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范元作二首·仇虜何須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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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范元作二首·仇虜何須殺》是北宋官員胡寅作品之一。
胡寅(一〇九八~一一五六),字明仲,學者稱致堂先生,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安國子。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進士。欽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以御史中丞何薦,除秘書省校書郎,遷司門員外郎。汴京陷,棄官歸。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爲駕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以上萬言札子忤時相,主管江州太平觀。
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復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出知永州、邵州、嚴州。八年,除禮部侍郎[1],兼侍講,尋直學士院。丁父憂,服除奉祠,俄致仕,居衡山。二十年,以忤秦檜,責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舊官。二十六年卒,年五十九。有《斐然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三五有傳。 胡寅詩,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斐然集》(其中詩五卷)爲底本。校以清經鉬堂鈔本(簡稱鈔本,藏北京圖書館),清法式善存素堂輯鈔《宋元詩集八十二種》中的《斐然集》(存三卷,簡稱存本,藏北京圖書館)。集中詩集外之詩,附於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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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虜何須殺,調和乃妙機。 又聞堅誓約,不用講攻圍。 六月鵬南徙,三春雁北歸。 自知同斥鷃,蓬菊且卑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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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胡寅 |
目錄
理學影響
胡寅獨特的理學體系構成尤其是氣學和心學的影響,使他對詩歌的態度從北宋程頤的「作文害道」素不作詩,轉變成主動用理學提升詩歌的寬容。胡寅不僅注重詩歌情感的抒發,而且注意將理趣渾然融人詩歌意境之中。
可以看出,胡寅獨特的理學體系構成尤其是氣學和心學的影響,使他對詩歌的態度從北宋程頤的「作文害道」[2]素不作詩,轉變成主動用理學提升詩歌的寬容。胡寅不僅注重詩歌情感的抒發,而且注意將理趣渾然融人詩歌意境之中。他渴望「心共春山遠,詩憑淡墨傳」(《石峰春藹》),追慕沈謝風流,君詩也得池塘夢,沈謝風流尚可尋」(《和汝霖三首》),並一再為自己詩句不佳而慚愧「已愧名邦忝,仍無秀句傳」(《和賈陶二老二首》)「少時文墨已非工,漸老才情更覺蒙」(《郭偉求鄙文》)。希望自己詩句能「筆端六出更尖新」(《謝諸友見和》)。他對詩句秀麗者總是心嚮往之,並承認「彼有敏慧秀爽之資,玩心於載籍,馳騖乎見聞,以記誦精博為功詞華藻麗為能,獨步儒林而擅名當代者,非不足賢也」(《東安縣重建學記》)。
胡寅在朱熹、張等南宋理學大家崛起之前,率先提供了一種試圖協調詩歌中情理關係的獨特方式,揭開了理學提升詩歌思潮的序幕。這對南宋理學家的文學態度產生了巨大影響。朱熹就對胡寅讚不絕口:「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上殿札子論元老》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札子極好。諸奏議、外製皆好。」南宋理學家對詩歌普遍不再如程頤那樣極端否定,例如朱熹就說:「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多便是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總之,胡寅不僅促進了理學提升詩歌的意識自覺而且以其獨特的詩學實踐,為後學提供了理學提升詩歌的範例。忽視胡寅在詩歌發展史上的意義是不公允的。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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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 禮部侍郎介紹_歷史知識,詞典網
- ↑ 程頤「作文害道」辨析,道客巴巴,2019-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