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夏衍)
作品欣赏
包身工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人们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叫喊。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尽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 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 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钝感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 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女人们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 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 芦柴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 的分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们所指骂的“懒 虫”和“猪猡”,所以,除出“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 的墙圈里还住着二千个左右穿着破烂衣服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 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 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 各种各样,好看好玩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悔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 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 洋十元,人银两讫,“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工的 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 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东洋厂家将这些红砖墙围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价租给“带工”,“带工”就在这鸽子笼一般的“洋式”楼房里装进三十几部没有固定车脚 的活动机器。这种工房没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门”,它们的前门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门一样。每扇前门楹上,一律钉着一块三寸长的木 牌,上面用东洋笔法的汉字写着:“陈永田泰洲”、“许富达维扬”等等带工头的籍贯和名字。门上,大大小小地贴着褪了色的红纸春联,中 间,大都是红纸剪的元宝、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图像。春联的文字,大都是“积德前程远”、“存仁后步 宽”之类。这些春联贴在这种地方,好像是在对别人骄傲,又像是在对自己讽刺。
四点半之后,当没有影子和线条的晨光胆怯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 的朝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 拗执地粘在她们头发上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 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 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们的 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中午的饭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可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 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菜的叶瓣,用盐卤渍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位,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着 头用舌头舐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 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 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下一些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 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的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来。据说, 这是一种极合经营原则和经济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 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 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 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 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 “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 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 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 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不能挣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 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很快的一个打杂的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 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白相人”,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自由的权利。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 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后来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露骨 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 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出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 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 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 一种“罐装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或者“养成工”。试验 工的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的期间那就表示了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 个小时,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几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 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 “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
五点钟,第一回声很有劲地叫了。——那扇铁门一推开,就像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家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对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洁一点,有人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一点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青莲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条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而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也许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轻别人,这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印度门警把守着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 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粘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之后,内外棉摇班(罢工)了,可 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 由丰田厂的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了。——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中国厂当然没有,英国厂,譬如怡和,工人 进厂的时候还可以随便地带个把亲戚或者自己的儿女去学习(当然不给工资),怡和厂里随处可以看见七八岁甚至五六岁的童工,这当然是不 取工钱的“赠品”。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这不像穿衣服那样的 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到杨树浦去的电车经过齐齐哈尔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一种“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一进厂,猛烈的骚音,就会消灭——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轧轹……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没有使你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纺纱间里的“落纱”(专管落纱的熟练工)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日本人叫做“见回”),命令工人的时候,不用言语,不用手势,而用经常衔在嘴里的口哨,因为只有口哨的锐厉的高音才能突破这种紧张了的空气。
尘埃,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纺粗纺间的空间,肉眼也可看出飞扬着无数的“棉絮”,扫地的女工经常地将扫帚的一端按 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样的推着,一个人在一条“弄堂”(两部纺机的中间)中间反复地走着,细雪一般的棉絮依旧可以看出积在地上。弹花间、 拆包间和钢丝车间更可不必讲了。拆包间的工作,是将打成包捆的原棉拆开,用手扯松,拣去里面的夹杂成分;这种工作,现在的东洋厂差不 多已经完全派给包身工去做了,因为她们“听话”,肯做别的工人不愿做的工作。在那种车间里,不论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儿就会一律变成灰 白。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的在室中飞舞着的花絮,“无孔不入”地向着她们的五官钻进,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纱花寄 托的场所;要知道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觉,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 芯,而使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纱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
湿气的压迫,也是纱厂工人——尤其是织布间工人最大的威胁。她们每天过着黄霉,每天接触着一种饱和着水蒸气的热气。按照棉纱的特性, 张力和湿度是成正比例的。说得平直一点,棉纱在潮湿状态比较不容易扯断,所以车间里必需有喷雾器的装置。在织布间,每部织机的头上就 有一个不断地放射蒸气的喷口,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他人!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者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盛 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工人”所能想象的了。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劳,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时候。但是打瞌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 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拿莫温”(工头)和“小荡管”毒骂和 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的讲,殴打的事实已经渐渐的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的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 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 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起码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 厂,做了“烂污生活”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 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欢喜他们采用殴打这一种办法 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给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卑屈地讲:
“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是不要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 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要在洋东家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寻 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 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的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 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迭个(这个)小姑娘坏来些!懒惰!”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皮带盘心子顶在头上,就不会打瞌!”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而招致带工老板的殴 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样客气,因为除出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的工 作,所以外头有些工人就被迫用送节礼的办法来巴结拿莫温,希望保障自己安全。拿出血汗换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 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人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的拿出钱来贿赂工 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 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织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 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 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 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的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全般的 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东洋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 四千人以上!
科学管理和改良机器,粗纱间过去每人管一部车的,现在改管一“弄堂”了;细纱间从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个锭子),现在改管一 百木管了;布机间从前每人管五部布机,现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论货计工,产量增多就表示了工资的增大,但是事实并 不这样简单。工钱的单价,几年来差不多减了一倍。譬如做粗纱,以前每“亨司”(八百四十码)单价八分,现在已经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 管一部车子,工作十二小时,从前做八“亨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现在管两部车做十六“亨司”工钱还不过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钱 的多少,和她“本身”无涉,那么当然这剥削就上在带工头的帐上了。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劳动,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于和钢铁 造成的机器不一样的,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 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 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检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
“让她扎一两根油线绳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怕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怕梦的!有人觉得太难看了,对她的老板说: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瞪了她一眼。
“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做了两年,带工老板在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了二百三十块了!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她熬不住这种生活,用了许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里,偷偷地托一个在补习学校念书的外头工人 写了一封给她父母的家信,邮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个月,没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许她的父亲会到上海来接她 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手里了。散工回来的时候,老板和两个打杂的站在门口。满脸横肉的老板赶上一步,一把扭住她的头发,踢, 打,掷,和爆发一般的听不清的轰骂!
“死婊子!你倒有本事,打断我的家乡路!
“猪猡,一天三餐喂昏了!
“揍死你,给大家做个样子!
“谁给你写的信?讲,讲!”
鲜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发抖,这好像真是一个榜样。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楼里吊一晚。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 快要断气的呻吟一般的呼唤之外,绝没有别的声息,屏着气,睁着眼,千百个奴隶在黑夜中叹息她们的命运。
人类的身体构造,有时候觉得确实有一点神奇。长得结实肥胖的往往会像折断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芦柴棒一般的却偏能一天一天 地磨难下去。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还有韧性地在那儿支撑。两粥一饭、十二小时骚音、尘埃和湿气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规则地 反复着,直到榨完了残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 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的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的捕鱼,卖鱼得钱 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的虐待,因为船户总还得养活它们,喂饱它们,而现在,将这种 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的被饲养者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 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强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
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