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亨利貞：王陽明(下)(柏峰)
作品欣賞
元亨利貞：王陽明(下)
王陽明用四句話概括其為學宗旨：「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就是著名的四句教——這四句話的意思是：心的本體晶瑩純潔、無善無惡；但意念一經產生，善惡也隨之而來；能區分何為善、何為惡這種能力，就是孟子所說的「良知」；而儒學理論的重點之一就是——格物，在這裡就是「為善去惡」。這真是畫龍點睛，簡易直接，不偏有，不著空，直趨中道——這是王陽明哲學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
心體活潑自由，並不執着於具體善惡觀念，不執着於善的作用形式。因為世俗善惡觀念及善的作用形式會因時因地因群體而異，而心體先天至善之性卻是永恆的。
心體無善無惡，一「動」起來，即作用起來，就會「有善有惡」，發為善念善行或惡念惡行，就有了價值取向，各種善噁心念與行為形成習性。善習的作用是正面的、善的，惡習的作用是負面的，非正常的。
格物就是致良知的功夫。王陽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學，他的格竹行為，是為了實踐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料格了七天七夜，什麼也沒發現，人卻因此病倒，從此對「格物」學說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於是，王陽明開始反對程頤朱熹從事事物物中求理的「格物致知」方法，認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去求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他贊成陸九淵「心即理」說，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不消外求。不過，王陽明並不完全認同陸九淵，說：陸象山之學「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語，亦未免沿襲之累」。王陽明的格物重點在於「致良知」，在於「知行合一」。「良知」是「知」，「致」是推致、是行。「致良知」即內含着「知行合一」的意義。作為一種認識論，知行觀在中國哲學史上出現甚早，《尚書·說命中》里就有「知之非艱，行之唯艱」的話。古代知行觀，自春秋至唐，均以《左傳》所倡知易行難為主。到了程朱，則認為「知」與「行」之間，「知」邏輯在先，處於更重要的優先的地位。可以概括為：知高於行、知先行後或知本行末。如程頤的觀點：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譬如人慾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行之心，其將何之?
朱熹繼承了二程觀點，認為知先行後：
義理不明，如何踐履?
知與行功夫須並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
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
——程朱倡知先行後說，雖認為知行有先後輕重之分別，但兩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廢。先知並非達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張在具體實踐中」知行互發」，其實屬於知行不二論:
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王陽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出了「知行合一」說，知必能行，行必有知。他說：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以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悌。
還說：
一念發動處即是行。
——王陽明反對朱熹的「先知後行」之說，認為朱熹「先知後行」有分裂知行之嫌——這是王陽明的誤會。兩人的知行觀及其學說並沒有原則性的矛盾。黃宗羲評價朱熹、陸九淵時說過：「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其子黃百家也說：「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乃至戶中，則一也。」這些話用於朱熹與王陽明同樣合適。
十一、王陽明學說的影響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記載，王陽明之後，他的學說計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等七個學案。其他受王學影響，並以其為宗者也不在少數。
受王陽明直接影響形成的浙中學派，其主要弟子有王畿、錢德洪，以及徐愛等。徐愛是王陽明的妹夫，也是王陽明最早的及門弟子。他初聞王學，以為和先儒的傳統解說有出入，驚異不定，覺得無從下手。既而深入進去，並反身實踐，始信王學為孔門之嫡傳，由是而成為篤信王學之第一人。王陽明也稱他為自已門下之顏淵。他在王學門下的實際地位，也確實有與顏淵相似之處，一是他去世較早，未及得聞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二是他篤信實踐，雖得王學之真，但在理論上卻極少發明。他曾根據王陽明講解《大學》的基本宗旨，編成王陽明最主要的著作《傳習錄》。徐愛為學的特點在於強調涵養、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養心之體。他認為，學者之患在於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於物、他說，「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與徐愛的情況稍有不同，王畿師從王陽明的時間比較長，後且在吳、楚、閩、越、江、浙一帶講學長達四十年，專心傳播王學。所至之處，聽者雲集，影響極大，莫不以其為王學之宗主。他為學主張大徹大悟，以無念為宗，將儒學的宗旨歸為虎寂，具有融合儒釋道的思想傾向。其學最值得稱說者，是他與錢德洪關於王陽明四句教的一番爭論：1527年，嘉靖六年九月，王陽明將赴廣西，臨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與錢德洪就這四句話的不同理解發生爭議。王畿認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為此，他強調王學之四句教純系「權法，未可執定「，並由此進一步提出」四元「說，以為為學需「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主張從先天心體上上根，斷言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住此一點虛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陽明的良知說進一步引向禪學。 對於王畿的解釋，錢德洪當然無法贊成。他認為，王學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為心體原是無善無惡的，但大有習心，意念上便有善惡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正是復那性體的功夫，兩人爭論不休，遂請王陽明詳加解釋。王的解釋是，「二人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王畿）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通體各有未盡。」——由於此段話說在越城之天泉橋上，故史稱「天泉證道」。
作者簡介
柏峰，陝西蒲城人。著有多種文學理論專著、散文集。曾獲全國及省級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