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我的家乡(张剑)
作品欣赏
定西,我的家乡
远去了鼓角争鸣
陇右自古是多民族聚居交汇的地区。从先秦以来，这里就是羌、氐、戎、匈奴、华夏族（汉族）等各民族为了生存发展而争斗，狼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征伐之地。
长城，是战国古代抵御外侮最伟大的杰出军事战略工程，也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象征。有意思的是，战国秦长城和秦长城的起首都在陇西，也就是现在定西地区的行政区域。战国秦长城，也称秦昭王长城，是我国西部最早修筑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水经注》卷二记载，“陇西郡，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置”。当时陇西郡治在狄道，即今临洮县。根据当时秦国战略防御和军事用兵形势分析，这段长城的起首就是陇西郡郡治所在地狄道，为的是加强与西北的匈奴（胡）、西戎的军事优势。战国秦长城起于今临洮县北部新添乡三十里墩洮河东岸的杀王坡，爬上东山，经窑店，渭源庆坪、七圣山，陇西德兴、福星，通渭榜罗、文树、第三铺等进入静宁，在定西市境内长三百余公里。迄今，长城巷、长城岭、长城梁、城墙湾、长城湾、城壕、烽墩梁等地名还在使用。秦长城，是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修筑的长城。《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筑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说，“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虽然有许多学者专家地方文史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论述两处长城起首之地以现临洮居多，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秦始皇秦长城起首就是古临洮，即今岷县。理由是，第一，古临洮，就是现在的岷县；第二，秦长城起首岷县，符合史书“因地形，用制险塞”和“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的技术要求，即长城的修筑是“因地制宜”，以河、崖、壕、燧、堡等一系列天险和构筑物组成，不一定全部是用土筑成厚厚的城墙，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况且近几年也从岷县北部发现了很多的堡寨、壕沟、残砖断瓦等实物可以佐证。
有历史记录的主要战事有，公元前384年即秦献公元年，秦军兵临渭首，进攻豲戎（今陇西）、狄戎（今临洮），使秦国的势力达到洮水中上游。公元前349年即秦孝公十三年，秦国灭豲戎，斩豲王；继而西进，至洮水，灭狄戎，使秦国西境在洮河岸边得到进一步巩固，为秦置陇西郡（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正式设置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打下了稳固的军事政治基础。
西汉时期，汉朝与秦朝残余势力、匈奴、羌族等在陇西大地多次发生战争，最后汉朝取得完全胜利，牢牢地掌握了局势，使陇西稳固地纳入汉朝版图。汉高祖二年刘邦派骑都尉今靳歙，率领汉军西取陇西郡，击败章邯弟弟章平，占领陇西郡治狄道，遂定陇西。此后，汉朝即驻兵戍守陇西，修缮秦塞，防御羌戎。汉高后六年（前182年），匈奴兵入掠陇右，深入到狄道。次年，再寇狄道等地，掠汉民两千余人。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入寇陇西，文帝采纳太常令晁错建议，募民到陇西、北地、上郡，且耕且守，以御匈奴。汉武帝元鼎五年，匈奴和湟水一带的先零羌联兵十万，进攻令居（今永登西北）、安故（今临洮南）、枹罕，汉武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领由陇西、天水等郡征发的步骑十万予以平定。
西汉末年，成纪人隗嚣起兵反对王莽，攻占天水郡治平襄城（今通渭县城），建立陇右割据政权。王莽被杀后，隗嚣又乘机攻占陇西、武都郡。
从三国的魏、蜀之战，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前凉与前赵、后赵争夺陇右，再到后秦与西秦、后凉、南凉的战争，然后又是西秦与后凉、后秦的陇右之战。唐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的战争，宋、金、夏的犬牙交错式征战，都在陇西这块大地如火如荼的进行，一方面造成生灵涂炭，民生凋敝，生态破坏，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血脉融合、生活认同。
宋朝在一般人眼里是消极避战，文强武弱，积极出击的少，被动防御的多。其实在北宋年间，就有一位富有远见卓识且很有胆略的边防统帅，在陇西（陇右）一带建立了不平凡的功业。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进士王韶给朝廷上了一道《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以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安抚司，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从此以一文人出掌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
公元1070年（宋神宗熙宁四年）宋置洮河安抚司，王韶主之。同年吐蕃青唐部族（居住地今渭源、漳县、岷县）首领俞龙珂接受王韶招抚，率领部族十二万归附宋朝。宋朝赐姓名为包顺，包氏家族后代世居岷县、漳县及渭源等地。公元1072年，王韶建议新设了秦凤市易司，加强当地的货物交流。朝廷还任命王韶兼任通远军（治所在今陇西）知军，分割秦州宁远、通渭、熟羊、来远、永宁、威远等六寨归通远军管辖。这一年，王韶连获胜仗，击败吐蕃于武胜军，途中又击败西夏军队，在今临洮境内置武胜城；引兵驻扎渭源堡，以武胜军为镇洮军，又升镇洮军为熙州（今临洮）；置熙河路，王韶担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辖熙州、河州、洮州、岷州、通远军等五州军；王韶建议朝廷洮河沿岸土地可辟为稻田，欲得善种稻者。于是朝廷下诏将淮南、两浙、江南、荆湖、成都府、梓州路谙晓耕种稻田农民罪犯刺配熙州。公元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王韶克复河州；徙秦州茶场于熙州，以便吐蕃交易；置熙州狄道县、河州枹罕县；这一年，王韶收复熙、洮、岷、叠、宕等州，拓地两千余里，招降三十余万人，斩获不顺蕃部近两万人。以后几年，王韶招募汉、蕃弓箭手进行屯田，并在熙州南关开渠堰，引洮水至北关，并自通远军熟羊寨引渭河水至军溉田。此后，李宪节度秦、凤、熙、河诸军，进一步巩固了宋朝在西北陇东、陇西与西夏、金、吐蕃等部族竞争中的有利地位。王韶以一介书生，居庙堂之高而虑千里之外，多年经略熙、河，收复了自安史之乱后失陷三百多年的边疆土地，分朝廷之忧（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安百姓之业（开荒屯田、兴修水利、互市贸易、举办教育、推行中原文化），强边塞之防，睦民族之和，奠定了今天定西行政区划的基础，实为陇西地方发展的有功之臣。
沈儿峪大战，是元朝最后的一点主力在陇西、在甘肃、在西北，与明朝主力部队在定西境内的一次总决战。当时的形势是，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明朝大军主帅徐达由平凉返回京城，留下副将军冯胜驻守庆阳，总制陕甘军事。这时元军主力王保保部据守兰州黄河以北要点，与明军隔河对峙，并伺机渡河攻击明军。王保保闻徐达东返，为抓住战机，于当年十二月遂率其部八万余人履冰过河，明将张温出战失利，王保保包围了兰州城，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后明朝援军陆续赶到，王保保就撤围东去，在定西沈儿峪一带设防，阻击明军援军。洪武三年三月，徐达以征虏大将军身份，带领冯胜、汤和、李文忠、邓愈等久经沙场的战将，征讨王保保。四月，徐达率明军进至安定沈儿峪南，与先前已修筑营垒，并依靠山险的王保保形成对峙。王保保派遣一千多人的精锐欲偷袭徐达军队，但徐达抓住王保保兵力分散、主力减弱的有利战机，指挥军队奋不顾身向王保保主营阵地发起猛攻。经过激烈厮杀，元军大败，徐达军俘获元朝公主、将校、僚属一千八百多人，士卒八万多人，并缴获战马一万五千匹和大批粮食辎重。沈儿峪一战，王保保率领的元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仅有王保保等少数人突围北逃至北元都城和林。关于沈儿峪的确切位置，有三种说法：一是定西北五里大涧沟；二是定西西北七十里车道岭；三是定西北三四十里至鲁家沟川。笔者就居住在定西，平常就和本地文史研究者多有交流，大家均认为大涧沟其地狭窄，前有敞开的沟口，而山沟后脑没有可以后退的道路，且无可以凭据的天险，山不高，坡不陡，既容不下二十万双方兵力摆布，也缺乏决战的其他基本要素，因此可以排除此地是沈儿峪的可能性。车道岭出现在明史书记载中，但是车道岭也绝非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然屏障，坡缓、岭长，背后是榆中宛川，一直通往兰州，虽然此处相比大涧沟的优势突出，但是兵败如山倒，假设王保保军一旦失败，退路无险可守的窘境也应该不是元朝第一元帅的首选。戊戌夏月，我和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地名研究中心的几位专家教授去鲁家沟平西城考察，在狭窄的关川河谷口、分布在关川河的左右的两座城墙高耸、四周较长、墙体宽厚、濒临河水，并且河谷两岸悬崖峭壁，险峻异常，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当年的主战场应该是以巉口关（古镇，交通要道，南连安定，西去兰州，北通会宁、靖远，过了黄河就是宁夏、内蒙）为中心，王保保军以鲁家沟川和车道岭为纵深（北），徐达军以安定为纵深（南）；那条“峪”，或许就是巉口南来北去的关川河与发源于车道岭官兴岔、自西而来的秤钩河。还有佐证就是安定城北遗存至今的“点将台”（徐达点将台，也称中山垒，徐达被朱元璋封为中山王），鲁家沟川道的“将台堡”（王保保点将台）和地名“将台村”。合理的解释就是王保保兵败后，后卫部队坚守鲁家沟通往会宁靖远的险隘关口，精锐亲随从这里一口气奔往漠北。从来战场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例子少，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留有后路的选择更为科学，更为合情合理。
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内乱和西征新疆途中驻扎定西整一年，这是定西历史上必须大书特书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个节点。公元1871年9月16日（同治十年辛未八月庚申初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职任从会宁进驻安定，到公元1872年8月18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离开安定，到达兰州陕甘总督府辕门，在定西这块地方工作了十一个月。在这近一年中，他办了两件事，影响了收复新疆这个中国大局，影响了后世西北民族的生活现状。一是接受河州起事回民首领马占鳌等的诚心归顺，在安定大营接见河州起事首领的“十大公子（有马占鳌长子马七五、花寺马永瑞长子马如蛟、洪门马万有长子马福才等）”，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禀帖。左宗棠在谈话中知道马七五还没有名字，就当面给他起名字“马安良”，表字“翰如”（马安良，后官至民国北洋政府甘肃提督，陆军上将军衔）。左宗棠对十个少年说，你们的父亲能真诚悔罪，率众归顺，很好，很好。我一定接受他们的好意，好好招呼。现在我就要进兰州，回去告诉你们的父亲，叫他们不要害怕，都来兰州见我，商量善后办法。于是这十大少年很满意地回到河州。马占鳌即照左宗棠的指示召集群众讨论后，同马培真、马永瑞、马万有、马海妟等十二人赴兰州，诚恳表示归降，左宗棠接受他们的真诚悔罪归顺，叫他们戴罪立功。河州事变的顺利解决，为肃州内乱的顺利解决集中了兵力，稳定了陇右、河湟、兰州大后方，也为解决新疆危局提高了前提和条件。对此，马占鳌深明大义也是功不可没的。另一件事，就是妥善安置战后难民。左宗棠对于安置地方的标准有三方面，一是要荒绝地亩，有水可资灌溉；二是要自成一个片段，可使聚族而居；三要是一片平原，距离大道既不过远也不过近（“乃预饬地方各牧，另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旋委员分途履勘”）。按照这些条件，对于起事后散居于西宁、固原、河州等地的陕西、甘肃回民分别安置在安定、会宁、平凉、秦安、清水等地。对于具体生活，左宗棠采取救助措施，能使他们得到基本的保障：一是每户匀给荒绝地亩，并匀给房屋、窑洞；二是每户拨给种子和耕牛、农具；三是大口（成人）每日发放口粮一斤或者八两，小口每日半斤或五两。在迁徙过程中，左宗棠命令沿途由地方官接送保护，禁止汉族土劣吓诈。左宗棠对于回民的爱护优待，也引起汉族绅士和汉族受害者的强烈不满，官学领袖贺瑞麟就发表了一个公开信，收集在他的《清麓集》中。左宗棠为此杀了几个寻衅报复和敲诈勒索的汉族土豪劣绅。因此当时不论陕回、甘回，都叫左宗棠为“左阿訇”。战后的河州，新上任的河州知州潘效苏、河州镇总兵沈玉遂等到的河州时，“沿途汉、回，列案焚香，迎送络绎”。
近年来有些不分实事黑白的学者和别有用心的“专家”说，左宗棠拒绝陕西起事回民返回原籍，并将他们安置在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等“不适合人居”的地方。查阅当年的历史档案，冷静理智公平客观地审视当时路途遥远、原籍地产早已不存、汉回芥蒂尚未消失，返回后势必引起新的矛盾甚至是新的激烈纠纷等，可以说，左宗棠和清朝政府当时的安置是实事求是的、稳妥科学的、友善关怀的。安定区是当年安置起事回民的重点地区，安置点主要有刘家沟、石家坪、好地掌、青岚山、新套河、夏家营房等。戊戌盛夏，我和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地名研究中心的专家教授和学生们三上现今安定区团结镇好地掌村，考证好地掌宋朝故城，实地察看左宗棠当年安置回民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现在回民的生活状况。好地掌是宋朝为了防御西夏的入侵修建的一座城池，城墙厚实而坚固，临河傍山，地势险要，稳坐比较开阔的小盆地边缘。此处两山环抱，山坡平缓，植被保存较好，想当年肯定是泉水潺潺，山清水秀，是农耕的非常优越之地。明朝在此修建好地掌转运所，是陇西经通安驿，通向兰州的重要驿站，交通之便利可见一斑。我走访了几户农家，有成立合作社从事规模养牛羊的，有从事农机修理的，大部分人家都改了崭新的砖瓦房，新式家电家具齐全，有一户人修了别墅开着农家乐，好地掌到处呈现着一片宁静、祥和与富足的气象。唯一不足的是，村里年轻人比较少，据说都到定西城里做生意、在定西城里买房子定居，有相当一部分人上了新疆。前几年地方上计划在好地掌修建飞机场，许多移居新疆的好地掌人都返回本村，修旅馆，盖饭店，准备创业大干一场，可惜飞机场的事情最后没有了下文。三上好地掌，完全印证了左宗棠当年安置惠民的三条标准，也用事实根据撕开了他们挑拨民族团结，不顾历史实事，一味给历史抹黑，给左宗棠抹黑的险恶用心，揭下了别有用心“专家”的丑恶嘴脸！假设有机会，我还想去会宁、静宁、平凉等安置回民的村子去看看。
差点遗忘了后秦的两位皇帝姚苌和姚兴。那是东晋十六国军阀混战、弱肉强食、民不聊生的年代，籍贯陇西的羌族贵胄、战功赫赫的姚弋仲的儿子与孙子，南征北战，定陇东，收秦州，控河西、陇南，统一北方，建都长安，建立后秦王朝，更需要让后代铭记的是，他们都能优礼士人，恤民生赈贫弱，明法令重法治，重视文化教育，使后秦成为乱世百姓赖以托生的乐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