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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利貞:王陽明(下)(柏峰)

元亨利貞:王陽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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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利貞:王陽明(下)》中國當代作家柏峰寫的散文。

目錄

作品欣賞

元亨利貞:王陽明(下)

王陽明用四句話概括其為學宗旨:「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就是著名的四句教——這四句話的意思是:心的本體晶瑩純潔、無善無惡;但意念一經產生,善惡也隨之而來;能區分何為善、何為惡這種能力,就是孟子所說的「良知」;而儒學理論的重點之一就是——格物,在這裡就是「為善去惡」。這真是畫龍點睛,簡易直接,不偏有,不著空,直趨中道——這是王陽明哲學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

心體活潑自由,並不執着於具體善惡觀念,不執着於善的作用形式。因為世俗善惡觀念及善的作用形式會因時因地因群體而異,而心體先天至善之性卻是永恆的。

心體無善無惡,一「動」起來,即作用起來,就會「有善有惡」,發為善念善行或惡念惡行,就有了價值取向,各種善噁心念與行為形成習性。善習的作用是正面的、善的,惡習的作用是負面的,非正常的。 

格物就是致良知的功夫。王陽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學,他的格竹行為,是為了實踐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料格了七天七夜,什麼也沒發現,人卻因此病倒,從此對「格物」學說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於是,王陽明開始反對程頤朱熹從事事物物中求理的「格物致知」方法,認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去求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他贊成陸九淵「心即理」說,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不消外求。不過,王陽明並不完全認同陸九淵,說:陸象山之學「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語,亦未免沿襲之累」。王陽明的格物重點在於「致良知」,在於「知行合一」。「良知」是「知」,「致」是推致、是行。「致良知」即內含着「知行合一」的意義。作為一種認識論,知行觀在中國哲學史上出現甚早,《尚書·說命中》里就有「知之非艱,行之唯艱」的話。古代知行觀,自春秋至唐,均以《左傳》所倡知易行難為主。到了程朱,則認為「知」與「行」之間,「知」邏輯在先,處於更重要的優先的地位。可以概括為:知高於行、知先行後或知本行末。如程頤的觀點: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譬如人慾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行之心,其將何之?

朱熹繼承了二程觀點,認為知先行後:

義理不明,如何踐履?

知與行功夫須並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

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

——程朱倡知先行後說,雖認為知行有先後輕重之分別,但兩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廢。先知並非達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張在具體實踐中」知行互發」,其實屬於知行不二論:

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王陽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出了「知行合一」說,知必能行,行必有知。他說: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以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悌。

還說:

一念發動處即是行。

——王陽明反對朱熹的「先知後行」之說,認為朱熹「先知後行」有分裂知行之嫌——這是王陽明的誤會。兩人的知行觀及其學說並沒有原則性矛盾。黃宗羲評價朱熹、陸九淵時說過:「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其子黃百家也說:「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乃至戶中,則一也。」這些話用於朱熹與王陽明同樣合適。

十一、王陽明學說的影響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記載,王陽明之後,他的學說計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等七個學案。其他受王學影響,並以其為宗者也不在少數。

受王陽明直接影響形成的浙中學派,其主要弟子有王畿、錢德洪,以及徐愛等。徐愛是王陽明的妹夫,也是王陽明最早的及門弟子。他初聞王學,以為和先儒的傳統解說有出入,驚異不定,覺得無從下手。既而深入進去,並反身實踐,始信王學為孔門之嫡傳,由是而成為篤信王學之第一人。王陽明也稱他為自已門下之顏淵。他在王學門下的實際地位,也確實有與顏淵相似之處,一是他去世較早,未及得聞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二是他篤信實踐,雖得王學之真,但在理論上卻極少發明。他曾根據王陽明講解《大學》的基本宗旨,編成王陽明最主要的著作《傳習錄》。徐愛為學的特點在於強調涵養、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養心之體。他認為,學者之患在於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於物、他說,「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與徐愛的情況稍有不同,王畿師從王陽明的時間比較長,後且在吳、楚、閩、越、江、浙一帶講學長達四十年,專心傳播王學。所至之處,聽者雲集,影響極大,莫不以其為王學之宗主。他為學主張大徹大悟,以無念為宗,將儒學的宗旨歸為虎寂,具有融合儒釋道的思想傾向。其學最值得稱說者,是他與錢德洪關於王陽明四句教的一番爭論:1527年,嘉靖六年九月,王陽明將赴廣西,臨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與錢德洪就這四句話的不同理解發生爭議。王畿認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為此,他強調王學之四句教純系「權法,未可執定「,並由此進一步提出」四元「說,以為為學需「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主張從先天心體上上根,斷言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住此一點虛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陽明的良知說進一步引向禪學。 對於王畿的解釋,錢德洪當然無法贊成。他認為,王學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為心體原是無善無惡的,但大有習心,意念上便有善惡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正是復那性體的功夫,兩人爭論不休,遂請王陽明詳加解釋。王的解釋是,「二人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王畿)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通體各有未盡。」——由於此段話說在越城之天泉橋上,故史稱「天泉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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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柏峰,陝西蒲城人。著有多種文學理論專著、散文集。曾獲全國及省級文學獎。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