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
列文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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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1920年6月10日 逝世 1969年4月6日 母校 哈佛大学 专业 美国汉学家 主要成就 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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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里奇蒙·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1920年6月10日－1969年4月6日），美国汉学家。生于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1951年经费正清推荐至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代表作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1969年他因划艇事故死亡。[1]。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他设立了列文森图书奖。
目录
论述
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里，列文森与梁启超的心灵展开对话，重点探讨了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列文森在讨论中提出了“历史—价值”二分的观点，即“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他指出，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其成员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十九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中被撕裂了”。他的这一发现一度为许多学者所称道，也为一些大陆学者所认同。在大陆学界，这个命题被概括为一个着名的公式——“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列文森还提出了“理智—情感”二分的观点，即将一个人的理智和情感区别开来，指出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在理智上疏离而在情感上倾向他的传统”（intellectuallyalienatedandemotionallytiedtohistradition）这句话，成为列文森贯串全书的一句名言。
列文森关于“现代中国的三部曲”—《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是其最重要的著作，它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列文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是书出版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杜维明曾经这样说道：“《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七十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中心论旨是中国儒家文明的现代命运，“这是现代最重要和最具吸引力的问题之一”。具体而言，列文森所要倾力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亚洲所有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只有中国经历了与其过去——儒家秩序的断裂，而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其它文化传统在进入现代世界时则保持了连续性？为什么能够在与儒家传统发生断裂的中国获得成功？列文森在这部皇皇三册的巨着中，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详细分析了明、清以降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各派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生动描述了儒家在现代中国发展中的曲折命运。
列文森指出，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阐述这个问题时，他运用了“词汇”和“语言”（VocabularyandLanguage）的比喻。他指出，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和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是“词汇”的变化，而是“语言”的变化；不是量（quantity）的变化，而是质（quality）的变化。在他看来，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冲击，属于“词汇”的变化；而19世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则可称为“语言”的改变。为什么前者只是“词汇”的变化，后者却是“语言”的改变？列文森说，“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没有对中国整个社会产生过冲击，它与中国的接触仅限于思想方面”；而19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全面的社会冲击，并不限于思想。列文森说，“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当由外国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会瓦解开始后（这种情况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发生过，而且在中国也只发生在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后），外国思想便开始取代本国思想”。所以，社会“语言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是涉及社会本质的、刻骨铭心的变化，是外国入侵、非单一思想冲击背景下的变化。列文森的这一比喻，深刻说明了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性质所发生的剧变。
汉学专业
作为一名思想史家，列文森不仅精通历史学，还通晓哲学、社会学、美学和艺术。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他以其深刻的审美领悟力，对明代和清初一些有代表性画家的绘画风格进行了分析。虽然列文森的研究资料中，并不真的用图像性的绘画，而更多使用的是文字性的绘画史文献，但他试图通过对明清绘画史的分析来揭示儒家文化精神的特质，所选取的角度是十分独特的。列文森说，明朝末年，画界已形成一种风尚：即官僚本人就是画家，并且特别喜爱自己的画，而那些专业画家反而受人冷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列文森认为，原因很简单，儒家官僚“轻视职业化”，崇尚“业余理想”（amateurideal）。所谓“业余理想”是相对于作为现代精神的理性化、专业化而言。儒家这种“业余理想”的背后，实际体现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列文森的“业余理想”说，确实抓住了儒家人格形态与现代社会分工下的专家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儒家的理想人格形态是全面型的，其所内涵的人文要求既是道德的、价值理想（目的）的，同时也是普遍文化的、“智（知）的”。儒家所代表的人格形态是人文学的充分体现。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诗人、画家，同时还做政治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是全能的。而韦伯（MaxWeber）认为现代人的最大特征是职业属性，现代化的过程是职业化、专业化、官僚化、理性化的过程。受韦伯思想的影响，列文森认为现代文明是一个专业化的、以科技为主的文明，在专业分工越来越明细的现代工业文明里，儒家的“业余理想”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性人才”是相对立的，所以儒家所代表的这种人格形态是最没有办法在现代文明里生存的。 作为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列文森不仅见识深刻、眼光敏锐，而且研究特点也颇鲜明。这里不妨对其研究特点做一约略探索。
获奖
- 1954-55年:富布赖特奖(Fulbright)
- 1958–59年: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奖(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 1962-63年:古根海姆人文奖学金(Guggenheim Fellowship for Humanities)。
纪念奖
为感念列文森的学术贡献，由中国和中亚研究协会理事会(the China and Inner Asia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提供的约瑟夫·莱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成就
保罗·科恩(Paul Cohan)曾在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历史著作《发现中国的历史》中评论说:莱文森"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比任何其他美国历史学家都更有想像力地、更有说服力地处理现代化和文化变革问题"。
作品
-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
-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1958-1965）
- 《Chin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1969）
- 《革命与世界主义》（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