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寻亲之旅(廖燕民)
作品欣赏
夷陵寻亲之旅
仲春三月，我和妻子朱玉茹、女儿廖馨（广西北海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成员）、以及小孙女三代四人，前往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南垭村，探访我的外祖父全敬存先生的故乡。全敬存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之一，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崛起长期奋斗，并有大量诗歌传世，被夷陵区列为二十八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
我母亲全顺仪是全敬存先生的大女儿。母亲对故乡山水亲人感情深厚，我们经常听她说起青少年时代故乡生活的点点滴滴。令人遗憾的是，母亲从三十来岁离开故乡，直至八十七岁逝世始终没能再回去看一看。我们的这次寻亲之旅，也算是圆了她老人家的一个心愿吧。
这次行程前，女儿廖鑫通过北海市九三学社和政协文史委联系了宜昌市九三学社及夷陵区政协，得到了当地有关领导的热情回应，对我们的整个行程进行了十分周到细致的安排。
4月20日这天一大早，宜昌市九三学社宣传部的宋志武部长、唐盛鹏副部长、夷陵区政协文史委简志安主委等人开专车引领我们前往目的地。夷陵区的文史专家陈斌老师也全程陪同，为我们进行引导讲解，陈老师的祖籍就在南垭村，因此他的讲解不仅专业详尽，而且特别的热情自豪。当天下午，夷陵政协文史委还举行了一个赠书仪式，由陈斌老师向我们赠送了同我外祖父有关的一些珍贵文献资料和考证研究成果。
外祖父的故乡分乡镇南垭村，在离宜昌市区四五十公里外的山区。我们驱车前往，一路上欣赏了夷陵山区层峦叠翠的秀丽景象，也感受到了山间道路的屈曲难行。
到达南垭村头时，镇里的相关领导和南垭村的支书杨倩已在那里迎候我们。杨支书指着路旁的一幢二层小楼说，这小楼就是几年前在我外祖父出生祖屋地基上新砌的。小楼的女主人是我外祖父家族中的后辈，她和丈夫俩热情地迎出屋外，向我们详细地讲述当年外祖父祖屋的样式陈设等情况。我心中有些遗憾，不能看到外祖父故居的原貌了。却又在屋前发现了一小段很老旧的青石小路，路上的石板已块块破碎，碎石被磨得锃亮光滑。他们说，这是一条商道，在明清时就有了，通往前面的集市南垭，也是去远方的马帮们来回的重要通道。
看着这段古旧的青石小路，我眼前似乎浮现出一位清秀少年，端坐路旁茅屋里刻苦攻读的情景。外祖父少时家境贫寒，六岁入塾读书，在书塾里经常要忍饥捱饿。但他常年认真钻研，从不懈怠。凭着勤奋精神和聪颖天资，他学业终有所成，十二岁就考中秀才，令人惊叹，人称“小秀才”。十六岁时，受到当时洋务领袖张之洞的赏识，推荐其进武昌“两湖书院”读书。与黄兴、陈裕时，高桐岗等辛亥革命元勋为同学。从此，他走出这重重大山，参与到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风涌浪潮中去。
外祖父入两湖书院读书，三年后(1903年)受公派去日本学习军事，主修步兵和炮兵。留学期间，他和同学们亲眼目睹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的蓬勃发展和旺盛的扩张野心，更加坚定了为中国寻找革新之路，救国救民的决心。遂于1905年追随孙中山、黄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7年底在日本学成归国后，外祖父先于广西陆军小学堂任教，再到北京清廷任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南下协助黄兴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军队，参加广州光复军事活动，身受重伤，几近殒命。后参加“二次革命”、讨袁护国。袁世凯死后，又在黎元洪总统府任职。1917年张勋复辟后，愤而辞职归乡。
在这近十年间，外祖父东奔西走，舍生忘死，苦苦寻觅救国兴邦之路，却始终不得其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象却愈演愈烈。心灰意冷之下，他与故交同志陈裕时、高桐岗一起，在故乡修建了“智悲阁”，沉潜佛学。“智悲”之名，可以透露出几位辛亥革命元勋此时报国无门，茫然彷徨的心绪。
在外祖父祖屋侧后方几百米处，是我大舅舅一家人的居住地。大舅舅虽是领养的，却胜似亲生。外祖母只有大舅舅和我母亲两个孩子，兄妹俩感情很好。大舅舅结婚后，我母亲同嫂子也相处得特别好。后来经常对我们说她嫂子是个非常善良贤惠的人。听说大舅舅在我母亲离开家乡多年后，曾收到过我母亲的一封信，以后每当他读起这封信时，都会泪流满面。解放后，大舅舅侥幸地躲过了土改时的劫难，却又在十年动乱中备受折磨。幸而熬过动乱时期，享受了几年安定生活，于1986年去世。
大舅舅有五个子女，现在后辈开枝散叶，人丁兴旺，在祖籍地很好地继承了全家的烟火。我们这一次，见到了大舅舅的后人，我大表姐全家梅、二表哥全家骥、三表弟全家骏、四弟媳向富芬和他们的家人。还跟在外务工的四表弟全家骐通了视频电话。亲人们惊喜见面，自然是激动万分。
我的妻子朱玉茹，在我们结婚到母亲去世的二十多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婆媳俩相处磨合日久，感情越发深厚。这次同大舅舅家从未见面的姑姐和妯娌们见面，对各自的长辈，自是有互相诉说不完的生活往事和思念之情。
外祖父这次归乡后，同我外祖母携我大舅舅和我母亲居住在离祖屋有几公里处的万家河。我们在杨支书、陈老师的引领下，先攀爬一段山路再乘船走了段水路才到达。从远处隔水望去，外相父故居所在，背靠巍峨青山，面朝澄碧湖水，真是一块风水调顺的宜居之地。
我母亲出生在这里。她是外祖父的长女，很好地继承了外祖父的聪颖天资，她自小生活在外祖父膝下，耳濡目染，知识、眼界都不同一般。在她年幼时，外祖父有时会为族中后辈读书不好而生气，她却只是在旁边听一听就能对答如流，这时外祖父就会转怒为喜。随着年龄渐长，她甚至能对古籍中的诗文典故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让外祖父喜出望外，说女儿“每到论诗欲胜爷”。后来在觉华和尚到访智悲阁时，父女俩还各写两句诗，“足成一绝”，这足以成为诗界美谈。也由于受到外祖父的影响，我母亲自小就喜爱读经诵佛，这也让外祖父倍感高兴，觉得父女连心。还有我母亲一生都极爱猫儿，凡她收养的猫儿都倍受关爱，呵护有加。外祖父诗集中有两三首专门写”狸奴”的诗都和她养的猫儿有关。
在这里，我母亲和我父亲相识结婚。我父亲廖树棠是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生，抗战时随所在部队参加台儿庄战役而负伤，后退守宜昌分乡。这里是拱卫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重要防线，隔江距离著名的石牌保卫战中心战场仅几十公里。
1943年，我的大哥廖宜民出生在这里。巧的是大哥的出生之日，比外祖母的生日仅迟一天，又与外祖父的生辰恰好同是癸未年(1883年--1943年)，祖孙俩相距整一个甲子。外祖父在花甲之年抱得长外孙，自是欣喜异常，专门写诗祝贺，赐小名为“念祖”。又写诗飞寄亲家(我的祖父廖楚青，前清秀才)，得意炫耀说“飞书告乃翁，含饴我先尝。”。人们都说，我大哥面相极似外祖父，外祖父对他极为宠爱，逢人便夸。据母亲回忆，外祖父曾指着我大哥说:“这小子面相有官威，将来恐怕能做个小官呢。”对我大哥的喜爱和前途期许之情可见一斑。可惜的是，外祖父和我父母他们居住的房屋，后来都淹没在尚家河水库中了。
可能是由于我外祖母刘夫人的重男轻女，一直没让我母亲去学堂读书。后来外祖父于南京娶的王夫人在1933年曾回宜昌短暂居住，她得知我母亲的情况后，坚决主张要送我母亲去学堂接受正规教育。这样，我母亲在十四岁那年才得以上正规学堂读书。所以直到几十年后，我母亲还对王夫人十分感念，并在晚年留下遗嘱，让我们把她的骨灰分出一部分，安葬在王夫人安息的南京城。
我母亲天资聪颖，学习又勤奋，在学校里很快就崭露头角，从低年级开始，连连跳级，比先入校几年的同学更快完成了学业，学校师生们纷纷赞叹。后来，母亲还在南院乡联保小学担任教员，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位“女先生”。
在我们一行人乘船上岸站立之处前面不远，就是曾经的“智悲阁”。如今，这里仅剩下残垣断壁了。顺着一道低矮残壁向里望去，隔着一丛修竹，背后有一个一人来高，五六平米大小的石洞，洞中有天然形成的桌凳状石块，据说外祖父他们当年常在这洞中诵经冥想。只是这小小石洞，实在放不下他们拯救中国社会的责任感，所以几年以后，外祖父他们又先后再度出山，继续努力寻求救国之路。
有意思的是，在这探访外祖父万家河故居和智悲阁遗址的过程中，我那刚过五岁的外孙女，无论是来回上千米的山路攀爬，还是坐小汽船渡水，抑或是探寻有些阴暗森森的智悲阁遗址，她都十分活泼踊跃，兴致勃勃，没有一点苦累害怕的神情，使得大家称奇不已。
外祖父从乡居中复出后，也许是有感于军阀孙传芳比较高超的治军手段和开明的治政策略，从1921年到1927年间，先后在孙传芳的“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和后来的“五省联军司令部”中任职幕宾和参谋长。其间还编写出版过名为《最近战术》的军事著作。1927年初，外祖父随孙传芳退往东北后，就专心从事于军事教育，他是中国现代炮兵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避免被日本人利用，他果断逃离沈阳，回关内在北平和南京继续从事军事教育，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十多年间，外祖父再一次身不由己地置身于军阀混战之中，根本看不到国家民族的出路在何方。即使后来国民政府成立，社会仍然是一片混乱，外祖父也不赞同蒋氏的治国方略。他内心的苦闷彷徨比先前在家乡闭门诵经时更加浓郁了。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年年底，南京即将沦陷，他先将王夫人及其子女送往上海租界安置，再匆忙随陆军炮校西迁，西迁途中又因病掉队，只好独自辗转归乡。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灾难，又是整个中国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深度凝聚形成的一个重大契机。而外祖父的个人生涯，也迎来了又一个高光时刻。此时，全国军民一同浴血奋战，《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武汉会战后，宜昌一带成为保卫陪都重庆的最重要防线，几年间，以长江石牌要塞攻防为中心，战况一直十分惨烈。宜昌城乡沦陷半壁，外祖父在山区的故乡也连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更激起他心中强烈的爱国情怀。他抱着病弱之躯，奋笔数年，抒写了大量斥责日军暴行、讴歌军民抗战的诗篇，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出力，殊为感人。
外祖父所作诗歌现在能见到的有四百多首，其中有三百来首同抗战有关。其余诗歌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有山村美景的描绘、有朋友唱和的真情，有孙辈出生的喜悦，有偕晚辈出游的欣慰，有品酒尝瓜的乡趣，也有挚友离世的悲伤、有学佛悟道的心得。
在此期间，外祖父常以革命元老和乡绅代表的身份，探访慰问驻当地抗日将士，鼓舞军心，发动民众为驻军解决粮草供应问题。还监督部队军纪，制止扰民行为，保护民众利益。因此，提起分乡“全老爷”的大名，远近民众无人不晓。
在宜昌城沦陷后，曾有已成为汉奸高官的故人来游说外祖父为日本人做事，他当即断然回绝。后又专门写诗，痛斥汪精卫晚节不保，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卑劣又愚蠢的行为，也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宁死保全民族气节的坚定信念。
外祖父的诗歌在1947年由好友吴羡季先生主持编辑出版，名为《闲园诗存》，遂得以传世。我们后辈还十分感谢几十年后贡献出珍藏孤本《闲园诗存》的陈继轩老人。也感谢熊楚洪先生、黄世堂先生、陈斌先生等，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外祖父的生平史实进行了广泛扎实的考证，对诗集内容进行了翔实的校勘注释。特别是陈斌先生，直到现在，仍然在对外祖父的生平史实和《闲园诗存》内容进行更深入的考据解读，十分令人感动。
抗战胜利后，外祖父的家庭生活有了较大的变化。先是我父亲廖树棠带队去天门参加受降仪式，回来后就脱离了军籍，然后外祖父嘱吩我父亲调派人手去南京接回顺谧、顺宁、顺鼎姐弟(此时王夫人已在南京去世)，安排他们分别在乡里和宜昌城读书。外祖父平常不太理会家务，这段时间心态又放松下来，就读书吟诗、茶酒自娱、访友会客，偶尔也会跟着老伴下田地体会一下农耕乐趣。他还专门为乡里小学校写了校歌：“岩岩大王，作屏东方。洋洋溪流，蜿蜒其旁.……我中华祚，我共和允，为母校之光。”恢弘气势中融汇着对家乡后辈读书上进，为家国增光的殷切期望。可以说，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这一两年，是外祖父一生中少有的身心放松之时。
然而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国府统治的腐败、混乱之象迅速蔓延恶化，同时，内战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对于国共两党内战，外祖父无力阻止，虽不置一辞，但内心肯定是不赞成的。1946年，他在一首名为《宇宙》的诗中说:“人欲无底窦，倾海不能盈”，意为人的私欲是难填的无底洞，是引发战争的罪恶之源，隐约表达了对内战大规模暴发的担忧与责难。
1947年下半年，外祖父被友人余家菊拉入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在1923年成立后，游离于国、共两大政党之外，既反对以马列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也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青年党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主张全国“政党休战，共同抗日”，着力于组织发动党内外全部力量投入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其是非功过，史家自有评说。外祖父加入青年党的举动，折射出他对国民党统治彻底失望的心态，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反映底层民众疾苦、提倡民主政治的平台。1948年3月，外祖父以“国大代表”身份，去南京参加“行宪大会”，在选举总统时，外祖父基于对蒋介石治国策略的一贯反对，投了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居正一票，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1948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堕落日益严重，战争形势也急转直下，共产党解放全国的大势已不可阻挡。大厦将倾之时，外祖父也在考虑自己的退路。
1949年初，我父亲在和我母亲等家人商议后，将自己的同学方信昌（国军团长）介绍给我的小姨全顺宁，促成了他们的婚姻。方信昌的老家在西康雅安。这样，在宜昌解放前夕，我父亲就送外祖父跟随方信昌、全顺宁夫妇西撤，经施恩、重庆、成都，最终到达雅安。
我小姨全顺宁的这次婚姻，却成为她人生中的一段噩梦，其间备受折磨屈辱。幸而不久后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离了婚。我母亲在以后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后悔不迭，觉得自己对不起妹妹。
1950年春，外祖父拖着病弱之躯到达雅安后不久，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67岁。
外祖父的一生，在书生意气之中隐含着铮铮铁骨。他这一生有爱，有恨，有奋斗，有挫折，有春风得意，有失意彷徨。这一切都由那浓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贯穿在一起，同那段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相应合，构成了他跌宕起伏、慷慨悲凉又不乏精彩的一生。最值得称道的，是国难当头，日军肆虐之时，他挺直病弱之躯，以热血为墨，以风骨为笔，燃烧生命，写出数百首诗歌，留下了一部罕见的“抗战诗史”，为他的人生经历涂抹上了一段最炫丽的色彩。
近年来，有关文化历史学者，已对全敬存先生的历史功绩及其对地方文化建设的积极推动作用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令我们全敬存先生的后代十分欣慰与感激。
外祖父出走西康后，除了我大舅一家仍定居故乡外，其他几个子女都先后离开宜昌各奔东西并开枝散叶。只是留在故乡的我外祖母刘夫人却境况凄惨。当年，外祖母嫁到全家后，用外祖父在外做官寄回家的钱买了百来亩地，以后就一直在家操持生计。外祖母为人宽和善良。她常年下地做农活，自己省吃俭用却对别人慷慨大方，不管是邻居同乡，还是外乡落难者，只要有困难被外祖母知道，她总是主动地尽力帮助别人，赢得了同乡人的一致赞誉。在后来的运动中，普通乡亲们对外祖母都没有什么负面的评价和行为。然而，当时正处于政权更迭之时，社会动荡，泥沙俱下，最能凸显人性中恶劣的一面，于是就有人趁机对外祖母百般折磨，逼迫她交出“银洋”，外祖母实在难以忍受屈辱，含冤自尽了。（此处感叹省略）
据说外祖母的墓地，是在南垭村一条小溪旁的石坡上。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这次的寻亲活动，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去找寻祭奠一下她老人家的墓地。这只好留待下次了。
1947年以后，我父母亲一家在宜昌城里生活，我父亲脱离军职后，想以经商养家，但他是军人出身，做生意不在行。这期间我的大姐和二姐相继出生，全家经济特别艰难。1950年，我父亲在送外祖父西去雅安回来后，就出外寻找工作谋生，一时也难以接济家庭经济。我母亲迫于无奈，只好也出外去寻找工作。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由于受社会形势影响，父母亲带着我们一家人辗转于北京、青海西宁、江苏盐城等地工作生活，境况比较艰难。父亲在1976年就因病去世，终年61岁。直到国家改革开放开始，我们一家才终于迎来了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春天。
秉持着外祖父“读书传家”的理念，不管生活境况如何，我母亲都十分重视子女后辈的读书学习。她自己就极爱读书，平时一有闲暇，还喜欢跟我们谈论读书的心得见解。在谈到《红楼梦》、《甲申三百年祭》等名著时，她的一些见解很是独到深刻，我看比有关专家学者也是不遑多让了。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在学业上都有所成。
我母亲多次对我说，在那段生活困难的岁月里，她最高兴自豪的就是在地外学习工作的子女回家来探亲。这也是她最能得到同事邻居无比羡慕的时刻。而今，三代、四代后辈也都学业事业有成，其中不乏曾在或正在国内、国际名校学习之人。
外祖父和外祖母若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他们的后辈生活美满、学业有成、事业顺畅而开心不已，我有时会想到，是不是外祖母一生行善积德的行为隔代福报到她的子女后辈的身上了？这样想来，那为外祖母行善终生却不得善终的怨念就会消散一些了。
我母亲也继承了外祖母的善良品性，一生与人为善，乐于助人，视钱财如流水。与她相处过的人，都很敬佩她的为人。当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大哥大姐回来探亲，总是尽其所能带回一些贵重食品给母亲，她却往往很快就转送给亲友同事了。使得跟我哥哥姐姐很是无可奈何。母亲在她生命后期的十多年里，笃信佛理，经常吃素。最后在2006年夏天因病平静去世。母亲临终时，我和妻子守候在病床前，看到她双手合十举起，似是在为子女后辈做最后的祈福。母亲享年87岁。
在我们即将结束当天寻亲行程之前，分乡镇党委的赵书记还专程赶来，陪我们吃了顿家常饭。又站在村头观景台上向我们介绍，他们正在将这里打造成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农村样板。村委杨支书补充说，2019年，南垭村已入选“湖北省十大最美乡村”,又是“湖北省生态强村”之一。他们还打算在村口公路旁建造一座“全敬存纪念馆”，作为南垭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版块。
临行前，我们在公路旁眺望南垭村全貌，远处大王岩巍峨雄峙，山岚腾涌，顺着山坡铺展而下的碧绿田畴是花期过后的油菜田，陈斌老师指点说，如果是一个月前，那里满眼的就是金黄菜花，十分壮观，令人心醉。其时，村里村外游人如织，不少人都是从外地驱车赶来的。油菜花期过后就是绿油油的稻谷。这里的稻米生产历史悠久，古代为皇室喜爱的“贡米”，现在则是远近闻名的生态有机米，口感绝佳。陈斌老师又指着大王岩下金鼎山前一片茂盛的柳林说，那柳林旁，就是我外祖父参与创建并写下校歌的小学校旧址，这所学校后来已搬迁，曾经办过高中、初中，最后定格为一所设施十分完备的镇办区管小学。
看着眼前的盛况，畅想这里新型农村发展的美景，我不禁悠然神往。这不就是从清末以来，外祖父他们那一代代仁人志士终生奋斗所要达到的盛世景象吗？外祖父，您故乡现在的和美景象，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缩影，如今国家强盛，人民安乐，民族复兴在望。您和您的战友们可以安息了。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功绩，您的子孙后辈更会把您永远铭刻心间。[1]
作者简介
廖燕民,全敬存长女全顺仪次子,毕业后在中学和专科学校任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