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航琛
劉航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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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淸光緖二十二年丙申（西歷1896年）九月初十日，劉賓遠生於中藥業世家，舉家信奉天主教，取教義中“我愛人人，人人愛我”之意，喚藥鋪為愛人堂。其祖父劉敬亭釀造“百花酒”，酒廠成為劉家的主要產業。其父劉子休執掌企業後，因與瀘縣天主教堂法籍主教交厚，主教將清政府對四川歷次教案的賠款存于愛人堂；利用這筆巨款，使劉家從小作坊主一躍而為瀘縣富豪。1924年劉子休病死，其遺囑將家產一分為二，平分于劉航琛與其長姐劉茂先；劉航琛以其姐經營愛人堂駕輕就熟為由，將自己名下的一半家產也交予劉茂先打理。
- 1933年，劉湘聯合鄧錫侯、田頌堯打敗劉文輝，統一全川，但懾於川北紅四方面軍的威力，投靠中央政府。蔣介石派遣參謀團、別動隊來重慶，勢力進入四川；劉湘派劉航琛為駐南京代表。從此，劉航琛靠攏四大家族與政學系力量。
- 1938年5月，代理四川省主席王緒瓚整理省財政廳帳目，通緝劉航琛。劉航琛出逃香港。
- 1940年1月，王纘緒垮臺，劉航琛由港返渝，掌管川鹽銀行。
- 1947年9月初，在剛剛出任廣東省主席的宋子文推動下，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劉航琛到香港找李濟深，提出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其中提出：蔣介石以元首身份出國，試以半年為期。由孫科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國共雙方停戰，聽候處理。釋放張學良，請馮玉祥（此時在美國）、何應欽（時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團中國政府代表）返回國內共商國是。由南京政府下令：一、責備自己，與民更始；二、國共兩軍休戰；三、籌開和平會議。孫科代理國民政府主席時期，一切保持現狀，和平會議結果，由孫實施。在上述方案的實施有了一定的頭緒之後，“請蔣歸國，垂拱高位”；籌備和平統一會議，由南京政府聘請李濟深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張學良、毛澤東為副主任，何應欽、馮玉祥、白崇禧、龍雲、宋慶齡、陳濟棠及中共將領二人、超然人士四人為籌備委員。籌備委員會的任務是：一、國共問題初步協議；二、籌備正式會議，決定委員名單，由南京政府委任，其委員名額分配為國民黨15人，共產黨15人，超然人士32人（每省一人，餘遴選）。和平統一會議的議題為：一、建立聯合政府問題；二、國共兩軍縮編問題；三、國民大會問題；四、外交問題；五、經濟問題；六、罷免陳誠、張群、陳立夫，但不牽連，不清算，不懲處。香港地下黨得到消息後，一度有意加以利用，即遭到中共中央的明確批評。
- 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中央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野戰軍前委的《中央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 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畫的指示》（即“酉感指示”），指出：
劉航琛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蔣宋陰謀，黨內部分同志認為可以利用此種計畫促蔣下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估計到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覆滅過程，可能有二種形式：一種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全國人民將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統治不經曲折地一直打垮，反動武裝完全消滅。另一種是反動統治內部在中途舉行政變，並在美帝贊助下，送蔣出國，找出孫科、馮玉祥、何應欽、陳濟棠、龍雲、宋子文、邵力子、張治中這類人主持停戰議和，想以緩兵之計維持已瀕崩潰的統治局面，或維持一個偏安局面，待機再起。再一種是在蔣介石反動統治大崩潰的時候，凡我解放軍所未及到達的地方及各人城市中，將有各種形式的反蔣運動發生，其中包括很多偽裝分子，乘機竊利，並和我們爭奪革命領導權。在這三種形式面前，我們必須堅持第一種形式，把中國革命戰爭進行到底，警戒和揭穿第二種形式的陰謀，預防第三種形式會在時機成熟時突然出現。並要預見到二、三兩種形式會在某種時機交錯地出現。現在雖還沒到蔣介石統治大崩潰的時候，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甚至連蔣介石集團自己及其美國主子以及一般中產階級，都在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劉航琛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蔣宋指使下來作緩兵計的陰謀。請蔣暫避，保持現狀，維護正統，縮編共軍，既不清算，又不懲處，成則可造成拉攏一切對蔣不滿的地方勢力及中間黨派來與我們對立，迷惑人民，孤立我黨，待機反攻；不成則退保粵、桂、川、滇、黔、康，在自衛口號下不許我軍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勢，實際上是為蔣介石反動統治製造緩衝地區和後備力量。這是一箭雙雕辦法，不但何應欽、白崇禧這類人可以偽裝反蔣，就連宋子文、張群、張治中、朱家驊這類嫡系都可出頭反蔣，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蔣陣線，組織擁蔣力量。我們對於這類陰謀只有揭露反對，藉以測驗反蔣派別及人物的真偽，喚起人民大眾更進一層的覺悟，決無利用拉攏之理。假使這個界限不分清，我們的反蔣統一戰線必致為敵人鑽入利用，不僅真正的反蔣運動不能開展，人民中的反蔣觀念也會被模糊，對於推動革命高潮，開展反攻勝利是極端不利的。但如果我們事先的揭露工作做得不夠，南方及各大城市人民群眾的多數竟被劉航琛一類計畫所迷惑時，我們為爭取群眾起見，亦可能採取某種臨時迂回方法，達到覺醒群眾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之目的。這要看當時情況才能決定。
1949年10月中旬，由重慶攜眷逃香港，把民生公司在海上的輪船組織起來，打出民生公司總留守處招牌，自任總經理，到臺灣彙報。蔣介石以劉航琛過早棄職（行政院經濟部部長）逃港，經濟部事務交代不清，命令逮捕追究。經何應欽、張群向蔣乞求，取保釋放。劉折返香港長居。
酒店少東家
劉航琛，四川省瀘縣人，生於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中葯業世家，舉家信奉天主教，取教義中"我愛人人，人人愛我"之意，喚葯鋪為愛人堂。其祖父劉敬亭曾購得蒸餾器一套，並用于提取葯材、花草中的有效成分和香精，發明出了一種有花香的低度甜酒，取名為"百花酒"。"百花酒"一經投放市場，便大受歡迎，劉敬亭便開設酒廠，推出蘭花、玫瑰等不同香型的甜酒。酒廠大獲成功，成為劉家的主要產業。
劉航琛之父劉子休執掌企業後，因與瀘縣天主教堂法籍主教交厚，主教將清政府對四川歷次教案的賠款，存于愛人堂。劉則利用這筆巨款，大肆擴充"愛仁堂"業務，並向法國人學得釀造花酒技術，取名"露酒"，獨創一格地由瓦罐改用玻璃瓶裝酒。在瀘縣酒業中，遂以露酒聞名，僅亞于當時名曲"溫永盛"，獲利甚豐。劉子休還推出了日後著名的白酒-瀘州大曲。愛人堂酒廠的成功使劉家從小作坊主一躍而為瀘縣富豪。
- 1916年，少東家劉航琛考上北京大學理科預科，三年預科結束後，轉入北大經濟系。八年的大學生涯，為其後來在財政、金融方面的縱橫捭闔打下了基礎。劉航琛在北大曾以攜妻就讀、逛八大胡同、豪賭、拒參加五四運動等怪行為同窗所側目。劉航琛信奉實用主義，對俄式革命不以為然，認為要強國，必先振興經濟，所以和當時"要救國就必須講政治"的主流觀點背道而馳。當時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都意識到光憑帳下一群武夫，無法達到其獨佔四川的目的，分別遣使前往北京，在大學生中網羅川籍人才，劉湘得到了何北衡、範崇實等人，劉文輝則得到了寧芷村。對于軍閥們的延聘，劉航琛一口回絕。
- 1923年，劉航琛北大畢業回鄉任瀘縣中學校長，並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盡管舉得了一定成效，也為學生們所擁戴，但由于被他解聘的一批守舊無能的教員對他大潑髒水，捕風捉影，呈文上告，最終劉航琛窮于應付，辭職赴渝，做起了愛人堂重慶分店的少東家。不久劉子休病危，死前重述了劉氏家規-不得做官，並立遺囑，將家產一分為二，平分于劉航琛與其長姐劉茂先。對這份有悖傳統的家產分割決定，劉航琛毫無意見，以其姐經營愛人堂駕輕就熟為由，將自己名下的一半家產也交予劉茂先打理。劉航琛在瀘州過起遊手好閒的生活，並因賭博與駐扎在當地的兩位川軍師長結識。軍閥們要拉他從軍做顧問，劉航琛深覺不妥，留書一封，以打理重慶業務為由，逃離瀘州。
- 1926年四川軍閥劉湘再度控製重慶後，設有煙酒稅征收局，由原但懋辛軍的參謀長兼副官長王旭東之兄王用九任局長，把玻璃瓶裝酒一律視為"洋酒"，按機製酒類征稅條例課以重稅。"愛仁堂"的瓶裝露酒，即按洋酒課征，劉航琛特為此事來重慶申訴，他遞給王用九的呈文中，有這樣一段話:"鈞座所訂規章，不問酒之洋不洋，隻問瓶之玻不玻，若如鈞座穿西裝，著革履，遂謂之為洋人，可乎?"王用九閱後大怒，立即查封"愛仁堂"重慶分號並要逮捕劉航琛究辦。劉航琛不得已求助于老同學何北衡，何北衡此時任21軍政治部科長兼巴縣縣長，在政、商兩界十分活躍。在何北衡的斡旋下，由21軍第三師師長王陵基出面解決此事，但前提是劉航琛出山給王陵基做顧問。酒稅風波使劉航琛大受刺激，他意識到在這樣的社會，有錢無勢，毫無安全感可言，從此他拋棄祖訓，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
四川財神爺
1927年春節，劉湘設宴犒勞21軍軍政研究所所有部屬，該所為劉湘模仿黃埔軍校而開辦的一所軍事政治學校，教材也以黃埔課本為藍本。蒙王陵基推薦，劉航琛在該所擔任政治歷史教官。身穿長衫的劉航琛是席上惟一未著軍服者，可能是這個原因，劉湘坐到他的旁邊，當劉湘得知劉航琛為北大經濟系畢業生時，眼睛一亮，熱情地稱之為"航琛兄"，並"禮賢下士"地邀請他參加四川督辦公署的經濟會議。從此二劉結識，兩年後劉航琛正式成為劉湘的重要幕僚，在劉湘統一四川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可謂劉湘之"蕭何"。
鑄造銅元，以大改小
1928年，王陵基兼任局長的銅元局已經虧損四十五萬兩銀子，心急火燎的王陵基找到劉航琛，請其幫忙整飭銅元局。就任局長後的劉航琛發現虧損是經營不善所致，一方面原料不足，導致開工不足，人工和開銷大量虛耗;另一方面，重慶銅元局鑄造的銅元比其他軍閥鑄造的同樣面值的銅元大一倍，等于為人作嫁。于是劉航琛到處籌款，從銀行家楊粲三那裏高利借得八百萬兩白銀，用以購進銅料，並毀去大錢銅模，改鑄小錢。三個月後，除償還楊粲三本息、彌補虧空外，重慶銅元局還凈餘白銀幾萬兩。這樣一來，迅速扭虧為盈，第一年的賺項以銀元計就達40餘萬元之多。為劉湘的財政增添了一項巨大收入。
為二十一軍廣籌軍費
1927年，劉湘的財政負債已高達八九百萬元，1928年，劉湘與楊森交戰獲勝，地盤擴大到二十八縣，軍隊增至七萬多人，但仍嚴重入不敷出。為此，于1929年劉湘起用劉航琛主管財政。劉航琛主動與劉湘約法三章:如果劉航琛營私舞弊，劉湘對他有槍斃權;如劉航琛與劉湘有重大意見分歧，劉湘對他有罷免權;除此之外，財政由劉航琛全權負責，劉湘不得下手令提款，也不得幹預他執行預算。當時劉湘的部下動輒持劉湘手令到財務處支款，而劉湘為了籠絡部屬，往往聽之任之，使財政虧空雪上加霜。劉航琛想把規矩立在前頭，以防後患。
劉航琛就任財長處長後，開始實施他向劉湘提出的聚斂之策-"如仍照從前辦法，僅賴徵收地賦，強派捐稅，決不可能籌到鉅款來擴充軍隊。根本之計，在於加重稅捐，爭取鹽稅，整飭特稅。但仍有緩不濟急之時，必須仿照南京政府發行公債，化遠期款為現款，以應急需。同時利用金融界和商幫的實力，作為緩急相通，不必將他們當做強派硬索的對象"。劉航琛一上任就精簡機構、合並稅局，這些稅局往往為劉湘親信部屬及其親朋所把持，貪汙中飽，如雁過拔毛，稅款到達督辦公署時，已剩六成。為減少阻力，劉航琛說服劉湘兼任捐稅總局總辦，但捐稅總局又歸劉航琛的財務處管理。在劉航琛的建議下，劉湘將所有的三十多個捐稅局全部裁撤，合並為捐稅總局。本來打算在總局成立典禮上搗亂的師長、旅長們，見劉湘是總局總辦，便都打不起精神來。合並稅局後的第一個月，21軍的財政赤字便告消滅，還盈餘一百四十多萬元，第二月結餘二百七十多萬元，劉航琛如數上報於劉湘，並保證，今後每月上繳金額不少於此數。劉湘驚喜之餘，用這筆錢在重慶建立了一所擁有最新設備的兵工廠，此廠在劉湘、劉文輝為爭奪四川主導權的"二劉之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其後，劉航琛便把眼光放在了鹽稅上，鹽稅作為國稅，本應上繳國庫，但在軍閥混戰時代，鹽稅則是軍閥們穩定、可觀的一筆軍費。在四川，自貢等產鹽區為劉文輝控製，而川鹽運銷的重要碼頭重慶則在劉湘手上。劉航琛以21軍代表身份與劉文輝24軍代表張富安、寧芷村談判，經過討價還價，兩軍在重慶設立財務統籌處，張富安任處長，劉航琛任副處長，寧芷村任科長，平均瓜分鹽稅，雙方各得二十萬元。
劉航琛還在特稅(鴉片稅)上下足了功夫，劉湘政府以征收重稅便可壓製鴉片市場活力為由，公開征收特稅。而劉航琛則發明了一條新規定:對原來不產煙土或少產煙土的地區，不論是否種煙，一律征收"畝捐"，金額相當于各縣一兩年的糧稅;另外，還加收煙土運銷稅，凡上過稅的煙土可以在本省銷售，還可運銷省外。劉航琛甚至還針對煙土銷售終端設立了"紅燈捐"和"癮民捐"，凡是繳納"紅燈捐"者才有資格開設煙館，凡是按月繳納"癮民捐"者才能公開吸煙，否則將受到罰款。
對於劉湘部下，劉航琛也板起面孔，對于支款要求，一概不理，甚至撕毀過劉湘的手令。此後，劉湘再未為部下下過支款的手令，直至去世。為了應付劉湘越來越龐大的軍費開支，劉航琛開始向工商、金融業大肆舉債。由於此前軍閥"借款"，從無償還之時，商人對軍閥的額度懷有戒心，劉航琛召集銀行、錢莊、鹽幫頭面人物開會，向他們借款，他們雖不願借予，但迫於壓力，不得不借出一些，權當被勒索了。但借據到期，有幾人抱著試試的態度拿借條去財務處兌現，結果不但順利收回借款，還得到了劉航琛的盛情款待。鹽幫是四川首富，因怕得罪劉湘，不敢去兌現，劉航琛派人去請，親自將銀子交還。劉航琛追著還錢的新聞很快傳開，從此開啟了向工商界大肆借錢的通道。
他先是以債養債，到處挪賬以應付日益龐大的軍費開支。到1931年，四川已成為兩大軍閥的競技場，一方是劉湘，另一方是劉文輝。劉湘擁兵十多萬，裝備有軍艦、飛機、大炮、重機槍等現代武器，並控製川東幾十縣，扼守著長江上遊咽喉。劉文輝的防區也已發展到包括西康在內的七十餘縣，兵力亦有十多萬。二人都想先統一四川，再稱雄西南，甚至問鼎中原。此時，劉航琛通過稅收、舉債已不能應付軍費開支，便準備化遠期款為現款。劉航琛聯合聚興誠銀行董事長楊粲三、美豐銀行總經理康寶恕、川鹽銀行董事長吳受彤大量發行公債、庫券，並仿照上海，在重慶設立證券交易所，並兼營申匯。這些舉措，使劉湘在軍事實力上明顯優于劉文輝，成為在"二劉之戰"中，劉湘最終獲勝的主要原因。從1932年到1933年十月戰爭結束、劉文輝退守西康為止，21軍共發行各種庫券公債計有十項，總金額高達四千一百三十萬元。"二劉之戰"是四川二十多年軍閥混戰中，規模最大也是最後的一次大戰，一方面，四川的統一使政治趨向正軌，人民得以休息，為後來的全面抗戰構築了一個穩固的後方;另一方面，戰爭也使川民飽受苦難。
在"二劉之戰"前，劉航琛還作為劉湘特使，往返南京與重慶之間，向蔣介石示好，爭取中央政府的支持。此間，劉航琛得以結識宋子文、蔣介石，劉航琛整飭四川財政的方案也深為他們所賞識。由于劉航琛得罪了劉湘的軍師-神漢劉從雲，又與王陵基往來密切，王後來駐防萬縣，扼守水路交通要道，劉湘深恐王、劉勾結，發生異端;受到劉湘猜忌，劉湘覺得劉航琛言大而誇，居心叵測，不易駕馭:所以劉湘上報中央請求批準的四川省財政廳長的人選並不是劉航琛，而是劉湘的親信唐棣之。在宋子文的幹預下，劉航琛擠掉唐棣之，成為首任四川省財政廳長。1935年2月，國民黨統治下的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劉湘出任主席，劉航琛也同時出掌財政廳。
整理四川財政
劉航琛當上財政廳長之前，就搞了一個《整理四川財政方案》。他受任財政廳長尚未回川就職，便把"方案"抄寄給上海《申報》，以"新任四川財政廳長劉航琛談整理四川財政方案"的標題刊登出來。
四出省政府新成立時，財政上要急于解決的問題是編製1935年7月到1936年6月的年度預算，這個預算，根據全省各項開支需要將近7000多萬元，還要加上省政府成立後，從2月到5月有支無收的幾個月的貸款逐步籌還的數位。到1936年上半年編製7月至1937年6月的年度預算，支出約需8000多萬元。在劉航琛任職期間，要解決財政上這樣龐大開支，絕非易事。他重操故伎，採取整飭稅收，開辦新稅。擴大額度，套取資金等辦法，大量增加人民負擔。
- 極力整飭田賦收入。劉航琛為了加重田賦收入，過去曾製定田賦整飭方案，重新清理田地面積，使各縣田畝，普遍增加。全川各縣條糧，總計60多萬兩，辛亥革命後，折征銀元，約每糧一兩，折征為銀元十幾元，總共年可收入700多萬元。本為一年一征，劉航琛附加3倍的所謂臨時"剿赤"經費，這樣實際成了一年四征，更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
- 整理田地買賣和典當的稅收。過去田地的買賣和典當都要課稅，各縣征收單位不一致，為了劃一稅率，把買契稅改為照契價每百元收百分之十幾，典契稅照契價每百元收百分之幾。這樣一改。兩種契稅，一年可收1000萬元以上。
- 全川驗換契紙。劉在主持二十一軍財政時，曾在防區各縣辦理過查驗契紙，大契每張收1元，小契5角，白契補稅，過期不驗收罰金，每契還要另貼印花，搜刮民脂不少。他現在花樣翻新，稅金加重，把過去各防區印稅的契紙，宣布完全無效，一律換成經國民黨四川省政府蓋印的契紙，才算合法有效。于1936年下半年開始實施。每張契紙驗換時，100元以上的大契收費3元，100元以下的小契收費1元5角，典當契照減半收費。在一定期限內拿到征收機關驗換的，不管紅契或白契，均一律驗換，白契不罰。這辦法收到實效，特別是把陳年的白契都騙出來隻補稅不罰就驗換了。驗契每張收入雖微，但集腋成裘，超過預算兩倍以上，達1500萬元之多。
- 加重屠宰稅附加。全川各縣市的屠宰稅，原來系教育專款。劉航琛在正稅之外，每頭豬附加稅收2元，以每年殺豬約四五百萬頭計，約可收稅1000萬元。
- 實行貨物一稅製。他在廢除苛捐雜稅、關卡釐金的幌子下，實行在四川境內對進;出口貨物隻征稅一次。憑票通行，不再征稅。一稅製在手續上簡化了，也可避免一些收稅人員的勒索，但在人民負擔上並未減輕。稅率是值百抽五，約計全年可收入800萬元。
- 繼續征收禁煙稅。這項稅大體上分為兩種區域征收:一是種煙區，一是非種煙區。對兩種區域吃煙的人都要抽收紅燈捐，種煙區要加抽煙窩捐。對于進出口的煙土抽過道捐，如雲貴煙土運銷四川，或由四川運銷他省都要上稅。四川省設有"禁煙總局"，各縣設有"禁煙督查處"等機構，就是專管煙土種、運、售、吸等事宜，重慶一段時間還曾實行過煙土"統收統銷"。劉在預算上的禁煙稅收入，隻列了幾百萬元，實際上要多好幾倍。
- 開辦營業稅。這項營業稅于1936年度開辦。在城市集鎮各類商店就它的營業額按稅率3%征收。經國民政府指撥為省地方收入。省政府還製定了營業稅征收條例和施行細則，發給各縣執行。開辦初期，雖發生很大困難，有的縣份還引起商人罷市的風潮。省政府以這項稅收數位大，稅源正常，責成各縣縣長負責貫徹實施，如果行不通，就唯該縣長是問，用行政壓力推行。
- 改組成立省行、收回地鈔、發行輔幣。省政府成立後，劉航琛即改組四川地方銀行為四川省銀行，加撥資本80萬，湊足資本200萬元，並兼任總經理。當時四川財政困難，無款增資，劉便耍了一套"空中懸傘"的把戲。他以財政廳長名義飭令省行立出一個月期的本票2張，金額各40萬元，交由財政廳轉向重慶美豐、川康兩銀行各抵借40萬元，此項借款即作為省政府撥給省行的增資款。時間不到一月，財政廳用面額140萬元的四川省庫券向省行抵押借款80萬元，省行付給即期本票80萬，財政廳即用以分別償還美豐、川康兩行借款，抽出原由省行立出一月期的本票退還省行。與此同時，財政廳又以95萬元的四川建設公債向省行抵借58萬元。這樣，財政廳在四川地方銀行改組為四川省銀行的時侯，名曰增資80萬，實際財政廳倒套借了58萬元。這是劉航琛擴大額度，套取資金，慣用的手法之一。
劉航琛任省行總經理後，首先面臨收回地鈔問題。四川省地方銀行于1934年成立，為解決劉湘軍費開支的需要，一開始就發行"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簡稱地鈔)。票面分1元、5元、10元3種。截至1935年4月9日止，地鈔發行額達3300餘萬元，而現金準備隻有300餘萬元，不及1/10。遂致現金日貴，地鈔日賤，每千元地鈔掉換現金，需補水達六七十元至一百七八十元。釀成重慶、成都發生嚴重的擠兌現象，甚至發生擠傷人和踩死人的事故多起。人心浮動，難以平息。劉航琛以財政廳長身份，一面邀集重慶金融界商議，決定將各行庄所有地鈔，盡量交由"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準備庫"封存，組織"抵解委員會"，發行一種"抵解證"。此證可在市面流通使用，每月半、月底掉換一次，每半個月應得子金即附帶註明于證內。子金由財政廳負擔，歸執證人所有。利率若幹，則于月半、月底之前一日，由"抵解委員會"召集各行庄議定之。此法實行後，重慶各行庄共封存地鈔700萬元。地鈔發行額雖有 3000餘萬之巨，但以川省幅員遼闊，外縣流通者佔多半。重慶一地封存700餘萬元不用，市面籌碼頓形減少，擠兌之風因此和緩。同時派專車運現接濟成都，風潮始暫平息下來。另一面又求助于蔣介石。蔣的中央統治勢力伸進四川，在成都設立"委員長行營"，推行其法幣政策，把發鈔權收歸中央。幾經策劃，由"行營"于1935年9月15日明令公布地鈔按八折以"中央本鈔"收銷，使四川人民蒙受重大損失。
但在地鈔于1936年11月20日全部以八折掉換中央本鈔之前，劉航琛就向財政部請示由四川省銀行發行5角輔幣。四川省銀行同各地銀行、錢庄以簽訂契約方式領用輔幣，以擴大發行。據1937年10月四川省銀行帳面記載，實際發行額為998.3萬元，已達到飽和點，以後奉令停止發行。輔幣券紙質低劣，極易損壞，在流通過程中，散失很多，有相當一部分未能收回，使人民又遭受一次禍殃。
劉航琛發行紙幣的野心，並不止此，也不因為發行條例的限製而把他束縛在隻發行輔幣的範圍之內。相反，除了大量印刷5角的輔幣外，還大量地印刷了5元、10元一張的大額鈔票達一億幾千萬元，不過這種大鈔，礙于國民政府金融法令，沒有發行出來。接著抗戰爆發，劉湘死在漢口，劉航琛的財政廳長也隨之垮台，他即把印製的大鈔作為禮品送給宋子文，以獻媚討好的口氣說:抗戰發生，需要大批軍費，增發鈔票，勢在必行。用省行名義印的鈔票，隻要塗去四川省銀行字樣，加蓋財政部或中央銀行圖章就可發行。宋欣然接受、實行，這就增添了紙幣泛濫、貶值的一部分籌碼。 - 發行公債。在劉航琛擔任財政廳長期間，還先後發行了"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二十五年整理四川金融庫券"、"二十五年四川善後公債"、"二十五年四川建設及換償公債"，金額共達1.45億元。在發行這樣大量的債券中，劉航琛仍採取過去辦法，以各家銀行錢庄作為推銷債券主要對象，分別給以不同利息和按票面額六折或七折推銷。
- 收兌利濟期票。劉航琛任財政廳長後，重慶禁煙總局局長由唐華接任。對煙土實行"統收統銷"，以便官方壟斷專利。當時，重慶統收處官商合組"利濟財團"(以川鹽銀行和美豐銀行股本最多，遂由川鹽董事長吳受彤、美豐總經理康心如分任財團總經理、協理)，集資 500萬元，作為收購基金，收購現金不足時，就開出期票收購煙商存貨，再將收購煙土分發所屬各縣的禁煙分處銷售。統收票由于存貨積壓，無法脫手，而煙商手上捏有不少煙土紛請收購，亦不能解決，加以派給各縣禁煙分處的煙款收不回來，影響"利濟"期票到期不能兌現。而"利濟"期票，多數由鹽商持向重慶金融界貼現，如期不能兌現，單是各銀行頭寸就積壓 2000多萬元，造成市面銀根特緊。當時吳受彤和康心如為此事同唐華鬧翻了，互相埋怨，大吵大罵。劉航琛在場，他當即裝出竭力解決此事的關心態度說:把未兌現的"利濟"期票，一齊收來拿給我，換給財政廳的期票，認二分利，統收處的存貨歸我出賣了來償還。他這樣作，表面上是把"包袱"轉給財政廳，使市面銀根活躍起來，而實際上他借機抓住這筆錢解救當時四川財政上的困難。
此外，劉航琛為了培植一批親信，發展基層勢力，在1935年上半年，開辦"財訓班"，以劉湘為班導，自任副主任。一共辦了3期，每期3至5月不等。結業後將這批人員調往省內各地征收機關，有的充任征收局長，控製了各地的財政收入。
總的，由于四川軍閥防區製的打破，軍事、政治、財政基本上趨于統一，在劉航琛擔任財政廳長期間，由于他多方搜括民財，扭轉了四川的財政困難局面，確已做到收支平衡，還有結餘。
支持劉湘編外擴軍
蔣介石派參謀團入川的首要任務，在于統一改編四川的軍隊。據說當時全川各軍核實編完過後，尚有二百七八十個團之多。改編以後，仍由各軍軍長統率，按名發餉，任何部隊均不得再有增加，堵塞了各軍任意擴充部隊的門路。劉湘部隊實力雖遠超其他各軍之上。但其野心不死，還要利用軍、政、財大權在握，暗中發展部隊，不斷擴充自己的力量。劉湘將在原有部隊之外，增加若幹團的意圖，同劉航琛商量，要他在財政上想辦法，並提出購買武器需要2000萬元左右。劉航琛極力表示願意效忠，還拍著胸膛說:"甫公 (即劉湘)盡管去辦好了，財務完全由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