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仙寺传戒
缘由
出身南台湾佛教“大岗山派”的开参法师，注重禅修和劳动，大仙寺在他住持之下，宛若唐代丛林制度的再现，被战后来台的大陆僧侣，视为“百丈遗风”。该派自日治初期开创以降，势力虽已遍及台湾南部，却从未自行传戒，太多僧尼未受大戒，所以开参法师想在白河大地震后的大仙寺重建完成时，举行传戒[1]。
成员
传戒由开参法师任得戒阿阇黎、智光法师任说戒师、太沧法师任羯磨师及道源法师任教授师，证莲、南亭、慧峰、煮云、星云等法师任尊证师。白圣法师任开堂、戒德法师任陪堂。广慈、净念、浩霖等法师分任引礼、引赞、纠察。此次求戒有比丘40人、比丘尼132人、沙弥3人、沙弥尼1人、在家菩萨戒82人、五戒197人。
影响
大仙寺传戒期间、佛教界颇为关注，其意义被学者誉为“传戒革命”，对日后几十年来台湾佛教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大仙寺传戒有以下变革:
- 头上的戒疤从十二个减少至三个。
- 禁止传戒时的无理打骂。
- “寄戒”为费用照收，但须去缴费者家中讲戒规和发证书。
- 以后由“中国佛教会”决定何寺举办传戒成为定规，迄解严后才改变。
《菩提树》、《人生》等佛教刊物，时有报导相关讯息。印顺法师亦发表〈受戒后更应该守戒〉，期勉新僧恪守戒律。这次活动有二大缺憾，除“寄戒”情形存在外，在传戒期中亦无讲戒。
传戒之后四个月，大仙寺出版《台南县大仙寺冬期传戒同戒录》记录此次传戒大概经过。白圣法师也在1955年8月油印《台南大仙寺开堂记：附颁发戒牒记》，详述整个传戒始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