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2003）
- ▪《资本主义革命》（1993）
- ▪《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1991）
- ▪《知识社会学：社会实体的建构》（1991）
- ▪《人生各阶段分析》（1990）
- ▪《现代化与家庭制度》（1990）
- ▪《飘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的意识变迁》（1985）
- ▪《异端的命令：宗教命题在当代的可能性》(1980)
- ▪《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和超自然的再发现》（1970）
- ▪《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诸要素》(1969)
- ▪《现实的社会建构》（与T.卢克曼合著，1967）
- ▪《社会学入门》（1963）
人物专访
彼得·伯格ISIS的“诱惑”
从恐怖主义兴起到最近巴黎发生的暴恐事件，舆论界一直有一种声音，即代表理性、自由的世俗世界对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宗教世界进行严厉声讨。这种声音暗中将极端宗教组织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画上等号，而通过占据某种貌似真理性的位置将宗教存在简单化并污名化。由此，我们专访了奥地利裔美国学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教授，从ISIS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世俗与宗教的冲突等角度与他进行对话。我们始终认为，对ISIS的真正反击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理性认识的前提之上。[5]
彼得·伯格
现年86岁高龄的彼得·伯格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1966年，他与托马斯·卢克曼合作的《社会实体的建构》一经出版，遂成为知识社会学领域的里程碑之作，从此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彼得·伯格还被视为继马克斯·韦伯之后最重要的宗教社会学家，其宗教相关著作多达十余部。众所周知，韦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尝试回答“为何只有在基督教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并将“理性化/合理化”作为解读西方历史进程和东西方差异的关键性概念。而伯格在继承韦伯在社会学方法论和基本判断上诸多洞见的同时，进一步拷问与“理性化”概念相伴生的“世俗化”理论的合法性及其限度。尤其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世界正在进入新一波的宗教复兴浪潮之中。现代化与世俗化，并不能完全抹杀宗教在现世中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世界许多地区，宗教在社会中的繁荣和延续也与现代化进程并行不悖。
伯格认为“世俗化”理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将自身视为一种价值中立的评判，并将现代化和宗教二者简单对立了；而从另一个角度，“世俗化”理论在学术界的扎根也是一种理论惯性，并未能意识到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全球精英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世俗化”的代表。由于伯格对宗教抱有尝试理解，而非站在“世俗化”的论断前提之上进行冰冷审视的态度，使得他意识到“宗教位置”或宗教结构在人类经验中的延续性。他认为，宗教的推动力正在于对意义的追寻；而超越世界经验存在的有限空间，则是人性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有时，对于冲突的描述会加剧冲突自身的结构。当我们将宗教与世俗视为绝对对立的二元之时，我们很可能会生产出我们自身的敌人，并同时无法认清真正敌人的面貌。彼得·伯格漫长的学术生涯都在进行社会学描述的自我批判——而这种批判，也正是社会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而在当下的时刻，这种反思则显得尤为紧迫。
如何界定ISIS
“多数时候，时代将演员对自身动机的解释信以为真”
彼得·伯格认为，在某种意义上ISIS的意识形态的确从伊斯兰教中获得了灵感，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是对外作为自我宣称的意识形态——尽管“时代总将演员对其自身动机的解释信以为真”。要理解ISIS，就要意识到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以及它非宗教的利益诉求。而世俗与宗教在当代世界中的冲突，不应被误读更不应被夸大。更重要的是，社会学领域内的“世俗化”理论亟须被更新，因为它正在妨碍我们认识当下这个后世俗的世界：它更应被定义为“多元世界”，在其中，多种不同的世界观、宗教和道德体系彼此共存并相互竞争。
新京报：ISIS被普遍认为是极端宗教组织，作为宗教社会学家，你怎么看ISIS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或者，它的宗教性？
彼得·伯格：宗教总是会跟非宗教利益（尤其是政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然而，就ISIS来说，它的意识形态的灵感来源显然是伊斯兰教。一个社会学家没有能力去判定，它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是否是“真正”伊斯兰的或者是否是对这种宗教的偏离。这也不是社会学家的使命。但从一般经验上讲，以下的说法是成立的：历史地看，在伊斯兰教的历史长河中，ISIS并不是典型的；伊斯兰教在很多时期里，都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和非暴力的。另外，还是从经验上讲，现今世界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都并不支持ISIS的意识形态。
新京报：ISIS的行动始终跟国际政治纠缠在一起。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要准确评估宗教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区分清哪些是真正由宗教所唤起的，哪些是借用宗教，实际基于非宗教利益之上的政治议程。那么这样看来，我们该怎样界定ISIS和它的目的？
彼得·伯格：认为那些与ISIS活动有关的大部分个体，真的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假定（因此，自杀性爆炸不太可能是受到非宗教利益的驱使）。每个国家可能都有1%的人口是心理变态的——我假定那些参与者个体（尤其是那些来自欧洲内部的）真的很享受这种关于凶残屠杀、拥有性奴或散布恐惧的愿景。不太容易从这场运动自身的外部找到非宗教的利益诉求。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存在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力量冲突；而在更广阔的中东地区，这种教派之间的冲突则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利益纷争（注：此处指的是国家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社会学解释的普遍思路是：大多数时候，时代将演员对自身动机的解释信以为真。
新京报：现在全球范围内宗教复兴的趋势是鲜明的，你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对于确定性和超越性的内在需求的体现。在此意义上，ISIS现在的扩张速度以及成员构成的多元，显示出它很强的诱惑力，这似乎是基于自由选择的宗教市场所不能提供的诱惑力……你如何看待这种诱惑力？它说明了什么？
彼得·伯格：ISIS的意识形态的确包含了对西方文明中世俗主义的敌对（注：彼得·伯格强调是“世俗主义”，而不是“世俗”，对于“世俗主义”和“世俗”的区分是近年来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理论共识），它从中获得了一部分吸引力。但存在争议的是，这个“世俗主义”对于欧洲之外的地区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有多重要。我在我的近期著作中很大程度上是在试图呈现，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世俗世界之中，而是一个多元世界（pluralistic world）——不同的世界观、宗教和道德体系共存在同一个社会当中。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中，世俗并不是对宗教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更没有取代宗教的意义，而是多种宗教共存在世俗生活的前提之下。
世俗与宗教的冲突
宗教是现实，不是所有当代事件中的要素
新京报：这次的巴黎暴恐事件令人震惊，在于它突然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空间里，而似乎袭击者也将摧毁日常的世俗性作为自己的目标。有人认为这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形式，冲突双方不再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不是西方与东方，而是一种线性重复的永恒现世和一种激情澎湃的末日想象。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彼得·伯格：我不同意存在着一个世界性的“世俗生活”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许多在国家间发生的国际纷争既不是由宗教驱动的也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非常不同的宗教生活。总体而言，宗教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是重要的现实，然而它并不能特别地从非宗教的现实问题中推导出来。它也不是所有当代事件中的要素。
新京报：你和其他两位合作者完成了对于“欧洲世俗性”的专题研究，出版了《世俗欧洲，宗教美国？》一书。这个研究似乎是在欧洲如何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相处的问题意识下启动的。你现在看来，当下移民潮和暴恐危机之下的欧洲，需要坚持怎样的原则？有左翼学者指出，面对暴露出诸多缺陷的多元主义，应该回到欧洲中心的一些基本价值上来，你同意吗？
彼得·伯格：是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多元主义（简单地定义为多元性和差异性）导致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是它近乎是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可以被削弱，但要想完全叫停它则意味着要将一个社会从与外界的诸多关键联结中分离出来，而这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无论欧洲想要支持何种“原则”，它自身的经济繁荣是需要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活力的。因为持续经济繁荣在所有地方的结果，都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因此可以说，比如，要不意大利女性生育更多的孩子（但这不可能），要不引入大量积极生育的移民——否则就将意味着每一个意大利劳动力都需要养活二十个在福利院里的意大利人！对欧洲来说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其他国家也面临相似的人口问题）就变成了——不是要不要阻止移民，而是移民该怎样融入原有的人口。
新京报：对宗教社会学这一领域本身而言，现在这种新局面带来的挑战是什么？是否有一些概念、范畴和思考模式需要被改变？
彼得·伯格：是的。宗教社会学太需要一个新的范式，来取代旧的、已经被现实有效证伪的“世俗化”理论。但这需要一些时间，也不可能由一两位社会学家完成，而需要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通力合作。这也是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的主要目标。
参考资料
- ↑ 彼得·伯格 Peter L. Berger，豆瓣读书网
- ↑ 彼得·伯格 | 作为人文学科的社会学，搜狐网，2017-09-11
- ↑ 又一位社会学大师级人物陨落！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去世，享年88岁，凤凰网，2017-07-04
- ↑ 真诚的怀疑和纯粹的犬儒主义有什么区别？，凤凰网，2017-06-29
- ↑ 彼得·伯格ISIS的“诱惑”，凤凰网，2015-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