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我的家鄉(張劍)
作品欣賞
定西,我的家鄉
遠去了鼓角爭鳴
隴右自古是多民族聚居交匯的地區。從先秦以來，這裡就是羌、氐、戎、匈奴、華夏族（漢族）等各民族為了生存發展而爭鬥，狼煙四起，戰火紛飛的征伐之地。
長城，是戰國古代抵禦外侮最偉大的傑出軍事戰略工程，也是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精神的象徵。有意思的是，戰國秦長城和秦長城的起首都在隴西，也就是現在定西地區的行政區域。戰國秦長城，也稱秦昭王長城，是我國西部最早修築的長城。《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水經注》卷二記載，「隴西郡，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置」。當時隴西郡治在狄道，即今臨洮縣。根據當時秦國戰略防禦和軍事用兵形勢分析，這段長城的起首就是隴西郡郡治所在地狄道，為的是加強與西北的匈奴（胡）、西戎的軍事優勢。戰國秦長城起於今臨洮縣北部新添鄉三十里墩洮河東岸的殺王坡，爬上東山，經窯店，渭源慶坪、七聖山，隴西德興、福星，通渭榜羅、文樹、第三鋪等進入靜寧，在定西市境內長三百餘公里。迄今，長城巷、長城嶺、長城梁、城牆灣、長城灣、城壕、烽墩梁等地名還在使用。秦長城，是指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修築的長城。《史記·蒙恬列傳》記載，「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築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史記·匈奴列傳》說，「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雖然有許多學者專家地方文史研究者從各個角度論述兩處長城起首之地以現臨洮居多，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秦始皇秦長城起首就是古臨洮，即今岷縣。理由是，第一，古臨洮，就是現在的岷縣；第二，秦長城起首岷縣，符合史書「因地形，用制險塞」和「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的技術要求，即長城的修築是「因地制宜」，以河、崖、壕、燧、堡等一系列天險和構築物組成，不一定全部是用土築成厚厚的城牆，這既不現實，也無必要，況且近幾年也從岷縣北部發現了很多的堡寨、壕溝、殘磚斷瓦等實物可以佐證。
有歷史記錄的主要戰事有，公元前384年即秦獻公元年，秦軍兵臨渭首，進攻豲戎（今隴西）、狄戎（今臨洮），使秦國的勢力達到洮水中上游。公元前349年即秦孝公十三年，秦國滅豲戎，斬豲王；繼而西進，至洮水，滅狄戎，使秦國西境在洮河岸邊得到進一步鞏固，為秦置隴西郡（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正式設置隴西郡，郡治狄道，今臨洮）打下了穩固的軍事政治基礎。
西漢時期，漢朝與秦朝殘餘勢力、匈奴、羌族等在隴西大地多次發生戰爭，最後漢朝取得完全勝利，牢牢地掌握了局勢，使隴西穩固地納入漢朝版圖。漢高祖二年劉邦派騎都尉今靳歙，率領漢軍西取隴西郡，擊敗章邯弟弟章平，占領隴西郡治狄道，遂定隴西。此後，漢朝即駐兵戍守隴西，修繕秦塞，防禦羌戎。漢高后六年（前182年），匈奴兵入掠隴右，深入到狄道。次年，再寇狄道等地，掠漢民兩千餘人。漢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入寇隴西，文帝採納太常令晁錯建議，募民到隴西、北地、上郡，且耕且守，以御匈奴。漢武帝元鼎五年，匈奴和湟水一帶的先零羌聯兵十萬，進攻令居（今永登西北）、安故（今臨洮南）、枹罕，漢武帝派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率領由隴西、天水等郡徵發的步騎十萬予以平定。
西漢末年，成紀人隗囂起兵反對王莽，攻占天水郡治平襄城（今通渭縣城），建立隴右割據政權。王莽被殺後，隗囂又乘機攻占隴西、武都郡。
從三國的魏、蜀之戰，到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前涼與前趙、後趙爭奪隴右，再到後秦與西秦、後涼、南涼的戰爭，然後又是西秦與後涼、後秦的隴右之戰。唐朝與突厥、吐谷渾、吐蕃的戰爭，宋、金、夏的犬牙交錯式征戰，都在隴西這塊大地如火如荼的進行，一方面造成生靈塗炭，民生凋敝，生態破壞，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血脈融合、生活認同。
宋朝在一般人眼裡是消極避戰，文強武弱，積極出擊的少，被動防禦的多。其實在北宋年間，就有一位富有遠見卓識且很有膽略的邊防統帥，在隴西（隴右）一帶建立了不平凡的功業。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寧元年，進士王韶給朝廷上了一道《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朝廷採納了他的建議，並以王韶為秦鳳路經略安撫司，主持開拓熙河之事務。從此以一文人出掌軍事，擔負起了收復河湟的任務。
公元1070年（宋神宗熙寧四年）宋置洮河安撫司，王韶主之。同年吐蕃青唐部族（居住地今渭源、漳縣、岷縣）首領俞龍珂接受王韶招撫，率領部族十二萬歸附宋朝。宋朝賜姓名為包順，包氏家族後代世居岷縣、漳縣及渭源等地。公元1072年，王韶建議新設了秦鳳市易司，加強當地的貨物交流。朝廷還任命王韶兼任通遠軍（治所在今隴西）知軍，分割秦州寧遠、通渭、熟羊、來遠、永寧、威遠等六寨歸通遠軍管轄。這一年，王韶連獲勝仗，擊敗吐蕃於武勝軍，途中又擊敗西夏軍隊，在今臨洮境內置武勝城；引兵駐紮渭源堡，以武勝軍為鎮洮軍，又升鎮洮軍為熙州（今臨洮）；置熙河路，王韶擔任熙河路經略安撫使，轄熙州、河州、洮州、岷州、通遠軍等五州軍；王韶建議朝廷洮河沿岸土地可闢為稻田，欲得善種稻者。於是朝廷下詔將淮南、兩浙、江南、荊湖、成都府、梓州路諳曉耕種稻田農民罪犯刺配熙州。公元1073年（宋神宗熙寧六年），王韶克復河州；徙秦州茶場於熙州，以便吐蕃交易；置熙州狄道縣、河州枹罕縣；這一年，王韶收復熙、洮、岷、疊、宕等州，拓地兩千餘里，招降三十餘萬人，斬獲不順蕃部近兩萬人。以後幾年，王韶招募漢、蕃弓箭手進行屯田，並在熙州南關開渠堰，引洮水至北關，並自通遠軍熟羊寨引渭河水至軍溉田。此後，李憲節度秦、鳳、熙、河諸軍，進一步鞏固了宋朝在西北隴東、隴西與西夏、金、吐蕃等部族競爭中的有利地位。王韶以一介書生，居廟堂之高而慮千里之外，多年經略熙、河，收復了自安史之亂後失陷三百多年的邊疆土地，分朝廷之憂（建立地方行政機構），安百姓之業（開荒屯田、興修水利、互市貿易、舉辦教育、推行中原文化），強邊塞之防，睦民族之和，奠定了今天定西行政區劃的基礎，實為隴西地方發展的有功之臣。
沈兒峪大戰，是元朝最後的一點主力在隴西、在甘肅、在西北，與明朝主力部隊在定西境內的一次總決戰。當時的形勢是，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明朝大軍主帥徐達由平涼返回京城，留下副將軍馮勝駐守慶陽，總制陝甘軍事。這時元軍主力王保保部據守蘭州黃河以北要點，與明軍隔河對峙，並伺機渡河攻擊明軍。王保保聞徐達東返，為抓住戰機，於當年十二月遂率其部八萬餘人履冰過河，明將張溫出戰失利，王保保包圍了蘭州城，取得了戰場的主動權。後明朝援軍陸續趕到，王保保就撤圍東去，在定西沈兒峪一帶設防，阻擊明軍援軍。洪武三年三月，徐達以征虜大將軍身份，帶領馮勝、湯和、李文忠、鄧愈等久經沙場的戰將，征討王保保。四月，徐達率明軍進至安定沈兒峪南，與先前已修築營壘，並依靠山險的王保保形成對峙。王保保派遣一千多人的精銳欲偷襲徐達軍隊，但徐達抓住王保保兵力分散、主力減弱的有利戰機，指揮軍隊奮不顧身向王保保主營陣地發起猛攻。經過激烈廝殺，元軍大敗，徐達軍俘獲元朝公主、將校、僚屬一千八百多人，士卒八萬多人，並繳獲戰馬一萬五千匹和大批糧食輜重。沈兒峪一戰，王保保率領的元軍主力幾乎全軍覆沒，僅有王保保等少數人突圍北逃至北元都城和林。關於沈兒峪的確切位置，有三種說法：一是定西北五里大澗溝；二是定西西北七十里車道嶺；三是定西北三四十里至魯家溝川。筆者就居住在定西，平常就和本地文史研究者多有交流，大家均認為大澗溝其地狹窄，前有敞開的溝口，而山溝後腦沒有可以後退的道路，且無可以憑據的天險，山不高，坡不陡，既容不下二十萬雙方兵力擺布，也缺乏決戰的其他基本要素，因此可以排除此地是沈兒峪的可能性。車道嶺出現在明史書記載中，但是車道嶺也絕非自古華山一條路的天然屏障，坡緩、嶺長，背後是榆中宛川，一直通往蘭州，雖然此處相比大澗溝的優勢突出，但是兵敗如山倒，假設王保保軍一旦失敗，退路無險可守的窘境也應該不是元朝第一元帥的首選。戊戌夏月，我和西北師範大學甘肅省地名研究中心的幾位專家教授去魯家溝平西城考察，在狹窄的關川河谷口、分布在關川河的左右的兩座城牆高聳、四周較長、牆體寬厚、瀕臨河水，並且河谷兩岸懸崖峭壁，險峻異常，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氣勢。大家異口同聲地說，當年的主戰場應該是以巉口關（古鎮，交通要道，南連安定，西去蘭州，北通會寧、靖遠，過了黃河就是寧夏、內蒙）為中心，王保保軍以魯家溝川和車道嶺為縱深（北），徐達軍以安定為縱深（南）；那條「峪」，或許就是巉口南來北去的關川河與發源於車道嶺官興岔、自西而來的秤鈎河。還有佐證就是安定城北遺存至今的「點將台」（徐達點將台，也稱中山壘，徐達被朱元璋封為中山王），魯家溝川道的「將台堡」（王保保點將台）和地名「將台村」。合理的解釋就是王保保兵敗後，後衛部隊堅守魯家溝通往會寧靖遠的險隘關口，精銳親隨從這裡一口氣奔往漠北。從來戰場上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例子少，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留有後路的選擇更為科學，更為合情合理。
左宗棠在平定陝甘內亂和西征新疆途中駐紮定西整一年，這是定西歷史上必須大書特書的大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一個節點。公元1871年9月16日（同治十年辛未八月庚申初二），左宗棠以欽差大臣、陝甘總督職任從會寧進駐安定，到公元1872年8月18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離開安定，到達蘭州陝甘總督府轅門，在定西這塊地方工作了十一個月。在這近一年中，他辦了兩件事，影響了收復新疆這個中國大局，影響了後世西北民族的生活現狀。一是接受河州起事回民首領馬占鰲等的誠心歸順，在安定大營接見河州起事首領的「十大公子（有馬占鰲長子馬七五、花寺馬永瑞長子馬如蛟、洪門馬萬有長子馬福才等）」，欣然接受他們的投降稟帖。左宗棠在談話中知道馬七五還沒有名字，就當面給他起名字「馬安良」，表字「翰如」（馬安良，後官至民國北洋政府甘肅提督，陸軍上將軍銜）。左宗棠對十個少年說，你們的父親能真誠悔罪，率眾歸順，很好，很好。我一定接受他們的好意，好好招呼。現在我就要進蘭州，回去告訴你們的父親，叫他們不要害怕，都來蘭州見我，商量善後辦法。於是這十大少年很滿意地回到河州。馬占鰲即照左宗棠的指示召集群眾討論後，同馬培真、馬永瑞、馬萬有、馬海妟等十二人赴蘭州，誠懇表示歸降，左宗棠接受他們的真誠悔罪歸順，叫他們戴罪立功。河州事變的順利解決，為肅州內亂的順利解決集中了兵力，穩定了隴右、河湟、蘭州大後方，也為解決新疆危局提高了前提和條件。對此，馬占鰲深明大義也是功不可沒的。另一件事，就是妥善安置戰後難民。左宗棠對於安置地方的標準有三方面，一是要荒絕地畝，有水可資灌溉；二是要自成一個片段，可使聚族而居；三要是一片平原，距離大道既不過遠也不過近（「乃預飭地方各牧，另覓水草不乏，川原相間，荒絕無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旋委員分途履勘」）。按照這些條件，對於起事後散居於西寧、固原、河州等地的陝西、甘肅回民分別安置在安定、會寧、平涼、秦安、清水等地。對於具體生活，左宗棠採取救助措施，能使他們得到基本的保障：一是每戶勻給荒絕地畝，並勻給房屋、窯洞；二是每戶撥給種子和耕牛、農具；三是大口（成人）每日發放口糧一斤或者八兩，小口每日半斤或五兩。在遷徙過程中，左宗棠命令沿途由地方官接送保護，禁止漢族土劣嚇詐。左宗棠對於回民的愛護優待，也引起漢族紳士和漢族受害者的強烈不滿，官學領袖賀瑞麟就發表了一個公開信，收集在他的《清麓集》中。左宗棠為此殺了幾個尋釁報復和敲詐勒索的漢族土豪劣紳。因此當時不論陝回、甘回，都叫左宗棠為「左阿訇」。戰後的河州，新上任的河州知州潘效蘇、河州鎮總兵沈玉遂等到的河州時，「沿途漢、回，列案焚香，迎送絡繹」。
近年來有些不分實事黑白的學者和別有用心的「專家」說，左宗棠拒絕陝西起事回民返回原籍，並將他們安置在土地貧瘠、交通不便等「不適合人居」的地方。查閱當年的歷史檔案，冷靜理智公平客觀地審視當時路途遙遠、原籍地產早已不存、漢回芥蒂尚未消失，返回後勢必引起新的矛盾甚至是新的激烈糾紛等，可以說，左宗棠和清朝政府當時的安置是實事求是的、穩妥科學的、友善關懷的。安定區是當年安置起事回民的重點地區，安置點主要有劉家溝、石家坪、好地掌、青嵐山、新套河、夏家營房等。戊戌盛夏，我和西北師範大學甘肅省地名研究中心的專家教授和學生們三上現今安定區團結鎮好地掌村，考證好地掌宋朝故城，實地察看左宗棠當年安置回民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現在回民的生活狀況。好地掌是宋朝為了防禦西夏的入侵修建的一座城池，城牆厚實而堅固，臨河傍山，地勢險要，穩坐比較開闊的小盆地邊緣。此處兩山環抱，山坡平緩，植被保存較好，想當年肯定是泉水潺潺，山清水秀，是農耕的非常優越之地。明朝在此修建好地掌轉運所，是隴西經通安驛，通向蘭州的重要驛站，交通之便利可見一斑。我走訪了幾戶農家，有成立合作社從事規模養牛羊的，有從事農機修理的，大部分人家都改了嶄新的磚瓦房，新式家電家具齊全，有一戶人修了別墅開着農家樂，好地掌到處呈現着一片寧靜、祥和與富足的氣象。唯一不足的是，村里年輕人比較少，據說都到定西城裡做生意、在定西城裡買房子定居，有相當一部分人上了新疆。前幾年地方上計劃在好地掌修建飛機場，許多移居新疆的好地掌人都返回本村，修旅館，蓋飯店，準備創業大幹一場，可惜飛機場的事情最後沒有了下文。三上好地掌，完全印證了左宗棠當年安置惠民的三條標準，也用事實根據撕開了他們挑撥民族團結，不顧歷史實事，一味給歷史抹黑，給左宗棠抹黑的險惡用心，揭下了別有用心「專家」的醜惡嘴臉！假設有機會，我還想去會寧、靜寧、平涼等安置回民的村子去看看。
差點遺忘了後秦的兩位皇帝姚萇和姚興。那是東晉十六國軍閥混戰、弱肉強食、民不聊生的年代，籍貫隴西的羌族貴胄、戰功赫赫的姚弋仲的兒子與孫子，南征北戰，定隴東，收秦州，控河西、隴南，統一北方，建都長安，建立後秦王朝，更需要讓後代銘記的是，他們都能優禮士人，恤民生賑貧弱，明法令重法治，重視文化教育，使後秦成為亂世百姓賴以托生的樂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