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关系研究的新成果(李玉用)
作品欣赏
佛道关系研究的新成果
佛道关系研究的新成果（原创）
——读韩焕忠教授新著《佛教庄子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作为“根”和“魂”的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由其构成的三教关系是两汉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三教关系的演化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逻辑走向。儒佛道在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儒道互补、儒佛融合、佛道互鉴、儒佛道融通已然获得学界乃至政界持续、长久的关注和思考。因而，既有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其中有关儒道互补、儒佛融合的论著较多，相对而言，佛道关系尤其佛道融合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台湾著名宗教学者萧登福先生的《道教与佛教》着重关注和研究了道教科仪、信仰、习俗、方术思维等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深远影响；已故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先生的论文《略论佛教对道教心性论的思想影响》则着重从轮回果报与形亡性存、万法皆空与忘身无心、心生万法与心为道体、明心见性与修心炼性等方面论述了佛教对道教心性思想的影响。从研究立场和倾向上而言，无论是萧著还是方文的研究，相对于佛道关系而言，仍然主要是单向度的。
诚然，佛道关系在历史演进和碰撞交流中应该是一种双向的纠缠和互动：所谓相异相斥、相融相涉是矣，儒道关系、儒佛关系、狭义上的儒佛道三教关系均可作如是观！新近面世的苏州大学韩焕忠教授的专著《佛教庄子学》（新北：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2年9月版，以下简称“韩著”）便正是这样一部努力做到基于佛道双向的复杂互动来研究佛道关系的新成果。
韩著在宝岛台湾出版，因疫情关系，时隔两个月便第一时间收到了韩教授的惠寄。平时因为教学和科研等琐事较多，阅读时断时续，近来在家利用差不多十天的时间倒是一气阅毕。在文中，韩著对“佛教庄子学”是如此界定的，“既包括高僧和居士引用《庄子》中的名词、概念、术语诠释佛教经典，又包括高僧和居士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庄子》进行的评论和比较，还包括高僧和居士运用佛教的名相、概念甚至思维方式对《庄子》进行的引用、注释和疏解。”(韩著，第1页)依此看来，佛教庄子学内容堪称繁富，但又可用三个关键词“格义”、“评判”和“创造”来把握要领，当然这种“提纲挈领”也是方便权宜，未必妥贴。
不过，通读全书，笔者以为韩著主体六章大致还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运行的：第一章东晋高僧与《庄子》大体属于佛教庄子学的第一阶段即“格义”阶段；第二章隋唐诸宗的庄子观、第三章宋金居士的庄子观属于佛教庄子学的第二阶段即“评判”阶段；而第四章晚明高僧的以佛解庄、第五章晚明居士的以佛解庄和第六章近代以来的以佛解庄则属于佛教庄子学的第三阶段即“创造”阶段。对韩著全书结构的整体把握，相信读者也会自有“识见”。以下拟具体谈谈笔者读《佛教庄子学》的一些主观感受抑或《佛教庄子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色。
其一，为庄子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径路。所谓庄子学，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先生在韩著的序中如此界定，“《庄子》的结构和整体特色、所谓'内、外、杂’三篇的构成和内容风格、古来的注疏和研究与引述、在中国哲学或文学史的影响和地位等等，可以说都是'庄子学’的内容。”杨老的这个界定是比较精当的。众所周知，魏晋以降注释、引用、评论和疏解者代不乏人，这方面尤以道家学者、道教宗师和儒家士人们居多，现当代关于这方面的整理、校勘和研究亦成就斐然。韩著则独辟新径，基于佛道双向互动的视角，从历史上高僧大德对《庄子》的注释、引用、评论和疏解入手，通过对隐藏在各种佛教经论和诗歌文集中的文献资料的悉心爬梳、分析和解读，系统深入地向读者展示了佛教庄子学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脉络；不仅如此，韩著还自觉地运用现当代诠释学的相关理论来论证高僧大德对《庄子》的佛学解读所可能透视的经典互读、宗教对话、文化适应和思想融合的理论特色和内在逻辑。这一点，韩著附录《经典互读与宗教的中国化》中有比较详细的揭示和说明。诚然，韩教授在2015年出版的《佛教四书学》和更早时期的作品《儒佛交涉论》中都有较娴熟的运用，在新著《佛教庄子学》中的运用应该说近乎炉火纯青了。
其二，双主线贯之，推进了佛道关系研究和佛教中国化研究。通读全书，不难发现，韩著有两条主线贯穿全书，一明一暗。明线是作者精心选取了魏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大概二十多位重要的高僧或大德居士“通过运用佛教的名相、概念、思想义理和思维方式对《庄子》所作的理解、注疏、诠释和解说。”（韩著，第239页）这属于佛教庄子学的内容，同时属于佛道关系的重要内容。暗线则始终和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同频共振。在上述三个阶段“格义”、“评判”和“创造”的把握和理解中，佛教高僧大德对《庄子》的借助、评判和创造性诠释其实也是佛教中国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展现。因而，韩著在立该书的学术意义中曰，“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佛教中国化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三教相互关系；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庄子》的影响。”笔者以为作者所期许的这三条主要的学理意义，正是通过这一明一暗两条主线的烘托、贯穿，已较好地呈现了出来。
其三，历史和逻辑相结合，论从史出，以史为鉴。韩著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尽可能多地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对其加以细致解读，在对佛道的思想具体比较中展现两家的视界融合，从而勾勒出佛教庄子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特色：“在东晋时期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庄子》起到了桥梁和管道的重要作用”，（韩著第20页）这种作用可曰“借重”，这种方法可概括为“格义”；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时常借重和援引庄子以阐发义理不同，“隋唐时期相继开创的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大都以一种睥睨不屑的姿态议论老庄之陋劣，这充分表明佛教中国化获得了重大成就。”（韩著第21页）就此，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唐初高僧对老庄的理解颇有些仗势欺人的味道，即依仗佛教思辨优势来欺弄、玩侮道教的驳杂混乱。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也许正是在这种致思倾向引导下，唐初成立的唯识宗过度强调信仰的唯尊我佛而无法与其他文化信仰和平共处，过分追求文本的纯粹而无法适应复杂变动的文化环境，故而不数传即告衰歇，实乃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遗憾。”（韩著，第34页）这种高下之分在宋金居士们的庄子观中又有了转变，“晁迥、王安石、苏轼、李光、李纯甫等皆长期浸润在佛教的经典和义理之中，平素以居士自居，又非常喜欢《庄子》，故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会经常出现一些以佛解庄或以庄解佛的内容，从而使佛教和《庄子》由隋唐时期的互争高下逐渐走向宋金以降的深度融合。”（韩著，第63页）这种融合的加深，也激发了“创造”：明代中叶以来，在阳明心学的激荡之下，“不少高僧为了与道教争夺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为了增强佛教对儒家士大夫的吸引力，为了在欣赏《庄子》的同时对其进行佛教化的改造，纷纷加入了注解和疏释《庄子》的行列。”（韩著，第99页）而“与高僧们注释和疏解《庄子》时处处要维护佛教的优越和高妙有所不同，晚明居士则较少这方面的禁忌，故而能在佛教义理，特别是禅宗思想的视域中展现出《庄子》的丰富内涵和多姿多彩来。”（韩著，第133页）到了近代“这时以佛教的思想和义理诠释《庄子》的主导权反而多在居士。由于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输入，中国近代以来在思想观念、学科范式等诸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近代以来的以佛教思想和义理诠释《庄子》中也有很充分的体现。”（韩著，第173页）类似的论述在韩著中可谓俯仰皆是，但皆遵循论从史出、以史为鉴的基本原则，较完美地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真正结合。
其四，文史哲贯通，严谨而不输文采。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如能做到文笔流畅、修辞隽美，那一定属于难能可贵的了。韩焕忠教授既有历史和哲学的功底，又有与生俱来的文学才华，无论是与他交谈，还是平时看他发的朋友圈，都能使人较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文史哲贯通的“本领”也较好地体现在他近些年来出版的《儒佛交涉论》、《佛教四书学》和《佛教庄子学》中。譬如在《佛教庄子学》的一些章节标题上便有十分突出的表现：第二章第六节“南华意象禅家诗”、第七节“寒山诗里南华影”；第三章第一节“南华亦是藏中金”、第三节“庄义佛理相交映”；第五章第二节“直指禅髓认前茅”、第三节“欲以禅意广南华”等等不一而足。在后记里还有所谓的打油诗九首，如“绪论”中曰“十年艰辛不寻常，只从佛禅论老庄。”“逍遥游”里说“至人无己乘风起，逍遥游遍法界中。”“结语”中“瞿昙东来无我法，蝴蝶梦里暗点头”等等。笔者以为，韩著的这一特点或曰优点颇能引入入胜地去啃这本纯学术的大部头。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谈了自己读《佛教庄子学》的体悟或者《佛教庄子学》作品的客观特点。诚然，这本书作为佛道融合研究的先锋之作，也还有一些缺憾或限度还有待因缘具足方能再处理。这一点作者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第一，南北朝时期高僧大德们为了对道教的攻讦和辩难展开有力的回击，往往想方设法地去证明佛教的因缘论高于老庄道家的自然观，或者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努力证明老庄道家与当时盛行的天师道教没有直接的或必然的关联，在无形中剥夺了当时道教可以与佛教相互拮抗的形而上的理论思辨武器。可以说这些辩论充分展现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高僧大德们对《庄子》的多向度理解，构成了佛教庄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材料就存在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佛教庄子学》对此并未论及。第二，《佛教庄子学》对祖师高僧著作中涉及《庄子》的思想观念虽然有所论列，但对诸多居士大德的相关著述却又付诸阙如。如诗僧灵澈、齐己、贯休等，还有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等，所有这些丰富的内容，《佛教庄子学》还没有来得及加以论述和探讨。第三，即便是《佛教庄子学》已经提到的高僧大德的论庄之作，如东晋高僧道安、僧肇、支遁、慧远等，隋唐时期各宗的祖师，宋元明清时期王安石、苏轼、憨山德清、方以智等，本文也仅是就其一言一语或某一篇章展开一些讨论，并未能对其论述《庄子》的所有著作和言论展开竭泽而渔的搜辑、整理、探讨、分析和论述。笔者深深以为，企望一部著作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不仅不可能也无必要。学术的昌明和推进正在于一代代学人们前仆后继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对于一部专著而言，解决了一些问题，遗留了一些问题，研究中又发现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或许正是学术不断发达和创新的意义所在吧！
我与韩焕忠教授是在2011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相识，后又在2012年底的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相遇，以后也主要多在学术会议上交流。如今算来，已有十多年的学术友谊，他的文章和著作我总是能较早读到，每次读完也都会有一些感受和体悟。而上述所写，便是笔者读韩教授新著《佛教庄子学》的一些个人浅得，供读者诸君批判和赐教。当然，笔者也很乐意向读者诸君推荐韩焕忠教授的《佛教庄子学》，包括前些年出版的《佛教四书学》，这两部书大体能反映韩教授近十年来在儒佛关系、佛道关系方面的深入思考和持续耕耘！[1]
作者简介
李玉用，1979年生人，男，江苏阜宁人，哲学博士，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校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