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思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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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必須還要囉嗦上一陣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六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有關這一次所謂「革命」的一些問題。特別在我撰寫《牛棚雜憶》的過程中，我考慮得更為集中，更為認真。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餘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訓沒有？
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爭論的必要。在這一場空前絕後（我但願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罷。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裡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點，但是還不夠。
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從這一個「教員」那裡，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干，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有什麼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緻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你問一問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泄出來。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了解，聽講「文化大革命」，如聽海外奇談。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他們昧於前車之鑑，誰能保證，他們將來不會幹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於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無不余怒未息，牢騷滿腹。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
至於為創建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洪大度，可能同知識分子不同。我接觸的老幹部不多，不敢亂說。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政協恢復活動後，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幹部，「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可殺亦可辱』」。說罷，哈哈大笑。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在這位老幹部心中，有多少鬱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有這種想法的，決不止這個老幹部一人。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我們比起外國知識分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歷史和現狀。在封建社會裡，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樣的知識分子，我沒有見到過。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我是見到過的。不說別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着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
剛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自己真是站起來了，自己獲得了新生了。我們高興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們覺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們看什麼東西都紅艷似玫瑰，光輝如太陽。
但是，好景不長。在第一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污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嘗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可是後面跟着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批判武訓，批《〈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批判胡適，再加上肅反等等，馬不停蹄，應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xdx潮。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中，日子過得並不愉快。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於參加批判會—我順便說一句，當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批判會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好看」—，忙於閱讀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裡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云：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並沒有產生懷疑。
反右以後，仍然是馬不停蹄，一個勁地搞運動，什麼「拔白旗」等等。廬山會議以後，極左思想已經達到了頂點，卻偏偏要來一個反右傾。三年困難時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識分子一樣，儘管天天餓腸轆轆，連半點不滿意的想法都沒有，更不用說說怪話了。連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誰能說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後連原新北大公社的東語系一個教員都告訴我說，我本來能夠躲過這一場災難的。但是，我偏偏發了牛勁，自己跳了出來，終於得到了報應：被抄家，被打，被罵，被批鬥，被關進了牛棚，差一點連命都賠上。我當時確曾自怨自艾過。但是現在我卻有了另一個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可能親自嘗一嘗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了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麼樣子。那將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
關在牛棚里的時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漸感到其中有問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折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點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裡呢？我當時認識不高，思考問題膚淺片面。我沒有責怪任何人，連對發動這一場「革命」的人也毫無責怪之意。我只是一個勁地深挖自己的靈魂。用現在間或用的一個詞兒來說，就是「原罪感」。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個詞兒，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別的老知識分子有沒有這個感覺，我不知道。它表現在我身上卻是很具體的。解放前，我認為一切政治都是骯髒的，決心不介入。我並不了解共產黨，只是覺得國民黨有點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後，我上面說到我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收穫，其中心就是知道了並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骯髒的，共產黨就不是。同時又覺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我自己卻躲在萬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業。我認為自己那一點「學問」，那一點知識，是非常可恥的，如果還算得上「學問」和知識的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稱自己為「摘桃派」，坐享勝利的果實。
那麼，怎麼辦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發生一次抗日戰爭，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表現一下。我一定能奮力參戰，連犧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讀了很多描繪抗日戰爭或革命戰爭的小說，對其中那一些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不怕犧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體投地。我自己發誓向他們學習。這些當然都是幻想，即使難免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卻是真誠的。這能夠表現出我當時的精神狀態。
談到對領袖的崇拜，我從前是堅決反對的。我在國內時，看到國民黨人對他們的「領袖」的崇拜，我總是嗤之以鼻。這位「領袖」，九•一八事件後我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見過，他滿口謊言，欺騙了我們。後來越想越不是味兒。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對此公也不感興趣。他的詩句：「看花難近最高樓」，可以為證。後來到了德國，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國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見面時竟對喊：「希特勒萬歲！」覺得異常可笑，難以理解。我認識的一位不到二十歲的德國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對我說：「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那將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我聽了真是大吃一驚，覺得實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個潛台詞：我們中國人聰明，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回國以後，僅僅隔了三年，中國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我們那種興奮、愉快，上面已經講了一點。當時每年要舉行兩次遊行慶祝，五一和十一，地點都在天安門。每次都是凌晨即起，從沙灘整隊步行到東單一帶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幾個小時。十點整，大會開始。我們的隊伍也要走過天安門前，接受領袖的檢閱。當時三座門還沒有拆掉。在三座門東邊時，根本看不到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一轉過三座門，看到領袖了，於是在數千人的隊伍中立即爆發出震天動地的「萬歲」聲。最初，不管我多麼興奮，但是「萬歲」卻是喊不慣，喊不出來的。但是，大概因為我在這方面智商特高，過了沒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熱情，仿佛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最強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領袖腳下了。
我在上面簡短地但是真誠地講了我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一滴水中可以見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見宇宙。別的老知識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異。這充分證明了，中國老知識分子，年輕的更不必說了，是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愛國主義是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同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比較起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我在夢覺方面智商是相當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擁護這一場浩劫的。西諺說：「一切閃光的東西不都是金子。」在這期間，我接觸到派到學校來「支左」的解放軍和工人。原來這都是我膜拜的對象。「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謹。可是現在一經接觸，逐漸發現他們中有的人政策觀念奇低，而且作風霸道，個別的人甚至違法亂紀。我頭上仿佛潑上了一盆涼水，頓時清醒過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這樣的作風竟然發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我們唯物主義者應該實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語，文過飾非，是絕對不可取的。儘管我們知識分子身上毛病極多，同別人對比一下，難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嗎？
我在上面囉哩囉嗦講了一大篇，無非想說，「文化大革命」整知識分子，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是怎樣花言巧語也掩蓋不了的。對廣大的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來說，「文化大革命」並沒有過去。再拿我自己來做個例子。我一方面「慶幸」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被關進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極為難得的經驗。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現在「飛黃騰達」到處聽到的都是讚譽溢美之詞之餘，我心裡還偶爾閃過一個念頭：我當時應該自殺；沒有自殺，說明我的人格不過硬，我現在是忍辱負重，苟且偷生。這種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說了出來。可是我要問：有這種想法的難道就只有我季羨林一人嗎？
這就聯繫到我思考的第三個問題：受害者舒憤懣了沒有？
這個問題十分容易回答。根據我上面的敘述，回答只有兩個字：沒有！
要談清楚這個問題，還要從回顧過去談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識分子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經寫了一點，現在再補充一下，補充的主要是從海外歸來的遊子。遠居海外的華僑，親身感受到解放前後自己處境的劇烈變化。他們深知這一切都與祖國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聯繫，一向愛國的華僑，現在愛國熱情蓬勃激盪，為前此所未有。華僑中青年人紛紛冒萬難回到了祖國。他們同國內的知識分子一樣，看一切都是紅艷如玫瑰，光輝似太陽。願意為祖國的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國外工作和講學的中國學人，也紛紛放棄了海外一切優厚的生活和研究條件，萬里歸來，其中就有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們各個意氣風發，鬥志昂揚，認為祖國前程似錦，自己的前途也布滿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幾何時，情況變了，極左思潮籠罩一切，而「海外關係」竟成誣陷羅織的主要藉口。海外歸來的人，哪裡能沒有「海外關係」呢？這是三歲小兒都明白的常識。然而我們的一群「左」老爺，卻抓住這一點不放，什麼特務，什麼間諜，這種極為可怕的帽子滿天飛舞。弄得人人自危，個個心驚。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惡性發展。多少愛國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說了。活着的也爭先恐後地出走。前一個爭先恐後地回國，後一個爭先恐後地離開，對比何等地鮮明！我親眼目睹的這種情況可謂多矣。這對我們祖國有多麼大的危害，腦筋稍微清醒一點的人都會知道的。被迫出國的人，哪一個不是滿腔悲憤，再加上滿腔離愁，哪一個兒女願意離開自己的父母！然而他們離開了。
留在國內的知識分子和被迫離開的知識分子，哪一個人舒過憤懣呀？
若干年前，出現了一些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據我看，寫作者多半是年輕人。他們並沒有多少「傷痕」。真正有「傷痕」的人，由於種種原因，由於每個人都不同的原因，並沒有把自己的憤懣舒發出來。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而是其中蘊含着一些危險的東西，不利於我們祖國的勝利前進。
我們不是十分強調安定團結嗎？我十分擁護這個提法。沒有安定團結，我們的經濟很難搞上去，我們的政治也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然而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團結。在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還有一肚子氣的情況下，真正的安定團結恐怕還難以圓滿。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儘管許多知識分子的憤懣未舒，物質待遇還只能說是非常菲薄，有時難免說些怪話；但是他們的愛國之心未減，「不用揚鞭自奮蹄」。說這樣的人是「物美價廉，經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然而卻聽說有人聽了很不舒服。我最近還聽說，有一位頗為著名的人物，根據蘇聯解體的教訓，說什麼：中國知識分子至今還是帝國主義皮上的毛。這話只是從道聽途說中得來的。但是，可能性並非沒有。說這種話的人，還有一點是非之心嗎？還有一點「良知」嗎？我深深感到憂慮。
如果這樣的人再當政，知識分子無噍類矣。
我思考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發生？
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有沒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的。可他們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歡別人回答。竊以為，這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應抱的態度。如果把這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坦誠地，實事求是地回答出來，全國人民，其中當然包括知識分子，會衷心地感謝，他們會放下心中的包袱，輕裝前進，表現出真正的安定團結，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豈不猗歟休哉！
我們既不研究，「禮失而求諸野」，外國人就來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說一些真話。不管是否說到點子上，反正真話總比謊話強。其中有惡意的，懷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實，造謠誣衊，把一池清水攪混。雖然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但是畢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從？我認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為止。
我要囉嗦的也囉嗦完了。[1]
作者簡介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與饒宗頤並稱為「南饒北季」。
早年留學國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文、法文，尤精於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布區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於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為「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
2009年7月11日11時10分，季羨林逝世，享年98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