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亨利贞：王阳明(下)(柏峰)
作品欣赏
元亨利贞：王阳明(下)
王阳明用四句话概括其为学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四句教——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就是——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这真是画龙点睛，简易直接，不偏有，不著空，直趋中道——这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心体活泼自由，并不执着于具体善恶观念，不执着于善的作用形式。因为世俗善恶观念及善的作用形式会因时因地因群体而异，而心体先天至善之性却是永恒的。
心体无善无恶，一“动”起来，即作用起来，就会“有善有恶”，发为善念善行或恶念恶行，就有了价值取向，各种善恶心念与行为形成习性。善习的作用是正面的、善的，恶习的作用是负面的，非正常的。
格物就是致良知的功夫。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他的格竹行为，是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料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于是，王阳明开始反对程颐朱熹从事事物物中求理的“格物致知”方法，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去求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他赞成陆九渊“心即理”说，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不消外求。不过，王阳明并不完全认同陆九渊，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亦未免沿袭之累”。王阳明的格物重点在于“致良知”，在于“知行合一”。“良知”是“知”，“致”是推致、是行。“致良知”即内含着“知行合一”的意义。作为一种认识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甚早，《尚书·说命中》里就有“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话。古代知行观，自春秋至唐，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到了程朱，则认为“知”与“行”之间，“知”逻辑在先，处于更重要的优先的地位。可以概括为：知高于行、知先行后或知本行末。如程颐的观点：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之惑，将流荡而不知反，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虽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贵也。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
义理不明，如何践履?
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
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
——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虽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其实属于知行不二论:
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王阳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知必能行，行必有知。他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以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
还说：
一念发动处即是行。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认为朱熹“先知后行”有分裂知行之嫌——这是王阳明的误会。两人的知行观及其学说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黄宗羲评价朱熹、陆九渊时说过：“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乃至户中，则一也。”这些话用于朱熹与王阳明同样合适。
十一、王阳明学说的影响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王阳明之后，他的学说计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案。其他受王学影响，并以其为宗者也不在少数。
受王阳明直接影响形成的浙中学派，其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身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他在王学门下的实际地位，也确实有与颜渊相似之处，一是他去世较早，未及得闻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二是他笃信实践，虽得王学之真，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发明。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体。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且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的宗旨归为虎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其学最值得称说者，是他与钱德洪关于王阳明四句教的一番争论：1527年，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将赴广西，临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与钱德洪就这四句话的不同理解发生争议。王畿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为此，他强调王学之四句教纯系“权法，未可执定“，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四元“说，以为为学需“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主张从先天心体上上根，断言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 对于王畿的解释，钱德洪当然无法赞成。他认为，王学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为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大有习心，意念上便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复那性体的功夫，两人争论不休，遂请王阳明详加解释。王的解释是，“二人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通体各有未尽。”——由于此段话说在越城之天泉桥上，故史称“天泉证道”。
作者简介
柏峰，陕西蒲城人。著有多种文学理论专著、散文集。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