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的一部著作，共二十一卷，1897年出版。

康有為認為《六經》是孔子為了「託古改制」的作品，假託於堯、舜之言論，康有為宣稱：「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刪述者，誤也^[1]。」康有為因此提出變法要求。廖平認為《孔子改制考》是抄襲他的《知聖篇》。

個人簡介

康有為，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別號更生，晚號更甡，又號天游化人，門生尊為南海先生。出身於以理學傳家的封建官僚家庭。有為少年聰穎，又加上家庭環境的影響。四歲時就會識字，五歲能夠背誦幾百首唐詩。六歲入私塾，師從番禺簡鳳儀，當年就讀完了《大學》、《中庸》、《論語》、《孝經》，老師出「柳成絮」為題讓他作為，康有為應聲而答「魚化龍」，聽這說件事的人都認為康有為是個能幹大事業的人。後來，他拜讀廣東名儒朱九江門下，深受老師「特重氣節而主濟人經世」，及「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的治學態度的影響。

但康有為「日有新思」，獨好陸王心學，並以陸、王來對抗程、朱，「捨棄考據貼括之學，專意養心」，「以經營天下為志」。同時又涉獵西學，「知西人治國有法度」，為他的閱歷而開闊境界。儒學和西學成為康有為維新思想和哲學思想的源泉。1888年，上書極言當時的國運危機，請求變法。1891年—1895年，他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講學的宗旨就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在這段時間內，他又結識了今文經學家廖季平，從廖的《知聖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啟迪，相繼寫出了《新學偽經考》及《孔子改制考》，宣稱東漢以來統治者獨尊為儒學正宗的古文經，實際上是劉歆為王莽篡漢而偽造的新學，這些偽造的新學，湮沒了孔子學說的「微言大義」在尊奉孔子為托古改制的偉大的改革家同時，康有為闡發了今文學家「通三統」、「張三世」的學說，完成了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

創作背景

1895年，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發起「公車上書」。後來他又創立學會，辦報刊，大力從事變法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多次向皇帝上書，爭得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逃亡在國外，此後與國內形勢要求背道而馳，成立保皇帝黨，反對革命，堅持改良。1927年，病故在青島。康有為的著作主要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書》、《禮運注》、《康南海先生詩集》等。《孔子改制考》是一部被稱作「火山大噴火」一樣的變法理論著作，是他倡導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共二十一卷。這部書集中體現了康有為的政治思想。

首先，書中體現了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天下大同，是維新派孜孜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在康有為的思想體系中占有很重的位置。這種思想的核心是把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學說和中國傳統的今文哲學中變易的哲學觀點融為一體，又吸收了《禮運》的小康大同說，附會公羊三世論，認為人類社會是循着「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規律發展，最終達到「政府皆由民造」，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隨着康有為對西學認識的逐漸加深，尤其在甲午戰敗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加劇，中國人民滅臨着亡國滅種的命運，康有為和其弟子便決定把這種大同思想廣為傳播，並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武器。《孔子改制考》也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寫出來的。康有為在序中開門見山地宣稱：「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為讀其遺言，淵淵然思，淒悽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見太平之澤，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

在千餘言的序文中，有為提到「太平之治，大同樂」達八、九次之多，後人往往認為《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為變法改制張本」的著作，卻忽略了它同時也是一部張揚大同思想的宣言。在這部書中，康有為把孔子極力描寫為一個力主改革的聖人，把大同思想說成是孔子教義的最高境界，只是由於「新歆遽出，偽左盛行，古文篡亂」，才使孔子地位降低，「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暗然不明，郁而不發。」

同時，為了宣揚大同思想，康有為對當時統治地位的朱熹思想也進行大膽的譏諷。他在序言中說朱熹「多言義而寡言人，知省身寡過而少極民患」，實際上是指責程朱理學只注重宣傳綱常教義，束縛人們的手腳，禁錮人們的頭腦，而不注意解決實際問題，把人們從現實的苦難中解救出來，因為他們「蔽於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因此，認為朱熹的言論，實際是偏安之論，而康及其弟子就是要撥開雲霧見日，使大同思想重現於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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