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梁启超）
作品欣赏
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
山中赵邠卿，起居复何似？去秋书千言，短李为我致，坐客睹欲夺，我怒几色市；比复凭罗隐，寄五十六字，把之不忍释，浃旬同卧起。
稽答信死罪，惭报亦有以：昔岁黄巾沸，偶式郑公里；岂期姜桂性，遽撄魑魅忌；青天大白日，横注射工矢。
公愤塞京国，岂直我发指。
执义别有人，我仅押纸尾。
怪君听之过，喋喋每挂齿，谬引汾阳郭，远拯夜郎李。
我不任受故，欲报斯辄止。
复次我所历，不足告君子。
自我别君归，嘐嘐不自揆，思奋躯尘微，以救国卵累，无端立人朝，月躔迅逾纪。
君思如我戆，岂堪习为吏。
自然枘入凿，窘若磨旋螘。
默数一年来，至竟所得几，口空瘏罪言，骨反销积毁。
君昔东入海，劝我衽慎趾，戒我坐垂堂，历历语在身。
由今以思之，智什我岂翅。
坐是欲有陈，操笔则颡泚。
今我竟自拔，遂我初服矣。
所欲语君者，百请述一二：一自系匏解，故业日以理，避人恒兼旬，深蛰西山阯。
冬秀餐雪桧，秋艳摘霜柿。
曾踏居庸月，眼界空夙滓；曾饮玉泉水，洌芳沁痐脾。
自其放游外，则溺于文事，乙乙蚕吐丝，汩汩蜡泫泪，日率数千言，今略就千纸。
持之以入市，所易未甚菲。
苟能长如兹，馁冻已可抵。
君常忧我贫，闻此当一喜。
去春花生日，吾女既燕尔，其婿夙嗜学，幸不橘化枳。
两小今随我，述作亦斐亹。
君诗远垂问，纫爱岂独彼。
诸交旧踪迹，君倘愿闻只：罗瘿跌宕姿，视昔且倍蓰，山水诗酒花，名优与名士，作史更制礼，应接无停晷，百凡皆芳洁，一事略可鄙，索笑北枝梅，楚璧久如屣；曾蛰蛰更密，足已绝尘轨，田居诗十首，一首千金值，蛰庵躬耕而丧其赀丰岁犹调饥，骞举义弗仕，眼中古之人，惟此君而已；彩笔江家郎，翊云在官我肩比，金玉兢自保，不与俗波靡，近更常为诗，就我相砻砥，君久不见之，见应刮目视。
三子君所笃，交我今最挚。
陈徵宇林宰平黄孝觉黄哲维梁众异，旧社君同气，而亦皆好我，襟抱互弗閟；更二陈弢阉、石遗一林畏庐，老宿众所企，吾间一诣之，则以一诗贽；其在海上者，安仁潘若海嘻顦顇，顾未累口腹，而或损猛志；孝侯周孝怀特可哀，悲风生陟屺，君曾否闻知，备礼致吊诔。
此君孝而愚，长者宜督譬。
凡兹所举似，君或谂之备，欲慰君索居，词费兹毋避。
大地正喋血，毒螫且潜沸，一发之国命，懔懔驭朽辔。
吾曹此馀生，孰审天所置，恋旧与伤离，适见不达耳。
以君所养醇，宜夙了此旨；故山两年间，何藉以适己？箧中新诗稿，曾添几尺咫？其他藏山业，几种竟端委？酒量进抑退？抑遵昔不徒？或言比持戒，我意告者诡，岂其若是恝，辜此郸筒美；所常与钓游，得几园与绮？门下之俊物，又见几騄駬？健脚想如昨，较我步更驶，峨眉在户牖，贾勇否再儗？琐琐此问讯，——待蜀使。
今我寄此诗，媵以欧战史，去腊青始杀，敝帚颇自憙，下酒代班籍，将弗笑辽豕；尤有亚匏集，我嗜若脍胾，谓有清一代，三百年无比，我见本井蛙，君视为然否？我操兹豚蹄，责报乃无底：第一即责君，索我诗瘢痏，首尾涂乙之，益我学根柢；次则昔癸丑，禊集西郊沚，至者若而人，诗亦杂瑾玭，丐君补题图，贤者宜乐是；复次责诗卷，手写字栉比，凡近所为诗，不问近古体，多多斯益善，求添吾弗耻；最后有所请，申之以长跪，老父君夙敬，生日今在迩，行将归称觞，乞宠以巨制，乌私此区区，君义当不诿。
浮云西南行，望中蜀山紫，悬想诗到时，春已满杖履，努力善眠食，开抱受蕃祉，桃涨趁江来，竚待剖双鲤，岁乙卯人日，启超拜手启。 [1]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2]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现，裂，君后逃，辇毂塞，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3]