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
生平
倭仁是道光九年（1829年）的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擢'''粗体文字'''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同治十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諡文端。
同治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在奏摺中倭仁强烈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他对外籍教师是否真的会全心全意来培训国人成才也表示怀疑：「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 在洋务运动的当口强烈反对中国儒生奉「夷人」为师。
倭仁亦为清末理学领袖，与曾国藩、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讲求宋儒之学。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为清廷中兴名臣之冠；倭仁作帝师，正色不阿；李棠阶、吴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
倭仁着有遗书十三卷。子福咸，江苏盐法道，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因为太平军攻宁国为清廷殉，赠太僕寺卿，骑都尉世职；福裕，奉天府府尹。从子福润，安徽巡抚。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阖家死焉。
影响
倭仁虽被后世目为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为其阶层利益说话，但倭仁之言亦不无道理，倭仁认为要解决培训中国人才的问题，要从中国本身着手，深入了解中国的实况，而外国教习不清楚中国环境，盲目将欧洲所学移植到中国土壤上，事后亦证明成效不彰。
当时中国广大的士人，亦不免有类似倭仁言论的顾虑，在冯桂芬看来，他们应该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才气焕发的学子，应该「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这种「重视西学，但绝不可忽视中学」的想法，慢慢形成了日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学说。
人物评价
《清史稿》:"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惟未达世变，於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
晚清理学大师唐鉴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晚清名臣、理学家曾国藩评价:"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
桐城派名家方宗诚评价:"公(倭仁)先与河内李文清公、内乡王子涵观察切劘心性之学，俱由阳明、夏峰之言以入，后与吴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时侍郎方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讲习，始专宗程朱之学，久而弥精，老而愈笃，名益尊位益贵，而下学为己之功益勤恳而不已。"
时人评价说:"(倭仁的日记)质之天人而无愧怍，传之后学可为典型。"
晚清学者吴廷栋评价:"艮峰先生乃躬行实践之学，读日记而学其省察克治，即是奉以为师。"
倭仁同年朱兰(久香)评价:"但得先生一日在朝，必有一日之益。"
李棠阶评价:"海内人士论中兴功，佥外首曾、胡，内推倭、李。"
历史地位
唐鉴京师讲学期间，倭仁是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其后，倭仁不但自己潜修实功，而且以其学养和地位力图将士林社会导向正学之途，并不断地为纯正程朱理学的道统和学统而努力。"肩正学于道统绝续之交"，倭仁以理学道统的传承人而成为道咸同时期倡导程朱理学的重镇。倭仁的理学地位与声名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是由各种原因与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师友的推崇。道光末年，在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诚如曾国藩所言:"唐镜海先生德望为京城第一"。无疑，论资历学识，道德文章，唐鉴都堪称当时第一理学家。德高望重的唐鉴很欣赏倭仁，他曾对曾国藩称赞倭仁"用功最笃实"，尤其称赞其坚持每天做"札记"的自省修养工夫。吴廷栋也曾对人自称"心折"倭仁之"笃行"，甚至在咸丰皇帝面前声称"尤佩其笃实"。曾国藩与倭仁更是相交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可见，在当时的京师理学群体中，倭仁已有相当高的学养地位。道光二十六年，唐鉴告老离京南还，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重镇。有人评论说:"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 对倭仁的理学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次，弟子门生的宣扬。倭仁的理学地位既在师友中得到认可，同时，其理学声名又在众多的弟子门生中得以流播。倭仁多次充任乡试、会试考官和读卷、阅卷大臣之类的考职，据统计达十八次之多。科举考试是传统士人的进身之阶，考官与考生之间的所谓"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是传统社会中的一张厚重的人情关系网。"乡会试中式者，对于主考、房官例称师生，其风自唐、宋来相沿已久。……明代师生门户之风尤盛，清代亦然。"举人、进士不但于主考、房官有师生之谊，而且"与夫本科监试官知贡举、监督等，推之复试、朝考、殿试，凡派为阅卷者，无不认为师生"。倭仁历任多种考职为其名望地位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科举考试的名分上说，倭仁可谓门生遍天下，如叶名琛、何桂清、彭蕴章、朱琦、罗惇衍、袁甲三(以上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倭仁为同考官)，甚至胡林翼(道光十六年丙申恩科，倭仁为同考官)、张之洞(同治二年癸亥恩科，倭仁为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都出自倭仁门下。虽然无法厘清他们之间的具体交谊关系，但是，这种师生名分当是客观存在的。太平天国时期，倭仁为同考官的道光乙未科进士陶恩培、孙铭恩、吕贤基、罗遵殿"先后殉粤寇之难，世称倭门四忠"。所谓"倭门四忠"之称，其实正是对倭仁声名的宣扬。
倭仁"诱掖后进不倦"。从所见的有限史料，也可以看到倭仁通过他的弟子门人影响社会的情况。这里仅举于荫霖与沈源深为例。于荫霖，字次棠，号樾亭，吉林伯都讷厅人。咸丰九年进士，官至河南巡抚。据记载，同治初年，于荫霖官翰林时，"倭文端公为理学名臣，公相从问学"。"通籍后从倭文端公受省身克己之学"，"一以朱子为宗"。于荫霖虽长年为官，然仍潜心理学，据史载:"荫霖晚岁益潜心儒先性理书，虽已贵，服食不改儒素，朱子书不离案侧，时皆称之"。沈源深，字叔眉，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沈源深尝"从乡先辈倭仁学"，后为福建学政，"以化民成俗为己任，颁行张伯行《正谊堂全书》、陈宏谋《豫章学约》，并自述《劝学浅语》，训迪多士，奏请先儒游酢从祀文庙，位在杨时之次，闽中正学为之振兴"。可见，倭仁奖掖后学，即使其理学声名得以广播，也使正学在社会上得以昌明。
另外，早年在京师曾从倭仁问学的后学涂宗瀛 与洪汝奎，晚年都致力于刻书，倭仁文集《倭文端公遗书》和倭仁、吴廷栋校订的《理学宗传辨正》两书的初刻本都是由涂宗瀛的六安涂氏求我斋刻印刊行，后又都被洪汝奎辑入《洪氏唐石经馆丛书》，这些工作无疑有助于促进倭仁对社会的影响。
再次，理学名臣地位的影响。道咸时期，倭仁即以理学名于世。同治年间，倭仁飞黄腾达，位极人臣，成为一代理学名臣，其时，倭仁任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兼同治帝师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所谓"首辅、师傅、翰林掌院、户部总理，皆第一清要之席"。这种理学名臣的地位使倭仁成为当时士林社会的人伦表率，诚如曾国藩所说，乃"当世仪型，群流归仰"。以至于倭仁逝世时，翁同龢禁不住感叹:"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 "可见，倭仁在当时士林社会中的泰山北斗地位，难怪《清儒学案》称之为"道光以来一儒宗"。为倭仁在晚清儒学(理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家族成员
儿子
长子:福咸，拔贡，历任孟津县知县、江苏盐法道、署理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1860年)，与周天受一起战死于宁国，赏骑都尉世职，入《清史列传》忠义传。
次子:福纶，曾任广东候补同知、郎中。
幼子:福裕，官至奉天府府尹。
侄子
福润，官至安徽巡抚。
福曜，倭仁之侄。
孙
衡峻，福咸之子，曾任户部员外郎。
衡瑞，福咸之子，钦赐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